本文出自猫智深的《时政记者读历史》系列，上接此篇 两个落魄男人凑一起，竟整出来中国近代最强军队
一、
“李鸿章！我与你父亲交好，可你为何害我？让我落得曾国藩一样的下场！”工部左侍郎、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吕贤基对着李鸿章嘶吼道：“因为你的奏折，圣上竟令我也如曾国藩一样，去安徽省搞什么团练。”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攻破安徽省府安庆，李鸿章感念家乡遭祸，而自己仅为官职低微的翰林院编修，就怂恿大佬吕贤基上疏请求朝廷发兵救安徽。吕贤基同意了，并让李鸿章代笔。
李鸿章连夜写了一篇长文，让人送到吕府后蒙头就睡。李鸿章起床后已是中午，他来到吕府，却听到哭声一片。
刚进门，吕贤基就“自内跳而出”，揪着李鸿章道：“你那封奏折怎么写的写？咸丰皇帝看后说爱卿你这么热爱你家乡，那就派你去敌后办团练吧。”
吕贤基的工部侍郎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油水丰厚，却因为一封奏折就被派去开辟敌后战场，而且朝廷既不调拨兵马也不拨付军饷，只令他孤身返乡，形同光杆司令。。
“李鸿章你害了我，我也要害你！我给皇上说了你跟我一样热爱家乡，皇上让咱俩一起回安徽。”吕贤基接着说。
果然，不久后皇上下旨令李鸿章辅佐吕贤基，一起回安徽办团练。
吕贤基还觉得不解气，认为是有人在背后撺掇李鸿章害自己，接连上疏还有许多安徽在京官员同自己一样热爱家乡，都想回去开辟敌后战场。
皇上一并应允。
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人王茂荫的儿子也在热爱家乡的名单上，王茂荫大怒，认为都是你李鸿章小子搞出来的事端，也上奏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也热爱家乡，李鸿章他爹也被派去搞团练了。
李文安郁闷之余，保奏了吕贤基之子吕锦文热爱家乡，对外宣称“吕贤基你带我儿子回安徽热爱家乡，我李文安也要带你儿子热爱家乡。
大量安徽籍京官就这样彼此歌颂对方热爱家乡，携手把家回。朝廷还不给他们一毛钱，完全用爱发电。
上述事件记载于清朝刘体智的《异辞录》里，有研究者质疑此事，然而作者刘体智是李鸿章的干儿子，其父亲刘秉璋又是李鸿章的核心幕僚，先后当过浙江、江西和四川的一把手，此事不能说不是空穴来风。
由该笔记可知，在当时像曾国藩一样被派回老家办团练不是什么好差事，为官者大多避之不及。
果然，吕贤基返回安徽后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当地自有行政体系，其政令也没人在乎。仅仅不到一年， 吕贤基驻守的安徽六安舒城县被攻破，他也投水而死。李鸿章则在城破前一晚突围而走，侥幸捡了条命。
二、
曾国藩是因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建议而被任命为团练大臣。
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接连胜利让清廷认识到绿营已腐朽不能战，只得将武装权力下放，允许地方乡绅搞团练。而为了让这些私人武装仍受控制，朝廷就不断委任信得过的官员或前官员担任团练大臣。
从咸丰二年之后的两年内，清廷总计委任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289位团练大臣，遍及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浙江、四川、贵州、福建、陕西等 14 省。
然而，朝廷既没有给团练大臣们法定的地方职权，也不提供军饷，只给一道 “便宜行事” 的旨意，让他们自行募兵维稳。
这些大臣们在地方上没权、没钱、没兵、没粮，绝大多数都如吕贤基一样结局惨淡。
即使少部分能力出众者将团练办起来立下战功，一旦局势缓和，时刻铭记自己是外来殖民者的满族八旗集团也会收回兵权。
比如时任北京副市长（顺天府丞）的河南人毛昶熙，他回籍督办河南团练后，制定条规、广筑圩寨，颇有战绩，是少数真正练出了规模化武装力量的团练大臣。然而，他很快被划归僧格林沁节制，又在后者死后被召回京问责。
在这些团练大臣中，曾国藩这些湖南人是少数能成事者。
三、
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他掌握着不少湖南人最擅长的技能---抓权，曾国藩是个天生的权力动物。
咸丰二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在武汉被太平军攻破后上疏，请求任命正在家丁忧的曾国藩为团练大臣。
咸丰同意了，并给曾国藩下发圣旨，核心任务有两条：
1、帮办团练，2、搜查土匪。
咸丰本意很模糊，大概是让曾国藩在家乡利用自身威望组织个队伍，维持一下治安。
曾国藩很快回复了咸丰，这个回复彰显了他抓权的能力。
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曾国藩 《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曾国藩意思是，在老家搞团练多没意思，要搞就搞大的，我要在省城长沙搞。而且我自幼熟读戚继光兵法，皇上你放心，我肯定能成。
历史上抓权第一步都是占据制高点，曾国藩在省城搞团练就是抓住了整个湖南省团练工作的制高点，也是荀子所谓的"名定而实辨"。
就因为下了这步棋，虽然在曾国藩之前已经有湘阴知县朱孙诒、新宁举人江忠源等人办起了各自的团练，但曾国藩却必然走到湘军政治集团的领袖位置。
曾国藩来到长沙后，当时湖南正面临太平军的威胁，张亮基就将乡绅罗泽南、王錱等带领的千人团练队伍划归于他，曾国藩算是有了兵。
随后，曾国藩就开始了抓权行动。
革命的第一步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抓权也是。敌人是明摆的，曾国藩需要把权力从原本的行政机构中抓过来，而这就需要曾国藩有自己的盟友。
曾国藩将湖南地方上的乡绅选定为盟友。
他在来到长沙的当月就对全省发布了《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提出要“各州县公正绅耆，务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
曾国藩授予了湖南各地地主们审案和杀人的权力。《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称，“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意思是说，你们发现村里有谁可能是造反分子，你们自己就可以即刻处死。
从此以后，湖南的地主们就可以合理合法的杀人，而被杀者是否“素行不法”完全由地主们说了算。
曾国藩此举在于给地主们让渡司法权，而有了司法权的地主们将成为自己所在村落、乡镇的“土皇帝”。
作为交换，曾国藩除了要求地主们忠于清朝，也要求其拿钱来回馈自己，让自己有钱装备湘军。
本质上，这不过是一场交易。
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曾国藩
然而，清朝地方上自有司法系统，地主们怕被秋后算账，谁也不敢自行其是。眼见于此，一个月后，曾国藩拉了几个候补官员和落魄书生，成立了个审案局。他让地主们将怀疑对象送过来，自己来审。
曾国藩采用“大跃进”的方式办案，极为高效，往往当天受理，当天结案。审案的官员都是落魄书生和候补官员，曾国藩认为他们有读书人的“德”，必不会有冤假错案。
短短四个月内，经曾国藩亲自批示执行的斩立决的有104人，当场打死的2人，死在监狱中31人，外加他指示处决的人，则数倍于此。如巴陵县一案就先后处决土匪71名。
于是，“曾剃头”的大名就响彻了湖南大地，可止小儿夜啼。
至此，曾国藩既结好了地主，手里又有能杀人的刀，筹款自然无往而不利。《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早期湘勇“募练之饷，恃劝捐接济”，曾国藩还选派员绅在湖南各县开办劝捐局，把手伸到每一个村的“土皇帝”面前。
仅仅几个月后，湘军就扩充至3600人以上。曾国藩给湘军开高薪，普通士兵每月开4两银子，而绿营士兵的月收入只有1两，这意味着他每个月需要至少一万五千两白银，按购买力换算相当于现在的八百万元，这些钱大部分需要他自己仗着审案局的威名来“募捐”。
权力就是金钱，而司法权更是最值钱的权力。曾国藩侵犯了湖南行政系统的司法权力，也就此得罪了整个湖南官场。
四、
曾国藩抬高地主群体以架空官僚集团，很可能是左宗棠出的点子。
曾国藩刚从老家湘阴来长沙办团练时，左宗棠还在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手下做幕僚长。曾国藩来了后，每天都与和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三人长谈，并在之后办团练和审案局。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曾国藩与胡林翼的信
左宗棠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则称曾国藩“正派而肯任事”,彼此间很合得来。当然，左宗棠一向傲娇，他不忘在信中称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
正因为有了张亮基和左宗棠的支持，整个湖南官僚系统对曾国藩在司法领域的揽权表示沉默。
紧接着，曾国藩又将手伸到了绿营系统。
曾国藩的职位是团练大臣，本身并没有管辖绿营的权力，但他扯着咸丰给他的圣旨做大旗，借口皇帝命令自己剿匪，而自己需要统一指挥，就将绿营纳入自己的督办范畴，让绿营与湘军一起操练。
绿营这些大爷们相当于国企职工，岗位都是父子相传的，本身就对曾国藩这个外来户并不感冒。
而且，清朝的体制极为僵化，绿营已经10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拿到还是清初多尔衮入关时定下的每月1两银子的工资，根本不够生活。绿营官兵每天忙得很，都在凭着身上这身军服在外面搞走私和收保护费，搞部队经商，哪里有时间操练？
曾国藩突然让他们日常跟湘军一起训练，那可要了这些国企职工的老命了，顿时怨声载道。然而，因为张亮基支持曾国藩，绿营也不得不配合。
其中最配合的当然是张亮基直辖的警卫营，其首领塔齐布每次必到，手下带的士兵也将曾国藩的面子给足，操练场上将口号喊得嘹亮。
曾国藩一开心，就给咸丰上书，将塔齐布升为副将，并在日后将其逐渐拉入到湘军体系中。
然而好景不长，咸丰三年年初张亮基升为湖广总督，带着左宗棠离开长沙去了武昌。
没有了张亮基的撑腰，长沙绿营就不给曾国藩面子，将领们渐渐就不来出操，士兵们即使来也是哈欠连天。
“曾剃头”这火爆脾气哪受得了这个，直接向咸丰投诉长沙军区老大（长沙协副将）清德。
他给出清德的罪状主要有两条，分别是此人不来操练和太平军攻城激烈时脱下官服躲入百姓家中。由罪状可以看出，曾国藩早就搜集好了清德的黑材料。
奏折递上去后，清德很快被免职，曾国藩洋洋得意：我老曾在北京混了十年，跟皇帝熟，即使张亮基走了，皇帝还是我的后台。
然而，强龙难压地头蛇，曾国藩此举不仅彻底得罪了绿营系统，也让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对其产生不满。
八月初四日，绿营与湘军因赌博而产生冲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号称治军极严的湘军，竟然跟绿营厮混到一起赌博），有湘军士兵被打死。
曾国藩大怒，立刻找到湖南军区老大（提督）鲍起豹，指名索捕肇事者。
八月初六日夜，鲍起豹将肇事者径直捆送曾国藩公馆，让他发落。
这个“夜”字很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鲍起豹又鼓动绿营发起骚乱。当晚，绿营士兵冲入已经投奔曾国藩的塔齐布家中，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未被寻到，绿营士兵就砸毁了其家。
紧接着，绿营又冲进曾国藩住处，还开枪打伤曾国藩的随身亲兵。更耐人寻味的是，此处与骆秉章的湖南巡抚衙门就一墙之隔，而骆秉章却装聋作哑，坐观事态发展。
曾国藩眼见有性命之忧，只得亲自叩门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出来后，对备受侮弄的曾国藩无一语相慰，反而亲自给肇事者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事后，骆秉章也没有追究绿营和鲍起豹的责任，此事就不了了之。
经此一事，曾国藩颜面扫地，再也指挥不动绿营。
此时的曾国藩有三个选择。
一、弹劾鲍起豹，利用自己在京城的关系将其扳倒。
二、巴结湖南巡抚骆秉章，让其如同前任张亮基一样支持自己，进而继续争夺绿营的指挥权。
三、维持现状，不再指挥绿营，继续在长沙练自己的湘军。
但他思量此三策，却发现无一可行。
若他弹劾鲍起豹，就意味着逼咸丰在自己和鲍起豹中做出一个选择。自己未曾做出成绩，咸丰必然选择掌握湖南绿营的鲍起豹。
结好骆秉章也极难，自己是前任巡抚张亮基请来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以后做出来成绩只能证明张亮基的先见之明，骆秉章为何要支持自己？
而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做，也未必能安稳呆在长沙。此前办审案局已经将湖南官场上上下下全部得罪，如今自己颜面尽失，以后难保有各种势力如同绿营般来找自己的事，到时该如何收场？
曾国藩看似无路可走。
思虑再三后，曾国藩没选择上面三策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选择“认栽”。他带着湘军灰溜溜地滚出了长沙，以剿匪的名义来到衡阳驻扎下来，继续练兵。
退一步，有时就是海阔天空。
五、
此时的左宗棠也在面临三个选择。
张亮基已经被调往山东防备太平天国的北征军，左宗棠并未随其前往，而是返回了湖南老家。
在临走时，左宗棠精心布置的田家镇防线被太平军轻松攻破，继而武汉又入敌手，因此他也饱受质疑，身心交瘁。
但还是有三个人又请他出山做幕僚，分别是最早组织团练的江忠源、正焦头烂额的曾国藩，以及湖南巡抚骆秉章。
江忠源可以说是湘军的创始人，是湖南最早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天国的人，曾在蓑衣渡之战一炮轰死太平天国高层中唯一的文化人--南王冯云山。他此时已战功累累，当上了安徽巡抚，也是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众巨头中最早当上巡抚者。
曾国藩此时虽然身处困境，但未必没有翻身之日，尤其他对左宗棠言听计从，能让其一展才华。
而骆秉章却未必是个好选择。
此人从过往经历上来看，完全就是个“倒霉蛋”---从小倒霉到大。
骆秉章从小随父亲在佛山生活，17 岁参加县试一举考中第一名，结果因为佛山无骆姓宗族，被考生集体举报 “冒籍应试”，被取消了他的全部成绩。他又想回到祖籍广州花都去考，结果花都又不接受他。两边来回踢皮球，搞得才华横溢的他直到40岁才最终入籍花都，考上进士。
巧的是，花都是洪秀全的故乡。
此后，他去做官，多年历练后到中央银库任职。可没过多久，户部银库亏空案爆发，骆秉章虽然一毛钱都没贪，却依旧以 “失察” 罪名被革职，还被罚赔白银 18200 两。
虽然后来道光帝查明他持正无私，但银子还要赔，而且官位大幅跳水，相当于多年仕途一夜回到解放前。
紧接着他母亲去世，又按制丁忧守孝三年，仕途彻底中断。
丁忧复职后，骆秉章的仕途依旧是 “劳碌命 + 苦差事” 配置：先被派往山东、河南、江苏四处查办疑难案件，都是得罪人的差事。之后，他又担任贵州、云南布政使，全是偏远、财政困难、民族矛盾复杂的省份。
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57 岁的骆秉章才终于升任湖南巡抚，熬成封疆大吏。可他刚到任，太平军就来了，道州、郴州等地相继被太平军攻陷。
而骆秉章与洪秀全是老乡，更让民间流言四起，称两个人是同学，很快骆秉章就因 “清剿不力、筹备防务迟缓”被革职。
如今，也许是战死了太多封疆大吏，也许是没人再敢趟湖南的浑水，朝廷竟又启用了骆秉章。
左宗棠该如何选择呢？
----本篇完，全文未完待续
部分参考资料
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 李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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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彰阿与曾国藩的师生情》赖晨 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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