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李宗仁飞抵北京后，曾公开指斥数月前刚在台北病死的陈诚“欺世盗名”。有人认为，这迟来的一击，不过是他旅居美国期间向唐德刚口述回忆录时，对陈诚那种系统性鄙夷的公开版本。
在那部堪称近代权斗口供的《李宗仁回忆录》里，这位前代总统几乎对所有党政对手都维持着一种策略性的宽厚，唯独提到陈诚，用词近乎刻毒，直称“陈辞修这人，才不足以驭下，德不足以服人，蒋先生却偏要把他当作柱石，焉得不败”。
李陈二人的积怨之深，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蒋桂战争。
当时陈诚以第十一师副师长身份，率部充当击溃桂系主力的先锋，将李宗仁、白崇禧经营多年的武汉基地一举摧垮。从此，桂系视陈诚为蒋身边最锋利的鹰犬。
抗战期间，李宗仁坐镇第五战区，指挥台儿庄大捷后，陈诚以政治部部长身份巡视各战区，对第五战区的兵员补充和装备发放曾多次提出“裁抑”意见，这让李宗仁认定陈诚在蒋介石面前进了谗言。等到1944年11月陈诚正式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李宗仁坐镇汉中行营，同样感受到补给分配上的厚此薄彼。
他在口述中把何应钦与陈诚放在一起骂：“军政部那些人，何敬之也罢，陈辞修也罢，对我们第五战区从来就没痛快过。”
李宗仁对陈诚最致命的攻击，几乎全部集中在军事才能的彻底否定。
他在口述中讲得极为露骨：陈诚论军事，比白健生差得远；论政略，远不及何敬之。他的才具，顶多做个团长师长，蒋介石硬要他指挥三四十万大军，岂能不败？
为了坐实这个论断，李宗仁特别谈到了陈诚在东北战场上的表现。
1947年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一到沈阳就对外宣示“只需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
李宗仁对此的追述毫不留情：陈辞修一到东北就摆出曹操下江南的派头，喊了半年口号，不但优势没恢复，反把国军的精华全部葬送。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的王牌，都叫他断送在公主屯、锦州那些据点里了。
他具体指出，陈诚的致命伤是不懂集中兵力，把嫡系主力像撒胡椒面一样平摊在几十个孤立的城市，刚好让林彪围点打援，一个一个吃掉。新五军在公主屯全军覆没、军长陈林达被俘后，陈诚在指挥所里只会拍桌骂人，从不研究作战地图。
李宗仁甚至引用当时东北民间流传语——“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嘲讽陈诚去东北后唯一的交通成就，就是修通了沈阳南北两站之间的短程铁路，其它干线全被切断。
李宗仁对陈诚的第二层批判，集中在陈诚的政治人格与派系操作。
李宗仁将“土木系”直接定性为党国内部的毒（瘤）：“陈诚以十一师和十八军起家，凡这两支队伍出身的，即便庸懦无能，也破格提拔；非其系统者，战功再高也遭排挤。弄得全军上下只知有陈辞修，不知有国家法统。”
他点名指责陈诚在参谋总长任上，把手伸得极长，兼任海军总司令，又干预空军人事，整个中央军事机器几乎成了他的私人账房。
更让李宗仁忍无可忍的，是1949年他出任代总统后与陈诚的正面冲撞。他下令将中央银行存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回大陆一部分以应付军政开支，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身份复电拒绝，电文中竟称“此款应由中央另作统筹，不便外运”。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几乎是以痛骂的笔调写下：“此时我以代总统之尊，竟不能调拨一文军费，陈诚以区区省主席，竟敢抗命中央。他口口声声忠于党国，实则忠的只是蒋先生一人。蒋既下野，他便立刻把台湾经营成蒋的私人巢穴，眼中根本无我这个总统。”
对于陈诚主政台湾后的土地改革，李宗仁的批评则带有更复杂的政治动机，且同样尖锐。
陈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长期被国民党史观塑造为仁政典范。李宗仁偏在口述中彻底拆解这一神话：“陈诚的土改，不过是借改革之名，行政治收买之实。他利用大陆运去的黄金和美国经援，向地主赎买土地，再半卖半租给农民，一则收买农村人心，二则把地主阶层彻底制服。这种上下其手的把戏，与他在湖北搞‘新湖北建设’一样，都是政治花架子。”
他更进一步断言：“陈诚根本不是搞建设的人才，他靠的是蒋氏父子赋予的权力，用台湾一省财力树个人威信，好为蒋经国日后接班铺路。”
这种诛心之论，将陈诚在台湾最后十年苦心经营的身后名，直接扫进了“表演政治”的泥淖。
值得注意的是，剥去桂系与中央系数十年缠斗的感情色彩，李宗仁的批判仍然击中了一些绕不过去的要害。
他反复引用陈诚的部下和同僚的言论来坐实自己的判断，譬如提到杜聿明离开东北前，曾对郑洞国说过“陈辞修把东北败光了”；又指廖耀湘在辽沈战役前就预判，“只要陈诚的人还操纵指挥权，仗就没法打”。
对于陈诚在宜昌失守后，将失城责任推给江防军部属，及至东北败绩，又假借严重胃出血离沈赴沪等细节，李宗仁给出的八字定评毫不修饰：“饰非诿过，一贯作风”。
最终，李宗仁在回忆录收束处，对这位蒋介石一生最宠信的军事强人，留下了那段流传最广的判词：“陈辞修器小易盈，寡廉鲜耻，才具不足驭一营，蒋介石硬用他掌军国大政，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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