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惟几(1887—1945),日本军国主义头目,陆军大将。他的一生,从幼年军校到陆军大学,从侵华前线到本土决战的最后挣扎,最终在日本投降前夕剖腹自尽。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信徒,也是那个疯狂时代的一个悲剧缩影。
军国主义狂徒: 阿南惟几(1887—1945)
明治二十年(1887)2月21日,阿南惟几生于东京,其父阿南尚是大分县内政官。幼年随父辗转大分、东京、德岛。德岛初中二年级时,其父的朋友、第十一师团长乃木希典来到他家,考察了他的剑道后大加赞扬,对他父亲说:“有子如此,不枉生平。”劝他参加军队。明治三十三年(1900),阿南惟几毕业于广岛陆军幼年军校。明治三十八年(1905),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翌年晋升少尉,任步兵第一联队附。此后一路攀升,大正七年(1918)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三十期,历任参谋本部员、萨哈林州派遣军参谋、军令部参谋,昭和三年(1928)被选派为天皇侍从武官,昭和五年(1930)晋升大佐,昭和十年(1935)晋升少将,昭和十三年(1938)晋升中将。他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军官的晋升之路。
同年11月,阿南惟几被派往中国山西,出任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守备同蒲铁路北段。次年9月,调回国内任陆军次官,成为陆相畑俊六的副手。昭和十六年(1941)4月,他接替在上高会战中失利的园部和一郎,出任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9月初,阿南惟几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十二万人,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十三个军、十七万人奋力反击。阿南惟几吸取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曾一度攻占长沙。
然而,同年12月进行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阿南惟几因轻敌冒进,两个师团在长沙城下被合围,经过苦战才得以逃脱。此役,日军攻击受挫,损失惨重,被毙伤五万六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二万八千余人。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一次全胜之战,也是阿南惟几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他的名字,从此与中国抗战史上的辉煌胜利紧紧连在一起——作为战败者的一方。
昭和十七年(1942)7月,阿南惟几升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和方面军司令部一起调到新几内亚战场,对抗美澳联军的反攻。昭和十八年(1943)5月1日晋升大将。昭和十九年(1944)12月任航空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昭和二十年(1945)4月,出任铃木贯太郎内阁的陆军大臣。此时,日本已是穷途末路。8月9日晚,裕仁天皇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惟几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等叫嚣“本土决战,一亿国民准备为名誉而死”,反对无条件投降。但天皇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在得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结束了自己五十八年的生命。
阿南惟几有八个子女,其中两个儿子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子阿南惟晟中尉,1943年11月20日在常德会战中战死,与父亲一样,死在了中国的战场上。而六子阿南惟茂,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作为外交官,他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1988年,载入日方“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文字的《中日联合宣言》,就是阿南惟茂任外务省亚洲事务局长时起草的。阿南惟茂夫人阿南史代,是一位历史学家,二十多年间一直研究北京的历史遗迹,出版了《寻访北京的古迹古树、雄石、宝水》,呼吁保护北京的历史古迹。父子两代,一个在战场上与中国为敌,一个在外交上为中日和解奔走;一个剖腹自尽,一个成了“中国通”。历史的吊诡,时代的变迁,都浓缩在这一个家族的命运里。
阿南惟几死了,死在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日本投降。他选择了用武士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想过,被他送进战场的那些士兵,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力。他的后代选择了和平与反思,或许,这才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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