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照片，十一年，从办学到改约法，走完了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换轨全程。
1903年，三江师范学堂成立时的创办团队合影。照片中人物众多，分列前后三排，镜头里，前排左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右为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除了前排的封疆大吏，后排站立的多为学堂的中外教习（教师）及行政职员。
堂定名“三江”，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意，旨在打破地域界限，为东南数省培养新式师资。张之洞在奏折中强调：“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这所学校后来历经更名（1905年改为两江师范学堂），最终演变为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源头之一。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举行的“彰德秋操”，右侧身着军装的正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此次秋操是晚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阵容最豪华的一次新军军事演习。
为了检验晚清新政中编练新式陆军的成果，清政府继1905年河间秋操后，决定在河南彰德府举行第二次大规模实兵对抗演习。北军是段祺瑞带的北洋第五镇，南军是黎元洪、张彪带的湖北第八镇。3.3万精锐、5000匹战马，还有英美德日等国的武官和媒体现场观摩，堪称晚清陆军的“期末大考”。
演习时间为1906年10月22日至25日，由袁世凯与满洲贵族铁良共同担任阅操大臣（总指挥）。演习首次实现了通过近代京汉铁路跨省调集兵力，并检验了步、骑、炮等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
演习大获成功，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但清廷满族权贵（尤其是铁良）感到了恐惧。秋操一结束，袁世凯就被削去军权，赶回安阳“养病”。但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在洹上村“垂钓”，静静等待时机。五年后，他借着辛亥革命的风浪，再次出山，最终成了民国大总统。
颇具戏剧性的是，几年后，正是这支“以学问胜”的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直接埋葬了大清王朝；而“以勇气胜”的北洋军，则在袁世凯的统领下，成为了逼迫清帝退位和掌控民国政局的核心力量。
1908年11月，安徽安庆下辖的太湖县，清廷正在举行第三次新军秋季军事操练（太湖秋操）。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时任陆军部尚书荫昌、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朱家宝等检阅大臣，他们正全神贯注地查看地图或观看阵地报，身后则是严阵以待的新军部队与火炮阵地。
这场规模浩大的演习本是清政府为检验南方新军（湖北第八镇、江苏第九镇及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等）训练成果而设，计划在太湖这一“吴楚要冲”进行诸兵种联合推演。然而，就在秋操如火如荼进行之际，11月14日与15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清廷陷入权力交接的恐慌与“国丧”之中，原定的盛大阅兵式被迫中断。
更令人唏嘘的是，远在安庆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趁清廷大丧、兵力空虚之际，于11月19日连夜发动了“安庆马炮营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前新军反清的第一枪，使得这场原本的“军事演习”在历史的洪流中变成了革命的前奏。
1912年2月12日，“第一次南北议和”（又称“上海和谈”）的三方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清廷议和全权大臣唐绍仪、作为国际调解人的英国商人兼公证人爱德华为·施尔比·李德利（Edward Selby Little），以及南方“民国”军政府（同盟会）的总代表伍廷芳。
1914年，中华民国参政院开院，近百位民国精英齐聚一堂合影。
前排左八是黎元洪（议长），他刚刚从“民国大总统”变成“参政院议长”；右四是晚清重臣赵尔巽；二排左九是袁世凯的亲家李经羲。他们中间，有穿西装的维新派（如梁启超），有穿长袍的遗老（如徐世昌），还有穿军装的军阀（如段祺瑞）。
1914年5月，袁世凯为了削弱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权力，下令解散国会，随后成立了参政院。参政院的职能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实际上成为了袁世凯个人意志的表决机器。在此之前，袁世凯曾设立“约法会议”来修改《临时约法》。参政院成立后，更是直接负责审议增修《约法》案，最终催生了臭名昭著的《中华民国约法》，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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