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当县长后看不起我，我儿子当县委书记，他连家门都没登

那年夏天热得邪性，蝉鸣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堂哥的车停在村口土路上，黑色的，锃亮，映着天上白晃晃的日头。他从车里出来，西裤笔挺，皮鞋上不沾一点灰。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还溅着泥点子。

“老三。”他叫我，声音不咸不淡。

我应了一声，想上去拍他肩膀，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股子发胶味儿，跟这村子格格不入。旁边跟着个年轻人，提着公文包，恭恭敬敬喊他“刘县长”。

我笑笑：“哥，回家坐坐？”

他摆摆手：“县里忙，回来看看就走。”目光从我身上掠过去，落在我身后漏雨的瓦房顶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那眼神我懂——跟我小时候看他从城里带回的变形金刚一样，新奇，但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

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两条烟，红塔山。我拆开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这烟劲儿大，不像我平时抽的旱烟，辣嗓子。

后来他再没回来过。我妈去世那天下着雨，我托人给他捎了信，他让人送了个花圈，人没到。花圈摆在灵堂门口，纸扎的，雨水一淋就塌了半边。

我儿子小军那时候还在镇上念高中，回来跪在灵前，一声不吭。晚上守夜，他对我说：“爸，我以后要当官。”

我以为他说气话，没往心里去。

谁知道这孩子真较上了劲。考大学、考公务员，一步一个脚印。我没求过谁，他也没提过他那个当县长的伯父。有一年过年，我试探着说：“要不给你大伯拜个年？”

小军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蹿起来，映着他半边脸。“不用。”他说，“路得自己走。”

他走得很稳。乡长、副县长、县长，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去年调令下来，他去隔壁县当县委书记。上任那天，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回来看我，还是那辆旧捷达，漆都掉了好几块。

“爸，”他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帮我择豆角，“我调走了，以后回来的时间更少了。你要是觉得闷，跟我去住。”

我摇摇头：“这老房子住惯了。”

他没再劝，只是择豆角的手没停。夕阳照在他后脖颈上，我看见几根白头发。这孩子才四十出头，操心的事太多。

堂哥还在县里，退了二线，当了个闲职。小军上任那天，县里开干部大会，有人告诉他：“刘书记，你伯父也来了，坐在后排。”

小军后来跟我说，他往台下看了一眼，看见伯父缩在角落里，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眼睛一直盯着主席台。散会的时候，伯父从侧门走了，步子有点蹒跚。

“他要是想见我，”小军说，“随时可以来家里。”

但堂哥始终没来。

上个月，堂嫂突然登门。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一箱牛奶，欲言又止。我让她进来坐，她坐在堂屋的旧沙发上，东张西望，最后吞吞吐吐地说：“老三，你哥……你哥病了，想见见小军。”

我没说话，给她倒了杯茶。

“他知道以前做得不对，”堂嫂眼圈红了，“这些年他心里也不好过。你哥那人，死要面子，其实……”

其实什么，她没说下去。

晚上我给小军打电话，那边很吵，好像是在开什么会。他走到安静的地方，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

“爸，”他说，“我去。”

挂了电话，我走到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碎银子似的洒了一地。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夏天，堂哥从城里回来，给我带了根冰棍。奶油味的，我舔一口，他舔一口，俩人蹲在槐树底下，笑得跟傻子一样。

那时候他还不是县长，我也还没学会看人脸色。

第二天小军开车去了县医院。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直接回了老家，拎着两瓶酒——就是那年堂哥留的红塔山旁边放着的，我一直没动。

“伯父瘦了很多，”他坐在我对面，拧开酒瓶，“我们说了会话。”

“说啥了？”

“他说我像我爸，踏实。”小军给我倒了杯酒，“还说，那年我妈去世，他本来要来的，车子半路爆了胎，等换好轮胎赶过来，已经散灵了。他站在村口站了半天，没进来。”

酒液在杯子里晃荡，琥珀色的，映着灯。我端起来抿了一口，辣的，呛得眼睛发酸。

“后来怎么不解释？”

小军摇摇头：“他说，怕你觉得是借口。”

那晚我们爷俩把那瓶酒喝完了。喝到后来，小军有点上头，趴在桌上嘟囔：“爸，你说当官是为了啥？”

我没回答。窗外的蝉还在叫，跟四十年前一样，跟每一个夏天一样。我看着他趴着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孩子还是小时候那个跪在灵前说“我以后要当官”的少年。

有些路走远了，回头看看，起点还在那儿。

堂哥出院后，托人捎了句话，说想回老家看看。我让堂嫂回他：院里的槐花开了，要回来就趁早。

槐花落了一地，白白净净的，踩上去软软的。我扫了又扫，扫了又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