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级干部出任高职途中惨遭袭击，成为新中国建国后首位遇害高级官员，幕后凶手竟是军统投诚少将！
1950年2月初，成都还裹在薄雾里。东门外的茶铺里飘着陈年火药味，“老秦，这座城啥时才算安生？”有人压低嗓子问。“听说山后还有匪，人心还悬着。”伙计回得含糊。外边街口，一支小分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刚满39岁的朱向离。没人想到，这趟从军管会驻地到车站不足十里的路，会卷入一场震荡全川的血案。
朱向离从山西平遥走出，十几岁就和同学翻墙贴标语，后来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里演练短枪，一路跟着八路转战太行、大别山。抗战胜利后，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做政工，懂军事也通政令。成都解放时，他被挑到第178师任政治部主任，紧接着又被点名进京，准备担任新中国首批驻外武官之一。对他而言，龙潭寺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坳。
龙潭寺真正的麻烦在山坳后边。那片丘陵里，巫杰盘踞已久。巫杰原名刘金茂，早年混迹西北军，投孙连仲时挂过上校牌子。抗战打完，他散兵收编不进新军，只好扎堆地痞流寇，自封“反共救国军副总队长”，地盘不大，武器却杂得像个旧货市场。更要命的是，他背后有人——前军统稽查处少将李干才。李干才在成都宣布“自愿接受改编”，口头服从军管会，暗地里却把山里几个武装串成一张网，让巫杰当“明枪”，自己做“暗箭”。
2月6日清晨，朱向离和二十多名随行人员骑着卡车出城。刚过龙潭寺土坡，左右树林里同时冒出枪火，子弹像灰麻雀一样扑下来。警卫班立刻还击，但对面足有三四百人，冲锋枪和盒子炮一片嗡鸣。朱向离端枪指挥，喊得嗓音嘶哑：“先护电台，留下最后一发！”不到半小时，弹匣打空，车胎被掀翻。最后一名战士滚下坡沟才逃生，深夜爬回城报信。这便是龙潭寺惨案的唯一目击证词。
军管会当天夜里封锁城门，调集川西三十余个连，分三路围山。剿匪官兵发现巫杰的营地，火堆还在冒烟，地上丢着缴来的军衣。巫杰自恃山高林密，拒不投降。不出十日，部队在石板滩口合围，将他和心腹堵进废窑。巫杰负隅顽抗，被擒时还嚷：“有人会救我！”但那位“有人”此刻正自顾不暇。
李干才的身边，一直跟着一名叫徐银生的队长。徐原本是他的死党，见惨案后民愤沸腾，也看清大势。军管会的劝降工作组对徐释疑交心，晓以利害。三月末的一天夜里，李干才骑马过简州老街，徐银生突然勒缰停下，低声说：“李处长，前头有人埋伏。”李回头，本能地握枪，下一刻胸口已被匕首洞穿。随着这一刀，军统在成都最后的暗网崩塌。
巫杰被押回成都时，街巷挤满看热闹的老百姓。曾被他抢过粮、抓过丁的乡亲抬来尸骨作证。公审会后，巫杰被就地正法；枪响那刻，围观群众有人失声痛哭，也有人扔出早备好的荆条。军管会随后大规模收缴民枪，整编乡保，设立民兵哨所，三个月内四周十八股匪团悉数瓦解，川西交通线得以彻底打通。
龙潭寺的山风至今吹拂着那块小坡。朱向离的牺牲，让高层警醒：打下江山容易，守住江山更难。此后，驻省军区专设情报科，严把投诚人员的甄别关；各县区同步推行“驻军加民兵”双线巡防；对地下敌对网络则以政策攻心与法律震慑并举。成都的夜色渐渐安稳，茶铺里再听不到“还打不打”的嘀咕。一支支部队从这里出发，沿成渝线向东走，去护送新生共和国的货运列车，而那位倒在龙潭寺泥土里的政治干部，已经在人民心里立了一座不写字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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