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

我叫陈大勇，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我在鹭江码头当搬运工。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从江西老家出来，在火车站睡过候车室，在工地上拌过水泥，后来听一个老乡说，鹭江码头招搬运工，管住，一天管两顿饭，干得好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我就去了。

鹭江码头在城南，紧挨着江边。每天天不亮，就有货船靠岸。船上的货五花八门，有南边的水果，有北边的粮食，有整箱的日用品，也有用麻袋装的散货。我们这些搬运工，光着膀子，肩上搭一块旧毛巾，扛着一二百斤的麻袋，从船到岸，从岸到仓库。一天下来，肩膀磨得通红，晚上躺在通铺上，浑身像散了架。

可我心里是踏实的。因为我在挣钱。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会留下二十块零花，剩下的全寄回老家。我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爹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好一点。

码头上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跟我一样的农村娃，有城里下岗的工人，有蹲过局子的老油条。大家住在一个大通铺里，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什么样都有。可我们处得还不错。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大伙儿都会搭把手。谁家寄来了咸菜腊肉，也会分给大家尝尝。那日子，苦是苦点，但人多，热闹，不觉得难熬。

那年夏天，特别热。江面上的风都是热的，吹在脸上像火烤。码头的水泥地被太阳晒得发烫，光脚踩上去能烫起泡。可我们不敢光脚，都穿着最便宜的解放鞋。鞋底磨穿了，就用胶皮补一补。我那时候只有两双鞋。一双干活穿，一双上街穿。上街穿的那双，我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床头，用报纸盖着。只有去邮局寄钱或者去街上买日用品时才穿。

就是那个夏天，我遇见了她。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厉害。码头到了一船货，是南边过来的水果，用竹筐装着。我们要把那些竹筐从船上卸下来，再搬进码头后面的冷库。那活儿最累。竹筐又大又沉，里面装着成串的香蕉，不能磕碰。我们只能弯着腰，用背去承，一步一步地挪。汗水滴在水泥地上，立刻就被蒸干了。我扛了二十多筐，腿肚子直打颤。工头老刘吹了哨子，说歇半小时。我找了处阴凉地儿坐下，咕咚咕咚灌了半壶凉茶。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的走到了码头边。

我们这地方，平时很少有女人来。偶尔有，也是船上的家属，或者码头办公室的人。可这个女的，一看就不一样。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真丝衬衫，下面是一条白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米色的高跟凉鞋。她打着一把遮阳伞，伞是浅蓝色的，上面绣着白色的花。她站在码头边，往我们这边望。她的皮肤很白，白得在太阳底下反光。她的头发是卷的，很黑，盘在脑后。她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

我们这些搬运工，都看傻了。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小声嘀咕：“这谁啊？跑码头来干什么？”老刘赶紧跑过去，点头哈腰的。那女的和老刘说了几句话。老刘就朝我们喊：“来个人！帮忙搬点东西！”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工友老马拽了我一下：“你抢什么？有工钱没有？”我甩开他：“工头叫呢。”就走了过去。

走近了，我才看清她的脸。她长得不算年轻。但很好看。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让你不敢一直盯着看的好看。她的眼睛很大，眼角微微向上挑。她的嘴唇涂着一层淡淡的口红，像桃花瓣的颜色。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可落在人心上，像被羽毛轻轻扫了一下。

“就是这些。”她指了指脚边的三个纸箱，“帮我搬到车上行吗？”她的声音很好听，软软的，带着一点南方腔。

我“嗯”了一声，弯腰去搬。纸箱不重，但里面像是玻璃的东西，搬起来要小心。我把三个箱子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红色桑塔纳旁边。那车擦得锃亮。她打开后备箱。我把箱子放进去。她说了声：“谢谢。”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张十块钱，递给我。

我摆摆手：“不用。顺手的。”

她有些意外。十块钱，在那个时候不算小钱。我们搬一天货，工钱也就十几块。她又笑了笑，把钱塞到我手里：“拿着买包烟。”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心。那手又软又凉。我像被电了一下，赶紧缩回手。她没再说什么，转身上了车。车窗摇下来。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大勇。”她点了点头，说：“陈大勇。我记住了。”然后车子就开走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那张十块钱。老马凑过来，拍了我一下：“行啊大勇，白捡十块。那女的谁啊？长得真带劲。”我说：“不知道。”老马说：“看那车，看那打扮，不是一般人。你小子走运。”我没理他。我把那十块钱折好，放进裤子口袋里。那天晚上，我把钱锁进了我的小木箱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花它。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那女的又来了。

这回她没带东西。她直接找到老刘，问那个陈大勇在不在。老刘就把我叫了过去。她看见我，还是那样笑了一下。她说：“小陈，我家里有点东西搬不动。你能来帮个忙吗？我付你工钱。”我说：“行。等我下班。”她说：“我等你。”她那辆红色桑塔纳就停在码头边上。我下了工，洗了把脸，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蓝格子衬衫。我的头发还湿着。我怕自己身上有汗味，就用香皂把胳膊和脖子都搓了一遍。

她开车带着我。我坐在副驾驶。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小轿车。车里有一股香味，不是那种刺鼻的香水味，是淡淡的，像什么花。我紧张得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她问我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她说：“真年轻。”又说，“你是江西人？”我说是。她说她也是江西人。我有些意外，多看了她一眼。她笑着说：“我们是老乡呢。”

她家在城东的一个小区里。那小区很新，门口有保安，还有个不大的喷泉。她把车停进车库。我跟着她上了楼。三楼。她打开门。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那房子太大了。客厅比我们码头食堂还大。地上铺着白色的瓷砖，亮得能照出人影。沙发是真皮的，深棕色，看起来很软。电视很大，摆在正中央。我这辈子只在商场里见过这么大的电视。

“进来啊。”她回头看我。

我指了指自己的鞋：“我鞋脏。”她说：“没事。”她给我拿了一双拖鞋。我换上。我的脚趾从鞋头的破洞露出来。我有些窘，缩了缩。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她领我到了一个房间。那房间靠墙摆着一张红木书桌。她说：“帮我把这个书桌搬到客厅去。我一人搬不动。”我走过去。那书桌沉得很。我试了试，一个人能抱起来。她忙说：“我跟你一起抬。”我说：“不用。我一个人行。”我弯下腰，把书桌抱起来。书桌的边角硌得我手臂生疼。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挪。她很紧张，在旁边张着手，说：“小心。慢点。”我把书桌放在了客厅东边。她连声道谢。我说：“还有吗？”她说：“还有两个箱子。在阳台。”那两个箱子也沉，但比书桌轻。我一一搬完。她递给我一杯水。我咕咚咕咚喝了。她站在那儿，看着我。她的眼神有点怪。说不上来是打量还是别的什么。我放下杯子，说：“那我走了。”她叫住我。她从包里拿出三十块钱，塞给我。

“多了。”我说。

“不多。今天你帮了大忙。”她说。

我推让了几下，最后还是收了。我不是贪那点钱。我是觉得，像她这样的人，跟我推来推去，不像回事。她把我送到门口。我换回自己的鞋。她忽然说：“小陈，你晚上有空吗？”

我愣了一下。当时天已经快黑了。我说：“晚上？回码头睡觉。”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她说：“今晚去我家帮个忙，行吗？”她的语气很轻，像是在问，又像不是在问。我看着她。她站在门里边。客厅里的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她的脸上有一半在明处，一半在暗处。我说：“什么忙？”她说：“你先来吧。来了就知道了。”我犹豫了一下。我那时候太年轻。一个好看的女人，让你去她家帮忙。你想拒绝，可你的脚已经替你答应了。我点了点头。

那是我和她故事的开始。很多年后我想起那天，都觉得像一场梦。可它偏偏是真的。真得不能再真。

晚上八点，我到了她家。来之前，我又洗了一遍澡，换了件旧T恤。我想着，城里人爱干净，我不能脏兮兮地进去。她给我开门。这回她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睡裙，头发散着，脚上是一双软底的拖鞋。她没化妆。她的脸在灯光下，有种素净的好看。她让我进来。客厅里只开着两盏壁灯。光线很暗，却很柔。电视开着，声音很小。茶几上摆着两杯红酒。她指了指沙发：“坐。”

我坐下来。那沙发软得我直往下陷。她坐到我旁边。她端起一杯酒，递给我。我说：“我不喝酒。”她说：“红酒，不醉的。喝一点。”我接过来，抿了一口。那酒甜甜的，又带着一点涩。她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她侧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在暗光里像两颗黑宝石。

“大勇，”她叫我。不是小陈，是大勇。我“嗯”了一声。她说：“我姓温。叫温玉兰。”我记住了。她又说：“我叫你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说：“码头人多。我不会说话。”她笑了。她说：“你这样子，最好。”我问她：“你家里人呢？”她没答。她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男人在南方做生意。一年回来不了几趟。女儿在国外读书。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哦”了一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个人力气有，嘴笨。她倒不介意。她跟我聊了很多。聊她的小时候，聊她怎么从江西老家出来，聊她跟她男人怎么白手起家。她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听着，偶尔点点头。有时她问我码头上的事。我就说。我说我一天要扛多少包，吃几顿饭，挣多少钱。她听得很认真。末了，她说：“你挺不容易的。”我说：“大家都不容易。”她就笑了。那个笑容，跟白天在码头上的不一样。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那一晚，我们什么都没做。她只是说话。偶尔沉默。我坐在那儿，像一根木头。可我这根木头，是从江西的大山里长出来的。我知道，有些女人，她不是要你怎么样。她就是想有个人在。而恰好，那天晚上，在她那间大得吓人的房子里，我成了那个“在”的人。

我走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她把我送到门口。她问：“明天还来吗？”我没有回答。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最后我点了点头。她笑了。她把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我下楼后一看，是五十块钱。我站在小区门口。夜风吹过来。我把那五十块钱折好，放进口袋。我忽然觉得，这钱很重。比我白天扛的那些麻袋还重。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她家。开始是帮忙，后来是陪她说话，再后来，她教我喝茶。她家里有很多茶。绿茶、红茶、乌龙茶。她说，喝茶能静心。我一开始喝不惯。后来慢慢喝出了味道。她问我：“好喝吗？”我说：“有点苦。”她说：“苦完了，回甘就上来了。”我咂了咂嘴。还真有那点意思。她就笑。她笑起来，整个人都柔了。

我依旧白天在码头干活。工友们发现我变了。老马说我身上不再是一股子汗酸味，而是淡淡的茶香。我笑笑，不说话。他追着我问：“你小子是不是处对象了？”我说：“没有。”他说：“你瞒谁呢。你最近走路都带风。”我不理他。我心里清楚，我跟温玉兰之间，隔着的东西太多了。我是码头上的搬运工。她是住在豪宅里的富婆。我们就像江水和岸。每天打过来，可终究要退回去。可人有时候就是这么怪。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只是每天到了那个点，我的腿就自己往她那个方向走。

有一天晚上，她教我跳舞。客厅里放着音乐。是那种很慢的曲子。她拉起我的手。我僵硬地站着。她笑我：“放松点。跟扛麻袋一样，要顺着劲儿。”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她不管。她把我的手放在她腰上。她的腰很细，很软。我的掌心贴上去，像贴在一块温热的玉上。我的脸“腾”地烧起来。我几乎不敢呼吸。她倒是自然得很。她带着我，慢慢地转。我的步子乱，踩了好几次她的脚。她也不恼，只是笑。那笑声就在我耳边。她的头发扫过我的脸。香香的。我那时想，这辈子完了。我陈大勇，怕是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可我还是没敢越界。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总觉得，她就像天上那轮月亮。我能看见，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可我一伸手，那月亮就碎了。我宁愿就这么远远地、近近地守着。她让我来，我就来。她不让我来，我就不来。我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不能再低。

直到那个雨夜。

雨下得很大。我本来不想去的。可心里又放不下。我穿了件旧雨衣，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她的车不在车库里。我上楼敲门。她开了。她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脸色白得吓人。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忙问：“怎么了？”她不说话。她只是把我拉进去。门一关，她就抱住了我。她抱得那么紧，像要把我嵌进她身体里。我僵住了。我的手举在半空，不知道该放哪。她在我怀里发抖。不是冷，是别的东西。

“大勇。”她叫我。她的声音像从水底浮上来的。

我应她：“我在。”

她没再说别的。我们就那么站着。窗外是瓢泼大雨。雨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像要把这世上所有的声音都砸碎。她抱了我很久。久到我的手臂都酸了。然后她松开我。她抬头看我。她的眼睛是红的。她说：“大勇，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下贱。”我摇头。我说：“不会。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我伸手去擦。我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可在她的脸上，我小心得像在擦一件瓷器。她的手覆盖上我的手。她说：“大勇，今晚别走了。”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泪，有水，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可我知道，她在求我。不是求别的，是求一个活人，在这样一个被大雨困住的夜晚，别把她一个人丢下。

我留了下来。那一晚，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睡在卧室里。我没有越过去。她也没有出来。雨下了一整夜。我听着雨声，一夜没睡。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卧室的门开了。她走出来。她站在沙发边，看着我。我闭着眼睛装睡。她俯下身，在我的额头上，很轻地亲了一下。然后她回了房间。

那之后，我们之间，还是和以前一样。又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让我去她家的次数少了。她说，她男人下个月要回来。我“嗯”了一声。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可我知道，那才是她的生活。我不过是个意外。是个在下雨天里，恰好在她身边的码头工。我不该有别的念想。

她男人回来的那天，码头上来了人。一个瘦高的男人，穿着件深灰色的夹克，身后跟着两个帮手。他们从船上卸下一批货。那男人很大方，给工钱时多给了不少。工友们都说：“温老板，下次有货还找我们。”温老板？我愣了一下。老马推我：“大勇，发什么呆？过来搭把手。”我走过去。那男人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他的眼神很稳，像一口深井。我低着头，帮他搬货。我搬得比平时更卖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也许是想证明点什么。也许是想压住点什么。

货搬完了。温老板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手说不会。他笑了笑，说：“听说你叫陈大勇。我老婆提过你。说你帮了不少忙。谢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在笑。可那笑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看一只蝼蚁。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说：“应该的。”他“嗯”了一声，转身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上了车。那车比温玉兰的那辆还大。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温玉兰再没来找我。我也没有再去找她。我知道，从那个男人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一切都结束了。不，也许更早。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注定了。她是她，我是我。我们之间，隔着的从来不只是年龄，不只是钱，不只是身份。是命。

九月底，我离开了鹭江码头。不是被赶走的，是我自己想走。老刘留我。老马也留我。可我知道，我得走了。再待下去，我怕自己会疯掉。我去了省城。在那边找了份工地上的活。我白天搬砖，晚上睡工棚。我拼命地干。我不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起她。想起那间大房子，那杯红酒，那个雨夜。那些记忆像钩子，挂在我心上，一扯就疼。

日子久了，那些疼慢慢淡了。不是忘了。是习惯了。就像腰上那道旧伤。平时不觉得，变天的时候，才隐隐作痛。

后来我在省城扎了根。我学会了开挖掘机。再后来，我认识了秀芬。她是个好女人。在工地食堂做饭。她不嫌弃我穷，也不追问我过去。我们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像一条河，不急不缓地往前流。我很少再想温玉兰。只是有时候，在工地上看见有人穿淡黄色的衣服，心会忽然跳一下。可也就那样了。

去年，我回了趟鹭江。码头早就拆了。盖起了一大片写字楼。我在附近转了转。那些旧房子也都没了。我站在一栋高楼下面。有人从我身边走过。没有人认识我。我忽然觉得，那三年，像上辈子的事。温玉兰，像上辈子的人。可我还是想起了她。想起她在码头边，打着那把浅蓝色的伞，朝我笑。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想知道。有些故事，没有结局，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我只记得，一九九三年的鹭江码头，有一个搬麻袋的年轻人。他遇见了一个打遮阳伞的女人。那个夏天，他把自己活成了两个人。一个在太阳底下。一个在月亮底下。可他终究还是走出来了。从那个夏天，从那段回忆里，走出来了。像所有从远方来，又到远方去的人一样。脚上沾着泥，心里装着海。往前走，不回头。

去年回鹭江，我在老码头附近转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地方变化太大。江边原来的石阶拆了，建成了景观步道。那几排旧仓库也扒了，立起了一栋栋玻璃幕墙的写字楼。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了很久。江面上有游船慢慢地过去，船身雪白，船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我眯着眼睛看。我努力想找出一点当年的影子。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都被填进了这江边的风里。

我在一家小饭馆里要了碗面。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说话带本地口音。我一边吃面，一边听她跟邻桌的人聊天。她们说，这一片以前叫鹭江码头，乱得很，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低头吃面。面很烫。我吃得慢。额头上沁出细汗。一碗面吃完，天已经擦黑了。我付了钱，走出饭馆。街灯一盏盏地亮起来。我站在街边，忽然不知道该去哪儿。我是来出差的。本来可以住一晚就走。可我的脚像被什么拽着，就是走不动。

我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绕着老城转。司机问我去哪。我说：“城东那个老小区，现在还在吗？就是以前门口有喷泉的那个。”司机想了想，说：“你说的是翠湖苑吧？还在，不过旧了，喷泉早不喷了。”我说：“去看看吧。”司机调了个头。

车在翠湖苑门口停下。我下了车。小区还是那个小区，只是门口那扇铁门生满了锈。保安室里亮着灯，一个老头坐在里面打盹。我没有进去。我就站在马路对面。夜色里，那些楼房的窗户，有的亮着，有的黑着。我望向三楼东边的那扇窗。那里黑着。我的心跳得厉害。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什么都没等。我只是想确认一下，那个地方，还在。

站了大约十几分钟，我转身要走。就在这时，一辆小车从小区里开出来。车灯晃过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那车拐上大路，开远了。我没看清里面的人。只看见车尾那两盏红灯，在夜里越来越小。我忽然就笑了。笑自己。都快六十的人了，还跟个小年轻一样，跑到人家楼下发呆。我摇摇头，沿着马路慢慢走。走了一段，我在一个公交站台边坐下来。夜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一点水腥气。

我掏出手机。手机是儿子给我买的。他说，爸，你去哪儿都得带着。万一有事，好找人。我翻着通讯录。翻来翻去，没有那个名字。当然没有。我从来没有存过。那时候哪有什么手机。连BP机都是稀罕物。我存的，都是现在的人。秀芬、儿子、工友、老家的亲戚。没有她。可我的手指头，还是在屏幕上停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我把手机收了起来。

回到宾馆，我洗了个澡。热水冲在身上。我闭着眼。脑子里乱糟糟的。那些事，像沉在江底的旧船。你以为早烂了，散了。可水一搅，那些碎片又浮了上来。我擦干身子，坐在床边。电视开着，放着一部老片。我看了几眼，没看进去。我走到窗边。窗外就是鹭江。江面上浮着碎碎的灯火。我忽然想起那年夏天。我和温玉兰站在她家阳台上。她指着远处的一片江面，说：“大勇，你看见没有？那边的灯，像不像天上的星。”我那时候傻，说：“不像。星星更高。”她就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浪漫都不懂。”我确实不懂。我一个扛麻袋的，懂什么浪漫。可我知道，她笑了，我就高兴。

后来秀芬给我打了个电话。她问我在鹭江怎么样，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她说，办完事就回来。别到处乱跑。我说，好。她顿了顿，又问：“你声音咋有点哑？”我说：“可能吹了风。”她说：“那早点睡。”我应了声，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忽然觉得很踏实。不是那种飘着的、做梦似的踏实。是脚踩在地上的、实打实的踏实。秀芬的声音，像一根绳子，把我从几十年前拽了回来。我关了电视。躺下来。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下午，我办完了事，准备回程。在长途汽车站，我碰见了一个人。老马。真的是老马。他瘦了，背也驼了。头发全白了，可那口牙还是那么黄。他正蹲在候车厅门口抽烟。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走过去，叫了一声：“老马。”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半天。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说：“大勇？我的天，真是你！你小子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年，影子都没一个！”他的嗓门还是那么大。周围的人都朝我们看。我拉着他坐到旁边的椅子上。我们俩互相看着。他眼睛红了。我心里也酸得厉害。当年在码头，他跟我最要好。我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他非要拉我去喝酒。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馆子。两杯白酒下肚，话就多了。他说他后来也不在码头干了。码头拆了以后，他去开过出租，也去工厂看过大门。现在跟着儿子在鹭江住。他说：“大勇，你这辈子真是能憋。那回你走了，大伙儿都说你不够意思。”我说：“我对不起你们。”他摆摆手，说：“说那些干啥。人各有志。对了，你后来干啥了？”我说：“在省城开挖掘机。后来自己揽了点小活。现在儿子也干这行。”他说：“那不错。都当老板了。”我笑了：“什么老板。就是个小包工头。”他给我倒酒。我们碰了碰杯。

喝到一半，老马忽然放下筷子。他看着我，像在琢磨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大勇，有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我心里一紧。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我说：“谁啊？”他说：“温玉兰。就那个总来码头的女人。开红色小车的那个。”我“嗯”了一声。老马说：“她后来找过你。”我的手一抖。酒洒出来一点。我装作没事，拿纸巾擦了。我问：“什么时候？”老马说：“你走之后没多久。大概年底吧。她来码头问过。问你去了哪儿。我说不知道。她还不信，又去问老刘。老刘也不知道。她就在码头站了一会儿。那天也冷。她穿着件黑大衣，围了条红围巾。她走的时候，往我手里塞了个信封。说，要是见着你，就把这给你。要是见不着，就算了。”老马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是个旧信封，已经黄了，边角磨得发毛。他说：“这信，我揣了三十多年。今天，总算能交差了。”他把信封递过来。

我接过来。那信封很轻。我翻过来看。上面写着几个字：“陈大勇收。”字迹很淡了，但还能认出来。是她的字。我从来没有收过她的信。这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样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我的手在抖。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是那种很薄的信纸，折成了三折。我展开。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大勇，我去找你了。找不到。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要好好的。温玉兰。”没有日期。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就那么几个字。可那几个字，像烧红了的铁，烫得我手心发疼。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我抬起头。老马正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同情，也有如释重负。他说：“大勇，你没事吧？”我摇摇头，说：“没事。”我把那信封揣进了贴身的衣袋里。它贴着我胸口。那感觉，像贴着一块冰。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省城。我退了车票，又去了一趟翠湖苑。这一次，我走了进去。门口的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我找温玉兰。她以前住这儿。”保安说：“温玉兰？没听说过。几号楼的？”我说：“三号楼。三楼。”保安说：“那儿现在住的是个年轻人。你找错了吧。”我站在小区里面。那喷泉早就干了。池子里长满了野草。我走到三号楼下面。三楼东边那扇窗，依然黑着。我在楼下的花坛边坐下来。蚊子围着我飞。我不管。我就那么坐着。

我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来有个中年男人牵了条狗经过。他看见我，停下来，问：“老哥，你等人啊？”我说：“不等人。我看看。”他说：“你是以前的老住户吧？”我笑了笑。他说：“这个小区，老住户不多了。有的人搬走了。有的人去了。你找哪家？”我想了想，说：“有个姓温的。温玉兰。你认识吗？”他愣了一下。他说：“温玉兰？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以前开红色小车的那个？”我连忙点头。他说：“她早搬走了。得有十来年了吧。听说跟她男人离婚了。后来好像出国了。找她女儿去了。”我“哦”了一声。他说：“你找她有事？”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是问问。”他“哦”了一声，牵着狗走了。

我站起来。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然后我转身，走出了那个小区。街上的人已经不多了。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一摇一晃的。我慢慢地走。那封信就在我胸口。我走一步，它就轻轻硌我一下。我忽然觉得，这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像今夜这么完整过。因为我知道了一个结局。不是我要的结局。可它是一个结局。温玉兰去找过我。而我没有让她找到。她后来出了国。也许她过得不错。也许她早已把我忘了。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夏天。那一年，我二十五。她站在码头边上，打着一把浅蓝色的伞。她笑着说：“陈大勇，我记住了。”

我也记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回到省城后，我把那封信夹在了我的一本旧书里。那本书，是秀芬不看的。它跟着我们搬了三次家。我从来没有丢过它。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着它。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东西，你留着，不是因为还在。是因为，它曾经在过。而那个“在过”，对你来说，很重要。

秀芬问我鹭江的事办得顺不顺利。我说顺利。她就没有再问。她是个聪明人。她知道，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些角落，是风吹不进的。可她从来不逼我。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给我做饭，给我洗衣，给我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她是我这辈子的福气。我不能再要更多了。

后来，我带着全家又去过一次鹭江。儿子开车。秀芬坐在副驾驶。孙子在后面闹。我摇下车窗。江风吹进来。我指着那片江面，对孙子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在这儿扛过大包。”孙子问：“什么是大包？”我说：“就是很重很重的东西。”孙子说：“那爷爷力气大不大？”我笑了，说：“大。比黄牛还大。”秀芬在旁边说：“你爷爷吹牛。”我哈哈笑。那笑声，在江风里散开。我忽然想，如果温玉兰也在。她会不会也听见。她会不会说，陈大勇，你这个人，还是那么不会说话。我想，她会的。她一定会。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九九三年的鹭江码头。太阳很烈。我扛着一筐香蕉，从船跳板上走下来。汗水糊住了我的眼睛。我正想抬手擦。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我回头。是她。温玉兰。她站在码头边，还是那件淡黄色衬衫，还是那把浅蓝色遮阳伞。她朝我招手。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笑得那么好看。我朝她跑过去。可跑着跑着，码头就没了。她也不见了。只剩下白茫茫一片江水。我站在江边，喊她的名字。声音散在风里。没有人应。然后我就醒了。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床头。我侧过身。秀芬的呼吸很匀。她睡得正香。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又粗又暖。我闭上眼睛。

这一生，我有两个夏天。一个给了我炽热的疼。一个给了我长久的暖。我不后悔。真的。一点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