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河北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肉似的。一九五七年的腊月,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可这节气一点也没给人留啥情面。村东头老槐树底下,积的雪都快没到膝盖了,太阳一出来,晃得人眼睛生疼。
我爷爷,李老栓,那年刚过四十。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脸晒得跟老树皮一样,黑红黑红的,手上全是裂开的口子,里头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那双眼睛,不大,但亮堂,看啥都带着一股子倔劲儿。那时候,村上正热火朝天地搞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是咱穷苦人盼了多少辈子的好事儿。工作队的人敲锣打鼓,把地主家那片靠着河滩的肥田分了,最后剩下一块地,谁都没要。
那地,在一片高坡上,靠着赵家老坟。赵家,就是原先村里最大的地主,赵德贵他们家。祖上好几辈都是这里的大户,那坟圈子修得气派,青砖围着的,里头松柏都长成了气候,黑压压一片。早些年,村里人都绕着那走,说是阴气重。如今赵家败了,赵德贵被拉去批斗了几回,身子骨眼看着垮下来,家里人也散的散,走的走,就剩他一个孤老头子,住在原先给长工住的偏厦子里,靠生产队接济点儿口粮过活。
那块荒地,紧挨着赵家祖坟的西墙根儿,约莫有两亩多点。说是地,其实就是一片长满了荆棘和野草的坡子,土质不行,砂石多,存不住水。前几年也有人试着开垦过,累得半死,收成还不够种子钱。所以工作队一合计,干脆就把它当边角料,分给了我家。我爷爷当时没二话,闷着头抽了口旱烟,把烟袋锅子在鞋底子上磕了磕,说:“行,是块地,就能长出庄稼。人勤地不懒。”
就这么着,那块挨着坟头的地,归了我家。
头一年开春,爷爷就带着我爸,那时候我爸还是个半大小子,俩人就扛着镐头和铁锹上了坡。那地硬得跟石头蛋子似的,一镐头下去,就崩出个白印子,震得人虎口发麻。荆棘的根扎得深,得拿手刨,拿镐头一点点往外抠。爷俩整整干了一个春天,才把那片荒地拾掇出个模样来。地边儿上,就是赵家祖坟的青砖墙,墙缝里长满了青苔,有些砖都松动了。我爸年轻,心里犯忌讳,干活的时候总忍不住往那边瞟,总觉得那坟圈子里头阴森森的,尤其是傍晚,日头一落,那松柏的影子拉得老长,风一吹,哗啦啦响,瘆得慌。
爷爷看出来他心思,吐了口唾沫在手心,搓了搓,继续抡镐头,头也不抬地说:“怕啥?那是死人待的地方。咱活人还怕死人?咱种咱的地,碍不着谁。他赵家当年再阔,那地也是老天爷的,现在分给咱了,咱就理直气壮地种。人敬鬼,鬼不欺人。咱不扒他家坟,不碰他家棺材板子,就种咱这一亩三分地,有啥好怕的?”
话是这么说,可那片地,似乎真带着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邪性。第一年种高粱,苗出得倒是齐整,可到了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雹子,把叶子砸得稀烂,收成减了大半。第二年种玉米,眼看着棒子长得比胳膊还粗,眼瞅着要收了,夜里来了一群野猪,拱了个乱七八糟。村里人就开始有闲话了,说那是赵家祖坟的“脉气”冲着,外姓人压不住,动不得。
我爷爷不信邪。他这人,认准了的理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把那些被野猪糟蹋的玉米杆子收拢起来,喂了队上的牲口,转头又去供销社买了新的种子,补种了一茬晚荞麦。那年秋天,荞麦花开得满坡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像是下了一层薄雪,倒也有了几分景致。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那块地,在我爷爷手里,慢慢地,竟也服了软。土被翻得松软了,砂石拣出去垒了地堰,每年秋后,爷爷就挑着筐,去河沟里挖淤泥,一担一担挑上来沤肥。三年下来,那块原来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地,居然也能长出齐腰深的好庄稼了。家里因为这块多出来的地,粮食渐渐宽裕了些,我奶奶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可就这时候,村里关于赵德贵的消息,越来越不好了。老头子彻底瘫在了床上,吃喝拉撒都靠生产队派的几个好心的妇女轮流照顾。他已经不大认人了,嘴里成天含含糊糊地念叨些啥,也听不清楚。有人凑近了听,好像翻来覆去就是“西墙根”、“槐树底下”几个词儿。
我爸把这些话学给爷爷听。爷爷正蹲在院子里磨镰刀,霍霍的声音在安静的傍晚格外清晰。他听了,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刀刃在磨刀石上划过,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利声响。他没接话,只是把镰刀举起来,就着最后一点天光看了看锋刃,又低头继续磨。
转年开春,地刚化冻,村里来了个外乡人。是个瘦小的老头,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风尘仆仆的。他打听着找到了我家,在院门口踌躇了半天,才敲响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开门的是我奶奶。那外乡人操着一口山西那边的口音,客气地问:“请问,这是李老栓家吗?”
奶奶把人让进屋。爷爷从里屋出来,打量着来人,不认识。那外乡人也不多话,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用油纸包了几层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毛边纸,纸上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墨迹都淡了。外乡人把纸递给爷爷,说:“老哥,我是赵德贵赵老爷……哦不,赵德贵在山西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他快不行了,前些日子托人捎信给我,让我务必跑一趟,把这个亲手交给你。”
爷爷没接那张纸,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看着那外乡人。
外乡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他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说,当年对不住您家。您家那块地,就是挨着赵家祖坟西墙根那块……早年间,其实是他家一个犯了家法的长工偷偷埋在那儿的……一些东西。他那时候年轻气盛,知道了这事儿,没声张,把那长工撵走了,东西也没动,想着……想着日后再说。这一晃,几十年了。他现在要走了,心里头搁不下这件事,觉得那东西不干净,埋在那儿,怕坏了地气,也怕给您家招来不干净的东西。他让我跟您说,要是您信得过他,就找个时间,在那西墙根底下,第三块松动的青砖下面,挖挖看。挖出来的东西,是烧是埋,任凭您处置。他说……这是他最后能做的,给您赔个不是了。”
外乡人说完,把那张纸放在炕沿上,也不多留,拱了拱手,转身就走了,留下屋子里一片沉寂。
爷爷、奶奶、我爸,三个人站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炕沿上那张发黄的纸,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每个人的眼。外面天已经全黑了,风刮着窗棂子,呜呜地响,像是谁在哭。
我爸年轻,心里头扑腾扑腾直跳,忍不住先开了口:“爹,那……那底下到底埋的啥?赵德贵那老东西,不会临死还要摆咱一道吧?”
奶奶也忧心忡忡地搓着手:“他叔,这事儿……听着咋这么悬乎呢?要不,咱别理会?那块地咱都种了好几年了,不也好好的?”
爷爷没吭声。他走到炕沿边,拿起那张纸,凑到油灯底下,眯着眼看了半天。他不识字,但那上面的字,似乎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他想起赵德贵早年间,骑在高头大马上,从村里经过时,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也想起他被批斗时,低垂着脑袋,稀疏花白的头发在风里乱颤的模样。一辈子了,那是个多要强、多体面的人啊,临了,托人带这么句话来。
他把纸折好,揣进自己贴身的褂子口袋里,拍了拍。然后抬起头,眼神里那点犹豫散了,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石头一样的坚硬。
“明天,”他说,“带上镐头和铁锹,跟我上坡。”
我爸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奶奶用眼神止住了。
那一夜,我爷爷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的奶奶打着轻微的鼾,他却睁着眼,看着黑漆漆的房梁。风在外面折腾了一整夜,他脑子里也翻腾了一整夜。他想不明白,赵德贵嘴里那个“犯了家法的长工”,是谁?埋的又是啥?金银财宝?那赵家败落的时候,咋没挖出来?还是别的什么腌臜物件,故意祸害人的?
窗纸渐渐泛白了,公鸡打了第一声鸣。爷爷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推开门。外面的冷风呼地灌进来,他打了个激灵。院子里,昨天磨好的镰刀还挂在墙上,泛着幽幽的寒光。他没拿镰刀,径直走到墙角,扛起了那把用顺手了的镐头,又拎起一把铁锹。
我爸也起来了,默默地跟在后面。爷俩一前一后,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路,往村东头那片高坡走去。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赵家祖坟那片黑松林,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大怪兽。
第二章
爷俩到了地头,天刚麻麻亮。地里还残留着去年秋收后的玉米茬子,白森森地戳在那儿。雾气贴着地面流动,湿漉漉的凉意顺着裤腿往上钻。爷爷没急着动手,他先把镐头和铁锹放在一边,绕着赵家祖坟的西墙根走了一圈。
这墙,是青砖砌的,有些年头了,墙根底下长满了厚厚的苔藓,滑腻腻的。他想起那外乡人说的话——“第三块松动的青砖下面。”他从东头开始数,一块一块地摸过去。有些砖嵌得死死的,纹丝不动;有些砖角上有了裂缝。他数到第三块的时候,手指头按上去,感觉那块砖果然跟旁边的不同,稍微一用力,就有些轻微的晃动。
他蹲下身,用指甲抠了抠砖缝里的泥土,那土是松的。他回头看了一眼我爸,我爸攥着铁锹把,指节都捏白了,紧张地盯着他。爷爷没说话,从腰后抽出别着的小铲子,小心地插进那块青砖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撬。
砖很沉,爷爷使了几下劲,才把它整个儿起出来。砖下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洞,不大,也就比拳头稍微宽点。一股混合着陈腐泥土和某种说不清的霉味的气息,从洞里扑出来。爷爷皱了皱鼻子,没躲,反而凑近了些。洞里光线很暗,看不太清楚。他伸手进去,指尖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表面粗糙,像是个瓦罐。
他小心地把那东西捧出来。果然是个陶罐,不大,通体乌黑,上头落满了灰,还沾着黏糊糊的湿泥。罐口用一块油布紧紧地扎着,油布外头又缠了几道麻绳,都烂得差不多了,一碰就断。爷爷把罐子放在地上,掂了掂,分量不算重,里头似乎装着什么东西,晃动起来发出沉闷的“咕咚”声。
我爸凑过来,压低声音问:“爹,里头是啥?不会……不会是……”
爷爷瞪了他一眼:“别瞎说。”他蹲在那儿,看着那个陶罐,心里也打鼓。这大清早的,在人家祖坟墙根底下挖出这么个东西,搁谁心里也不踏实。他想了想,没有当场打开罐子,而是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把罐子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然后抱起棉袄,对我爸说:“走,回家。”
路上碰见早起拾粪的王老头,王老头好奇地瞅着爷爷怀里鼓鼓囊囊的棉袄,问:“老栓,这一大早的,抱个啥宝贝疙瘩?”爷爷含糊地应了一声:“没啥,地堰上捡了块压酸菜缸的石头。”说完,脚步更快了些。
回到家,奶奶已经烧好了热水,见爷俩回来,脸色都不太对,心里咯噔一下。爷爷把棉袄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一层层打开。那个黑乎乎的陶罐露了出来。一家三口围在桌子前,大气都不敢出。罐子口扎着的油布已经朽了,爷爷轻轻一扯,就碎成了几片。罐子里,塞满了半腐烂的稻草,稻草中间,裹着一个东西。
爷爷把那东西掏出来,抖掉稻草和泥土,一家人顿时都愣住了。
是一把刀。
一把老式的、刀身带着微微弧度的短刀,连鞘都是皮的,那皮子也发黑了,但还结实。爷爷把刀从鞘里抽出来,一股冷冽的寒气似乎随着刀刃的出鞘弥漫开来。刀身保养得竟还不错,虽然有几处暗沉的锈迹,但锋刃依然闪着幽幽的青光,映着窗外透进来的晨光,晃得人眼睛一花。刀柄是木头缠着铜丝的,铜丝已经绿了,但缠得极紧,很称手。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我爸咽了口唾沫,声音发干:“爹……这……这是凶器吧?那个长工埋的,不会是他杀人的刀吧?”
奶奶的脸色也白了,往后缩了一步,声音发颤:“老栓,这东西不吉利,赶紧扔了,扔得远远的!”
爷爷没动。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把刀,又拿起那个黑陶罐,把里面剩下的稻草都倒出来,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罐子底部,垫着一层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绸布,布下面,压着一小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油纸。爷爷把油纸打开,里面包着一张同样发黄的小纸条,上面用蝇头小楷写了密密匝匝几行字,比先前那张纸上的字更小,更工整。
爷爷不识字,但他觉得这纸条上写的东西,恐怕才是关键。他把刀和纸条都收起来,对奶奶和我爸说:“这事儿,先别往外说。谁问都别说。”
接下来的几天,爷爷跟丢了魂儿似的。白天照样上工,下地干活,但晚上回来,就坐在灯底下,对着那把刀和那张纸条发呆。他找了个村里教过私塾的孙老先生,谎称是收拾老屋子找出的一本旧账本上的字,让孙老先生帮忙念了念。孙老先生戴上老花镜,对着纸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爷爷,眼神有些古怪,但也没多问,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纸条上写的,是一个故事。关于这把刀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大概在四十多年前,赵家还是这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大户。赵德贵那时候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少爷,刚接手家业不久。他娶了一房媳妇,是邻县一个破落秀才家的女儿,姓柳,长得标致,又有文化,夫妻感情据说很好。但柳氏过门好几年,肚子一直没动静。赵德贵的母亲,赵家老太太,抱孙心切,对柳氏越来越不满,言语上刻薄,还逼着赵德贵纳妾。赵德贵当时倒是护着媳妇,没答应。
可后来,家里出了件事。赵家一个年轻的长工,姓周,干活利索,人也机灵,被赵德贵提拔成身边跑腿的。这周长工不知怎的,就跟柳氏有了来往。坊间开始有些风言风语,说看到周长工半夜从柳氏住的院子后墙翻出来。赵老太太大怒,逼着赵德贵查问。赵德贵又气又恨,亲自带人把周长工捆了,审问了一夜。周长工挨了打,始终不承认跟少奶奶有私情,只说自己是给少奶奶送老太太要的药材方子。
但赵德贵不信。盛怒之下,他让人把周长工打了个半死,然后撵出了赵家,永远不许回来。至于柳氏,赵德贵虽然没休了她,但从那以后,夫妻关系彻底冷了。柳氏被关在后院一个小院里,几乎不见外人。不到半年,柳氏就病倒了,一病不起,拖了几个月,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就这么去了。死的时候,据说眼睛都没闭上。
柳氏死后,赵德贵像是变了个人。他变得阴沉寡言,生意上的事也不太管了,成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人看见他半夜在柳氏生前住过的院子里徘徊,也有人说,赵德贵曾经一个人跑去后山,在那片荒地附近待了整整一天。而那把刀,据说就是赵德贵早年花重金从一个走江湖的刀客手里买来的,一直挂在书房里做装饰。柳氏死后不久,那把刀就不见了。赵德贵对外只说是丢了,也没怎么找。
纸条上没有落款,但字里行间,像是在替那个被打死的长工辩解,说他是冤枉的,他跟柳氏清清白白,只是传了几回信,送过几回东西。也像是在说,赵德贵后来大概知道了真相,心里愧疚难安,才把这把刀——这个他曾经珍爱、又见证了他人生最大错误的东西,埋在了这片荒地里,埋在了自家祖坟的边上。也许是想用这种方式,告慰柳氏和那个周长工的在天之灵,也许只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
爷爷听孙老先生念完,半晌没说话。他手里摩挲着那把冰凉的刀鞘,脑子里却翻涌着几十年前那桩被尘土掩埋的旧事。他没见过柳氏,也没见过那个周长工,那些人都死绝了。但听着这个故事,他好像能看见那个被冤枉的年轻人挨打时咬牙切齿的恨,能看见那个被关在小院里病死的女人眼里的绝望,也能看见赵德贵,那个威风凛凛的地主,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对着这把刀,心里头那份无法言说的悔恨。
他把刀和纸条都收好,放进柜子最底层,用几件旧衣服压住。奶奶问我爸,爷爷什么意思,是把东西交上去,还是砸了卖了。我爸摇头,说爷爷啥也没说。
日子照旧过,春耕、夏锄、秋收。那块地,我爷爷种得更精心了。他不再把赵家祖坟当成什么忌讳,有时候干活累了,就坐在那西墙根底下,抽袋烟,歇歇脚。他也没再提那把刀的事,好像它从来没出现过。
直到那年冬天,赵德贵终于没熬过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他孤零零地死在了那间偏厦子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生产队派人用一张破席子把他卷了,埋在了村后的乱葬岗上。据说下葬那天,风刮得特别大,抬棺材的人差点没站稳。村里人都说,赵德贵这辈子,享过福,也遭过罪,最后落得这个下场,算是报应。
赵德贵下葬后的第三天,我爷爷做了一个决定。他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个人背着筐,拿着铁锹,上了坡。那天日头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走到赵家祖坟西墙根那块他亲手撬开又被重新填好的青砖前,蹲下来,把砖又起了出来。这次他没挖新的,而是从怀里掏出那把用油布重新包好的短刀,又掏出一张纸——是他让我爸找村里识字的人,按他的口述写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赵德贵,你托人带给我的东西我收到了。过去的事,谁对谁错,我李老栓一个种地的,说不好。这刀是你的,故事是你的,但地现在是国家的,也是我的。这东西埋在我地里,终归不妥。你赵家的祖坟还在这儿,我把刀给你埋在祖坟正门前头那棵老槐树底下,算是物归原主。你跟你家里人那笔糊涂账,你们到了那边自己算去。我李老栓不掺和。从今往后,这块地我照种,你赵家的坟我照样不碰。咱们人鬼殊途,各安其分。
他把刀和信一起,埋在了赵家祖坟正门那棵枝丫遒劲的老槐树底下,又仔细地填好土,踩实了。
从那以后,那块地,风调雨顺,再没出过什么幺蛾子。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我爷爷活到了八十多岁,无病无灾,在一个冬天,睡梦里就走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爸说,他梦见爷爷站在那片坡地上,地里的庄稼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哗啦啦响,爷爷就站在那金黄色的波浪里,笑呵呵地抽着旱烟,脸上是从未有过的舒展。
后来,那片地被规划成了果园,种满了苹果树。每到秋天,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赵家祖坟早就平了,青砖墙塌了,松柏也被砍了,只剩下那棵老槐树,还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枝繁叶茂,像个沉默的老人。
没人再记得赵德贵,也没人记得那把刀和那个故事了。只有我爷爷留下的话,还在家里人中间传着。他说,地是庄稼人的命,种地,就是种良心。不管上头长的是啥,底下埋的又是啥,你只要把地侍弄好了,它就不会亏待你。人心里的地,也是一样,得勤耕勤种,把那些个疙瘩、死结,都给它翻出来,晒透了,才能长出好庄稼。
这话,我记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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