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的秋天，黄州城外一片荒凉。江风裹着湿气，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凉。苏轼站在城门口，望着这座破败的小城，忍不住叹了口气。身后的行李担子上，只放着几卷书和一坛子酒——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城里的百姓听说来了个朝廷大官，都挤在路边看热闹。可看到这位大人的模样，大家都愣住了：官袍皱巴巴的，脸上带着倦意，嘴角却挂着笑。苏轼朝人群拱了拱手，大声说：“诸位乡亲，苏某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听说这地方鸭子不错，谁家要是有多余的，尽管送来，我请大家喝酒。”
老百姓先是一愣，接着就都笑了。这个被贬官的大人，倒是个有趣的。
苏轼被贬到黄州，是因为乌台诗案。他在湖州当太守的时候，写了些诗感慨时政，被人告发说讽刺朝廷。关在牢里一百多天，差点儿丢了性命。最后还是王安石上书求情，才保住了脑袋，被发配到黄州来当个闲官。
刚到黄州的日子，可真不好过。俸禄少得可怜，连吃饭都成问题。苏轼有个朋友叫马梦得，在城里帮他找了块荒地，就在东边的山坡上。苏轼亲自下地种菜、种粮食，还给这片地取名叫“东坡”，自己也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
“老苏，你堂堂进士出身，怎么干起庄稼汉的活儿来了？”有人笑他。
苏轼抹了把脸上的汗，咧嘴一笑：“庄稼汉怎么了？这地里长出来的菜，比朝堂上那些花花肠子干净多了。你尝过自己种的白菜吗？又甜又脆，可比那什么山珍海味强得多。”
这话不是吹牛。苏轼种地很有心得，还专门写了篇《种菜说》，教人怎么浇水、施肥。当地的农民见这个官老爷肯下地干活，也都愿意跟他交朋友。老农告诉他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收割；渔夫教他怎么钓鱼，怎么看水势。苏轼都一一记在心里，乐呵呵地说：“这一趟没白来，光是学种地，就值回那几年的官俸了。”
黄州最让苏轼头疼的，是城里没啥好吃的。当地人说，黄州有三样东西出名：江里的鱼，竹林的笋，还有漫山遍野的野猪。但这地方穷，连盐都缺，猪肉便宜得不像话——有钱人家嫌这肉腥，都不愿意吃。
苏轼却发现了好东西。他在城里买了几斤五花肉，学着老百姓的办法，用慢火炖了一整天。酒也倒进去半坛子，再加上酱油、姜葱，小火焖着。等肉出锅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香气。肥肉入口即化，瘦肉嚼起来有嚼头，甜咸适中，油而不腻。
“妙啊！”苏轼夹了一筷子肉放进嘴里，眯起眼睛，“这可比京城的什么御膳房强多了。”
他把这道菜的做法写下来，教给城里的百姓：“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东坡肉”。
时光流转，几年后苏轼又被调走了。他一路被贬到惠州——那个在宋朝时被称为“瘴疠之地”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他还是那副笑嘻嘻的模样。
惠州比黄州更穷，但苏轼找到了一样好东西：荔枝。岭南的荔枝，又大又甜，核小肉厚。苏轼站在荔枝树下，仰着头，像个小孩子一样数着：“一颗、两颗、三颗……”
“苏公，少吃点儿吧，听说荔枝吃多了会上火。”随从劝他。
“上火怕什么？”苏轼哈哈一笑，“世间烦心事多着呢，难得有这么甜的东西解闷。要是能天天吃荔枝，这流放的日子也不算白过。”
他把荔枝皮剥开，露出雪白的果肉，塞进嘴里，汁水在舌尖炸开。“好吃！真好吃！”他一边嚼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我决定了，这地方挺好，以后就住这儿了。等我老了，就在这山坡上种几棵荔枝树，天天吃个够。要是能在荔枝树下安家，那才叫神仙日子呢。”
不过苏轼终究没能“终老荔枝树下”。他又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在士大夫眼里就是天涯海角，去了基本就没想着能活着回来。六十二岁的苏轼渡海时，站在船头望着茫茫大海，心里倒是平静得很。
“老苏，这次是真的回不去了。”同行的儿子苏过忧心忡忡。
“回不去就回不去呗。”苏轼拍拍儿子的肩，“你听，这海浪声多好听。咱们在海岛上钓钓鱼、种种地，再写写诗，这日子也挺好。”
到了海南，办起了学堂，教当地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有个学生问他：“苏先生，您写了那么多诗词，最得意的是哪一首？”
苏轼想了想，摇摇头：“我不记得最得意哪一首了。今天早晨吃到一碗热粥，我觉得比什么词都好。”
苏轼在海南住了三年。据说他每天都要去海边走走，望着那片他再也无法跨越的海峡。回到住处后，默默写着文章。有一篇文章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用一生中最落魄的三个地方，定义了自己的全部成就。
公元一一零一年，苏轼遇赦北归，在常州病逝。这个一辈子“吃瘪”和“吃饭”的老头儿，最终没能真正回到他心心念念的京城。但在路过金山寺时，他给自己写了幅挽联：“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他这辈子，没有当过宰相，没有立过军功，甚至没能保住自己的官职。但在一千多年后，人们记住的，不是那个屡遭贬黜的苏轼，而是那个啃着羊肉骨头、喝着粗茶淡饭，却能把日子过成一首诗的老头儿。他的故事告诉后来人：命运给你的不是一碗苦药，关键在于——你怎么把它煮成一锅好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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