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浙江嘉兴一带，李本一率部负责阻击日军。那时淞沪战场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后方撤退，留下的部队任务只有一个：顶住追兵，为大部队争取时间。
嘉兴并非坚城，守军装备也谈不上精良。日军凭借火力和兵力优势不断压上来，李本一却没有立即后撤，而是命令部队依托简易工事死守。枪声持续数日，阵地几度易手，守军伤亡极重。
等到撤退命令真正传来，原本数千人的队伍已经所剩无几。部队退路被压缩，江面上又没有足够船只，李本一只得带着残部涉水、泅渡，设法冲过富春江。后来流传的“富阳血战突重围，眼看同胞血肉飞”，正是这种惨烈处境的写照。
这类战场表现，使李本一在桂系军队中出了名。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名门子弟，而是从基层军人起步。早年家境贫寒，参军带有谋生性质，却在训练和作战中逐渐显露出强悍性格。
有一次，教官当众斥骂士兵，年轻的李本一站出来顶撞。旁人都觉得他胆子太大，事情却没有就此结束。射击比赛中，他又压过了教官。这样的表现引起白崇禧注意，也成为他获得提拔的重要契机。
李本一的长处很鲜明：敢冲，敢扛，敢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作战时，他习惯把指挥位置推近前沿，身上多次负伤，右手三根手指也曾被打断。桂军内部送给他一个带有粗粝意味的绰号：“死打烂打”。
这四个字，既是赞许，也埋着隐患。
抗战时期，面对日军进攻，这种狠劲能够转化为坚守和反击。可在军纪松弛、地方武装复杂的环境里，若缺少约束，同样的性格也可能变成滥杀和报复。李本一后来最受指责的，恰恰不是战场上如何打日本人，而是对平民和地方社会造成的严重伤害。
关于他“屠杀三万群众”的说法，后来的文章往往直接当作一个确定数字使用。严格说，这一数字应放回当时的审判材料和地方控诉中理解，不能脱离具体案件、地域与责任范围简单放大。但可以确定的是，李本一被指控的并非普通军纪问题，而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屠杀、镇压及侵害民众罪行。
抗战结束后，李本一仍在桂系体系内担任要职。战争对象变了，政治环境也变了，可他的用兵方式和对待部属、民众的习惯并没有根本改变。曾经让他成名的强硬作风，在解放战争后期不仅没有挽救局面，反而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向湖南、广西方向推进，桂系第七军奉命在青树坪一带阻击。此时的李本一已经是第七军军长。青树坪战斗中，第七军遭到解放军设伏和反击，部队损失惨重，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之等人被俘，李本一本人仓促脱身。
这场失利对桂系震动很大。过去，白崇禧倚重李本一的强攻能力，认为他能在危急关头稳住阵脚。可青树坪一战表明，面对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组织严密且善于集中兵力的解放军，单凭个人凶悍和部队敢拼，已经难以改变战局。
白崇禧没有立刻撤掉李本一，而是让他重新收拢力量、整编部队。原因并不复杂，桂系当时已是用人艰难，能够带兵的将领本就有限。有人劝他谨慎些，李本一却说：“军人到了阵前，只能向前。”这句话或许符合他的性格，却没有改变第七军日益孤立的处境。
青树坪之后，桂系部队接连后撤。李本一重建的第七军很快又在战斗中遭受重创，部队组织迅速瓦解。1949年冬，广西战事结束前后，乔装逃亡的李本一被解放军捕获，随后押送受审。
审判时，他的抗日经历并没有被抹去。嘉兴阻击、富春江突围，以及多次负伤作战，都是其军旅生涯的一部分。但抗日有功并不能抵消对平民实施暴行的责任，尤其当受害者众多、地方控诉集中时，战功不再构成免责理由。
1951年8月24日，李本一在安徽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执行，终年49岁。与许多被俘后接受改造、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将领相比，他的结局格外严厉，关键并不在于曾经的军衔有多高，而在于被认定所犯刑事罪行极其严重，民众要求惩处的呼声也十分强烈。
能打仗，不等于可以任意用兵；抗日将领，也不等于天然拥有超越法律和军纪的资格。李本一的一生，正好被两种评价撕开：在日军炮火下，他是敢于死守的战将；在平民遭受伤害的案件中，他又成为必须承担责任的被告。两种身份同时存在，才构成了这个桂系猛将最终无法逃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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