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江苏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与地方部队关系紧张之际,参谋长廖政国正躺在屋里发高烧。门外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部下带来的消息让他猛地坐起:叶飞不但没有按照陈毅的要求等待主力北渡,反而还准备在郭村迎战。

“这不是胡来吗?”

廖政国顾不上病体,抓起衣服就要出门。他担心的并非叶飞胆小或鲁莽,而是郭村当时的兵力条件,实在经不起一场没有援军的硬仗。

事情要从吴家桥战斗之后说起。部队经过作战,需要寻找地方休整。吴家桥地域狭小,难以容纳较大部队,叶飞便通过与新四军关系较好的颜秀五,打算把部队转移到宜陵东北的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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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秀五当时是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与新四军保持联系。他起初同意借道,但这件事还要得到上级李长江批准。李长江得知后,当即表示反对,要求颜秀五阻止新四军进入郭村。

命令传下来,态度已经很明白:不能去。

但部队行进途中,叶飞并没有立即退回。双方人员在路上交涉,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挺进纵队认为此前已经同颜秀五联系过,不能临时变卦;对方见新四军已有戒备,最终没有强行阻拦。就这样,叶飞率部进入郭村,暂时取得了休整地点。

有意思的是,郭村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李长江很快多次派人催促,要求新四军撤出郭村,并限定期限。背后还有韩德勤方面的推动,他们把新四军进入郭村说成是借抗日之名扩充地盘,试图让地方武装同新四军发生冲突。

叶飞把情况报告给刘少奇和陈毅。刘少奇的意见,是把原本“引敌围攻、孤军待援”的任务,转移到郭村承担。陈毅则更加谨慎,他连续提出几层考虑:能避免冲突就尽量避免,必须作战也要拖延时间,等待江南主力渡江;如果战事无法避免,背靠长江的吴家桥更有利;实在没有选择,才在郭村作战。

陈毅还特别提醒叶飞:“不要在郭村孤军作战。”

这句话不是客套。那时新四军主力尚未过江,郭村的兵力和后勤条件都有限。陈毅不在现场,对当地地形、群众基础和敌情掌握不如叶飞直接,但他考虑的是整个江北局势,担心一处战斗牵动全盘。

为缓和局势,陈毅还派陈同生等人同李长江方面谈判。遗憾的是,谈判不但没有结果,陈同生反而被扣押。对方既然已经采取这种做法,冲突便不再只是口头争执。

陈毅先后给叶飞发去多份电报,要求等待主力渡江后再作决定。叶飞当然清楚命令的分量,也明白陈毅的担忧。然而,战场上的判断不能只看电报。叶飞认为,部队已在郭村活动多日,对地形、道路和群众情况较熟,若此时贸然撤退,反而可能丧失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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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即将交手时,虾蟆圩方向又传来急报。国民党苏鲁皖游击队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处境危急。李长江准备调集部队对付他,原因之一,是陈玉生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

陈玉生向叶飞求援。此时郭村同样危险,按常理说,挺进纵队应集中兵力守住郭村,不能再分兵。可叶飞反复权衡后,决定派部队支援陈玉生,而且亲自带队离开郭村。

消息传开,许多人都急了。陈毅已经三次提醒不要在郭村孤军作战,叶飞却坚持留下;如今郭村战事在即,他又带着主力离开,这在旁人看来,简直像是把两处阵地都置于险境。

高烧中的廖政国听到消息,立刻认为叶飞判断失误。他穿衣出门,准备赶往前线,没想到刚走出门,便迎面撞上一个人。抬头一看,正是叶飞。

廖政国压着火气质问:“陈毅已经多次来电,你怎么还要违抗命令?郭村正是紧要关头,你又为何离开?”

叶飞没有解释太多,只笑着说:“违抗就对啦!”

这句话听着很冲,背后却另有安排。叶飞率部出发后,并没有真的把主力全部带往虾蟆圩,而是在途中秘密折返,悄悄回到郭村。对外释放的信号,则是新四军主力已经离开,正在赶往虾蟆圩。

如此一来,李长江若要进攻郭村,就会误判守军实力;若要集中兵力攻击陈玉生,也会担心新四军主力突然回援。叶飞用一次公开行动掩护兵力调动,既牵制了对手,也保住了郭村的防御力量。

廖政国听完经过,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叶飞,紧绷的神情也松了下来。随后,挺进纵队一面守卫郭村,一面支援陈玉生,最终在郭村保卫战中击退来犯部队,并使陈玉生所部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