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荆州治汉寿考

自古中国分为九州,《禹贡》称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划分为十三州,荆州均在其中。荆州管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七郡。荆州面积广阔,向北到达今天河南平顶山,向南达今天广西桂林、广东英德,向东与安徽、江西相邻,向西含今天贵州全境、四川部分。

两汉时期,汉寿曾经是荆州治所,使之成为江南唯一的大都市。那么,是什么时候荆州治设在汉寿?为什么会设在汉寿?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以解惑释疑。

一、荆州何时设立治所。

要知道荆州何时设立治所,首先就要搞清汉朝什么时候建立刺史制度,其次要搞清荆州刺史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治所。

首先,汉朝刺史制度形成与演变。

《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1]这说明秦朝设置的监察郡官的监御史,汉初不再设置。到了汉惠帝时恢复了监御史制度。《通典》记述:“惠帝三年,相国奏御史监三辅、郡,察以九条。”[2]虽然国家督察中央辖郡内容有九条,但是御史阳奉阴违,督查效果不佳。“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以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3]《汉官旧仪》记载:“丞相初置员吏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4]这种由丞相府派出的督查使者,可叫他“丞相史”,有别于惠帝时“监御史”,并对“监御史”实施监督。这就是刺史制度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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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之后的发展变化,《通典》做了简要的记叙:

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诏六条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岁,举为守相。成帝绥和元年,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5]

从以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时将国家分为十二个州部,派刺史分别督查,御史不再对郡进行监督,刺史制度已基本形成。此时的官秩也由六百石升为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

督查的内容也由九条变为六条,据《汉官典职仪》载:

“刺史班宣, 周行郡国, 省察治状, 黜陟(zhì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能否, 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 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 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二条, 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 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 聚敛为奸。三条, 二千石不恤疑狱, 风厉杀人, 怒则任刑, 喜则淫赏, 烦扰苛暴, 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 山崩地裂, 袄祥讹言。四条, 二千石选署不平, 苟阿所爱, 蔽贤宠顽。五条, 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 请托所监。六条, 二千石违公下比, 阿附豪强, 通行货赂, 割损正令也。[6]

督查内容有五条是针对二千石官员及其子女,一条是针对违法乱纪的地主豪强,不过这也是治理不力造成的。

总之,元封五年标志着刺史制度的形成,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围绕着刺史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也就是授权还是收权的争斗而摇摆着变化,到了汉灵帝时,“是时天下方乱,豪杰各欲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领州牧,州牧之位,自从重矣。”[7]这个时候,州刺史不再是中央王朝派出督查郡守的巡视员,而是集行政、军事、司法于一身的地方长官,从此,行政区划也从郡县二级发展成为州郡县三级。

其次,汉朝刺史何时有州治。

汉朝何时立有州治,历来就有争论,有三种观点。一是西汉刺史无治所,东汉才有。

翻检《汉书》,详细记载了郡守、都尉的治所,但没有明言有无州治问题。以此后人推论,班固应有记载而没有记载,表明西汉刺史没有固定治所。

《后汉书》刘昭注中最先提到:“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8]《三国志》:“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定所,吏不成臣。”[9] “前汉世,刺史周行郡国,无适所治。”[10]一直到唐代,基本上都因袭了这种说法,《唐六典》中记载:“初置部刺史十三人,掌奉诏条察诸州,秋、冬人奏,居无定所。”[11]

唐·杜佑《通典》不同意上述意见,并认为东汉十二州均有治所:

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属司隶校尉。汉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复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12]

这段话比较了前汉与东汉中兴之后治所情况,前者治无定所,后者治有定处。

二是西汉部分州就有了治所。《汉书》中记载:成帝时朱博为冀州刺史,曾告吏民说:“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13]这个信息至少表明,前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是有治所的。《汉书》颜师古注引东汉胡广语载:“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14]清人孙星衍辑的《汉官解诂》胡广的原话是:“汉平南越之地,置交州刺史,列诸州治苍梧。”[15]两段话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除了交州与交阯地名不同外,重要的是《汉书》说的是“别于诸州”,仅交阯有州治;《汉官解诂》说的是“列诸州”,交州是诸州之一,但不管怎么说,说明交阯(交州)有州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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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西汉州已有治所。《汉官旧仪》记述:

武帝元封五年,初分十三州,刺史假印绶,有常治所。[16]

作者卫宏是汉光武帝时的议郎,该书“以载西汉之制为限”[17],也就是记载的仅仅是西汉的礼制官仪问题,想必所记之事真实可靠。《汉官解诂》记载刺史“十有三牧,分土食焉。”[18]意思是全国分为十三个州,按照划分的疆土收缴赋税。这与刺史为巡视督查郡国的御史传统说法完全不一样,倒与汉末刺史职能差不多。再从作者王隆来看,他是汉光武帝“建武中新汲令”,《后汉书·文苑传》记载他在王莽时期“以父任为郎”[19]说明他生活在两汉之交时期,对西汉刺史制度应该十分了解,不会信口而言。

认为西汉州没有治所的观点,清初的全祖望就提出了质疑,他在《经史问答》中指出:

问:西京十三州刺史,沈约、刘昭皆以为传车周流,无常置也。而师古引《汉旧仪》则有治,世多疑岂非,齐侍郎次风尤力主沈、刘之流。如何?

答:《汉志》书太守、都尉之治,而刺史无有,故皆以沈、刘之流为是。但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岂群萃于京师乎?则师古之说,未可非也。西京初置刺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略其治,况《汉旧仪》未必竟诬妄也。[20]

清纪晓岚同意全祖望的观点,并指出:

刺史行部,必待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耶?……师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是刺史本有治所,《汉志》特略而不载耳。《旧仪》所云可取证也。[21]

19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也证实了西汉刺史有治所。汉简记述:“刺史治所,迫断冬狱。(按:‘迫’Z,T作‘且’。)”[22]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说明该简是记录这段时间的事,也就是说东汉初以前的刺史有治所。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列出史料,来说明西汉刺史有治所。

综上所述,我认为荆州在西汉时就有治所,就是有些州没有,荆州也应该有。原因是荆州地处西南边境,南方诸蛮实力强大,为加强统治,维护稳定,势必设立治所,以便加强管理,交州治苍梧就是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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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荆州什么时候治汉寿。

《后汉书·郡国志》:“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23]这是关于汉寿作为荆州治最为权威的记载,说明至少在汉顺帝阳嘉三年(134),荆州治就在汉寿。

《汉官解诂》:“荆州衡阳,经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居楚国,今治武陵。”[24]这里讲的“武陵”说的是“武陵郡”,不是一个城市,此时,武陵郡的治所就在索县,因此,荆州的治所也在索县。上面已讲过王隆是两汉之交人,所以他讲的“今”正是这个时候。这样就证明,荆州治汉寿应该是最迟为东汉初年。

清·陈芳绩认同东汉初荆州治汉寿,他说:

后汉荆州:刺史常治汉寿,领郡七,县邑侯国一百十七,建安中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25]

他还认为,西汉荆州有可能治汉寿,他说:

前汉荆州,武帝元封五年,领郡国七,县一百十五,刺史无常治所,或曰治武陵,武陵即汉寿县,是东汉治所也。[26]

另外,应劭《汉官仪》:“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阯、朔方之州。”[27]我们知道汉武帝之所以设立交阯、朔方两个州是为了加强对百越、戎狄的统治,防止复叛。那么,荆州与交阯、朔方有共同的特点,面临着武陵蛮等南蛮的威胁,设立州治所的需要相同。前面已讲过交阯的治所在苍梧,荆州治所在索县(汉寿)。《地名考异》荆州条认为:“汉荆州刺史治汉寿。”[28]具体原因将在下面专题论述。

总之,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之后,荆州就有治所,治所索县,东汉阳嘉三年更名汉寿。当然,对此也有其他说法,说是治江陵。《舆地纪胜》中江陵府沿革中记载:“武帝置十三州而荆州刺史治于此,后汉因之。”[29]作者王象之说明,这个观点来自《晏公类要》。他也不认同,他赞同《通典》的说法:荆州“初理武陵郡汉寿县,今武陵郡武陵县地,后理南郡,今江陵郡是。”[30]比《舆地纪胜》更早的《宋书》说得更为明白:“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31]这就表明整个两汉时期荆州治都在汉寿,魏晋转至江陵。

那么,荆州治什么时候迁出呢?又迁到什么地方?《后汉书·刘表传》:

初平元年(190),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表理兵襄阳,以观时变。[32]

《通鉴》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

诏以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时寇贼纵横,道路梗塞,表单马入宜城,……乃使越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而取其众。遂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33]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初平元年,汉献帝刚刚即位时,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所逼而自杀,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因路途险恶,他单骑赴任,以雷霆手段诱杀地方豪强,稳定了荆州局势,并将州治从汉寿移至襄阳。

“荆州,汉灵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34]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通鉴》已说清楚,《后汉书·刘表传》说:“及操军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35]我们知道:建安十三年(208年)秋初,曹操开始领兵出发,南征荆州。同年八月,刘表因背疽发作而身亡,享年六十七岁。刘琮继位,九月投降曹操。在这个时候,荆州治所一直在襄阳,王睿将治所移治江陵,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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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寿为什么会成为荆州治。

1、古代汉寿是兵家必争之地。

古代汉寿(古索县)为湘北重地,控扼水陆要冲,史称“黔川咽喉,西楚唇齿,云贵门户”,为兵家所必争之地。《读史方舆纪要》也有同样的看法:

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楚之黔中地也。秦惠王时,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易之。昭王八年,留楚怀王于咸阳,要以割巫、黔中之郡。三十五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破之。黔中拔而楚益衰。盖黔中者,密迩荆渚,得之则伺楚于肘腋间,故苏秦曰:秦一军出武关,一军出黔中,则鄢、郢动,而秦人于全楚时,早以黔中为意也。秦得黔中,则旁慑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矣。汉置武陵郡,以填压巴黔。后汉阳嘉中,移荆州治此。盖荆州之治乱,视群蛮之顺逆,故统理急焉。[36]

清人顾祖禹这里所讲的是常德府,但我们知道,在两汉时期,索县(汉寿)为武陵郡治,所以,也就是讲的代表武陵地区的汉寿。顾祖禹的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古汉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是得黔中郡就能得楚国之地。他用秦国耍阴谋扣押楚怀王欲获黔中郡和司马错领兵攻下黔中郡位例子,说明此后秦楚两国为争夺黔中浴血奋战,秦得黔中郡而楚国最终灭亡。二是苏秦指出秦国早就想得到黔中郡。只要占领黔中郡,以故索为据点,就能威慑五溪蛮,直通两广,并延伸至南海诸岛。

最后结论是为了荆州的长治久安,为了西南少数民族能安定生活,防止内乱,必须将荆州治所设在汉寿,以便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2、古代汉寿是秦汉时期荆州通往云贵、两广和连接长安的交通枢纽。

秦朝时期,索县就是交通枢纽。里耶秦简J1⒃52指出: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37]

鄢,秦鄢县,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楚王城,是楚国的别都。销,秦县,地望位于湖北荆门市背面的石桥驿与南桥之间。江陵,南郡郡治,秦置,今湖北荆州市。孱陵,秦孱陵县,今湖北公安西南。索,秦索县,今湖南常德东北。临沅县,地望在今常德市,秦县。迁陵,秦朝在现今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设置的行政县。2002年在这里发现了与兵马俑同等重要的秦简。

这份“里程表”:鄢——销——江陵——孱陵——索——临沅——迁陵,既是当时洞庭郡的交通要道,又是秦控制沅水中下今湘西北地区的传输路线。当然可以从鄢通过官道前往汉中,直达首都咸阳。

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38]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汉朝建立后,修复完善了官道邮传。《汉旧仪》记载汉朝邮传驿站“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39]

我们查看两汉时期荆州地图,从汉寿出发,向西南沿沅水朔江而上可达黔滇,向东北,经洞庭可达巴陵,直达豫州(今河南)、扬州(今安徽);向西北走水路或陆路经作唐(今安乡)、孱陵(今公安)、江陵(今荆州),到襄阳出关至首都长安;向东经洞庭湖,再向南朔湘江而上经临湘(今长沙),直达两广。从上可以看到,汉寿的确是一个交通枢纽。

3、古代汉寿是解决民族矛盾最佳指挥部。

《读史方舆纪要》讲了移治汉寿是为了统治群蛮,《方舆考证》也有此观点:

后汉阳嘉移荆州治此,盖以统理群蛮为急也。[40]

荆州地处中国西南,开发较慢,被称为南蛮之地。秦汉时,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巴中、黔中一带(略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居住着众多蛮夷部落,因其地为巴郡、南郡,故称“巴郡南郡蛮”。《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氐、樊氏、曋(shěn)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41]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分别发生过巴郡南郡蛮暴乱。

武陵蛮,又称五溪蛮。《南史·夷貊传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42]《后汉书·南蛮传》:“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43]从建武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三年内发生四次对武陵蛮的征讨,其中朝廷三次失败,一次由马援统帅的军队打了胜仗。尔后又有8次镇压武陵蛮的战争,其中3次是招降。

另有西南夷。南夷指夜郎及其邻近族国且(jū)兰、句町(qúdīng)等,西夷指滇及以西嶲(xi)、昆明、邛(qióng)都、徙、筰(zuó)都、冉䮾(páng)等。正如晋灼所云:“南夷谓牂(zāng)柯、犍为也;西夷谓越嶲、益州也。”[44]

要解决这些民族矛盾,处理好民族关系。无非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手段,实行缓和矛盾,减轻少数民族群众负担,西汉时期就是执行的这种政策,因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暴动。一种是采取暴力手段,东汉加重了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压榨,结果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暴动起义不断。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古代汉寿为荆州治所最佳选择,就没有和它竞争的城市吗?算起来只有秦朝就设立的临沅能与竞争。但从历史上看临沅只是一座军塞。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是这么认为的:

临沅城在府治东。一名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因筑此城,以拒楚。后汉建武中,梁松伐蛮,修张若城,自义陵移武陵郡治焉,即临沅县也。三国吴潘睿取武陵,以郡城大难固,又筑障城,移郡居之。《志》云:城西又有司马错城,与张若城相距二里,秦使错与张若伐楚黔中,相对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后汉马援亦尝修筑。[45]

从上面可以看出,临沅城开始在白起伐楚后由守将张若修筑,后由又筑一军塞,两城相距仅二里,已成掎角之势,完全是军事用途。后来马援镇压武陵蛮也曾修缮过该城,病死在这里。吴国将军潘睿也是镇压武陵蛮造反,维修过此城。总之,它只是一座军事要塞。

汉寿就不一样了,它旁边有渐水流过。此水“源出九溪卫,经永顺宣慰司境,会盘塘、柳叶、牛渚、马头诸湖水,入于沅江。许慎以为九江之一也。”[46]说明汉寿地处要津,又避开敌峰前沿。

汉寿城府东四十里。本汉之索县,武陵郡治焉。后汉阳嘉三年,更名汉寿,荆州治此。三国吴改曰吴寿。晋复旧,仍属武陵郡。宋、齐因之。隋省入武陵县。今为汉寿乡。《志》云:汉寿乡,在县北八十里。又空笼城,在府东北八十里,俗传常德旧城也。[47]

这里说明汉寿不仅是荆州治,同时也是武陵郡治。

“现存故城分内外两城,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500米;内城东西200米,南北480米。内外城均为夯土墙,残高3-4米,宽10-15米。护城河遗迹尚存,宽约30米。外城四角有瞭望台,最高约10米。城址地表可采集到绳纹陶瓦、简瓦等。[48]

索县城旧址的规模是湖南当今最大且保存最好的汉代古城,曾经有村民挖出有铭文“汉寿城”字样的古砖和陶器等。城外东南方向有较多汉墓,其中有的规模较大,传说中的楚平王墓也在其中。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索县汉代古城遗址榜上有名。

汉寿(索)县城现存遗址证明了它曾是荆州治所,同时也证明它光辉的历史,它曾经是汉代江南最大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中心。(2016年2月1日)

[1]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741.

[2] 《通典卷32·职官14》,中华书局,1988,884。

[3] 《通典卷32·职官14》,中华书局,1988,884。

[4]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36。

[5] 《通典卷32·职官14》,中华书局,1988,884

[6]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208-209.

[7] 《通典卷32·职官14》,中华书局,1988,885.

[8] 《后汉书》118卷,中华书局,1965,3619。

[9] 《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1959,298。

[10] 《宋书》卷40,中华书局,1974,1256。

[11] 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745。

[12] 《通典·职官》,中华书局,1988,885.

[1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3399。

[14] 《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1543。

[15] 《汉官六种·汉官旧仪》,中华书局,1990,18。

[16] 《汉官六种·汉官旧仪》,中华书局,1990,38、69。

[17]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2。

[18]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18。

[19]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2609。

[20]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09-2010。

[21]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38。

[22]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578.

[23] 《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1965,3484.

[24] 《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19.

[25] 《历代地理沿革表》,商务印书馆,1936,69.

[26] 《历代地理沿革表》,商务印书馆,1936,69.

[27] 《太平御览》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89;《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149.

[28]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四册·地名考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

[29] 《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2187.

[30] 《通典》,中华书局,1988,4863.

[31] 《宋书·州郡三》,中华书局,1974,1117.

[32]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2419-2420.

[33]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1913-1914.

[34] 《南齐书·州郡下》,中华书局,1972,273.

[35] 《后汉书·刘表传》,中华书局,1965,2424.

[3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二册,中华书局,2005,3770-3771.

[37] 《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198-199.

[38]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2328.

[39] 《汉官六种·汉旧仪》,中华书局,1990,81.

[40] 《方舆考证·湖南三》卷六十三,济宁潘氏华监阁,1932年景印.

[41] 《后汉书·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2840.

[42] 《南史·夷貊传下》,中华书局,1975,1980.

[43] 《后汉书·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2831.

[44]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引》引文,中华书局,1959,3047.

[45]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3771-3772.

[46]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3773.

[47]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3772.)

[48] 《湖南省志·文物志》,珠海出版社,20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