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数光棍到了五六十岁，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四个原因

为什么多数光棍到了五六十岁，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四个原因，农村更普遍

我老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刘庄的村子，百十户人家，村东头到村西头走一遍也就十来分钟。小时候我总觉得村子很大，大到能装下我整个童年。后来长大了出去上学、工作，每年回去一两趟，才发现村子其实很小，小到谁家锅里煮的什么，全村人都能闻见味儿。

这些年每次回去，都能少看见几张脸。

不是死了，就是走了。死掉的，大多是老人。走掉的，大多是年轻人。但还有一类人，他们既没死，也没走，却好像凭空消失了。你想起他们的时候，脑子里的画面还停留在好几年前——他们蹲在谁家墙根底下抽烟，或者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打牌，或者在集市上晃荡。然后你忽然意识到，很久没见过他们了。

问起他们去哪儿了，村里人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可能去外地打工了吧”，要么沉默一会儿，说“死了”。

死了。悄没声儿地死了，像一片落叶掉进河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我们村这样的人，我知道的就有七八个。都是光棍，年纪在四五十到六七十之间。他们年轻时候也热闹过，也想过娶媳妇、生娃、过好日子。但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来了。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过年。再后来，就慢慢不见了。

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总结出了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身体坏了，没人管。

我们村的李老六，就是这样的。

李老六其实不叫李老六，他叫李全福。因为排行第六，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六。他年轻时长得不赖，一米七五的个头，膀大腰圆，干活是把好手。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娶媳妇的事儿一直没着落。

他家穷。兄弟六个，他是最小的。分家的时候，爹娘留下的三间瓦房被哥几个一人一间分了，轮到他，只剩下一张床和一口锅。他哥说：“老六，你还年轻，出去闯闯吧。”他就出去了。

在城里干了几年建筑，攒了点钱，回来盖了两间平房。有人给他说了个媳妇，是个寡妇，带个孩子。他愿意，他娘不愿意。他娘说：“你好歹是个头婚，娶个带孩子的像什么话？”这事儿就黄了。

后来又有人说媒，是个哑巴，他不愿意。再后来，就没人给他说了。

李老六四十岁那年，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医药费自己出的。腿接上了，但落了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重活干不了了。他回到村里，把两间平房卖了，搬回他娘留下的老宅子里。老宅子漏雨，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他也没钱修。

他开始喝酒。一天三顿，顿顿不离酒。便宜的散装白酒，五块钱一斤，他一次买十斤，能喝一个星期。喝完酒就骂人，骂包工头，骂他哥，骂他娘，骂那个寡妇，骂那个哑巴。骂完了就哭，哭完了就睡。

村里人开始还劝他，后来就不劝了。一个废人，劝有什么用？

李老六五十岁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雪下了三天三夜，把路都封了。雪停之后，有人看见李老六家的烟囱两天没冒烟了，就去敲门。门从里面拴着，喊了半天没人应。把门踹开，李老六躺在堂屋地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被子，已经硬了。

法医说是心梗。什么时候死的，没人知道。可能是两天前，也可能是三天前。

他的葬礼很简单。他几个哥凑钱买了口棺材，找了几个本家侄子帮忙，在村后的河滩上挖了个坑，埋了。坟头不高，连块碑都没有。过了两年，坟头上长满了野草，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个坟。

李老六消失的时候，五十二岁。

第二个原因：没钱了，活不下去。

我们村的王结实，就是这样的。

王结实比我大十来岁，小时候我还跟他一起放过羊。他爹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王结实随他爹，也是个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他长得不好看，个子矮，皮肤黑，脸上还有一块胎记。家里也穷，就三间土坯房，一下雨就漏。他娘常年有病，吃药把家底吃空了。他爹死的时候，他二十出头，家里就剩他和他娘两个人。

有人给他说了个媳妇，是个跛子，娘家在隔壁县。他愿意，他娘也愿意。但对方要三万块钱彩礼，他拿不出来。借了一圈，只借到一万多。他娘说：“结实，要不咱再等等？”他等着等着，就等到了三十岁。

三十岁那年，他娘死了。他一个人住在三间土坯房里，种着几亩地，农闲时去镇上打零工。挣的钱刚够吃饭，攒不下。

四十岁那年，土坯房塌了。他没地方住，就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搭了个棚子。棚子是用塑料布和木棍搭的，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村里人看不过去，让他搬到废弃的村小学里去住。村小学是三间瓦房，虽然破旧，但好歹能遮风挡雨。他就搬过去了，一住就是十年。

五十岁那年，他身体不行了。腰疼，腿疼，干不了活。地也种不了了，租给了别人，一年收几百斤粮食。他把粮食卖了，换点钱，买米买面。不够吃的时候，就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村里人有时候给他送点吃的，他不好意思要，推来推去，最后红着脸收下。

五十二岁那年冬天，他感冒了。开始没当回事，在村卫生所拿了几片药。吃了没好，反而更重了。村医让他去县医院，他没钱，不去。拖了半个月，转成了肺炎。躺在村小学那间破屋里，发着高烧，没人知道。

等有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他消失的时候，五十三岁。

第三个原因：丢人了，没脸见人。

我们村的赵军旗，就是这样的。

赵军旗跟李老六和王结实不一样。他是当过兵的人，复员之后在村里当过几年民兵连长，说话办事都利索。他长得也精神，浓眉大眼的，年轻时候有不少姑娘喜欢他。

但他眼光高。嫌这个矮，嫌那个黑，嫌那个家里穷。挑来挑去，把自己挑到了三十岁。三十岁那年，他看上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姑娘也愿意。但姑娘她爹要五万彩礼，他拿不出来。他想找战友借，战友说：“你傻啊？五万块钱娶个媳妇，值吗？”

他觉得不值。就没娶。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个二婚的，带个儿子。他不愿意，说：“我赵军旗好歹当过兵，娶个二婚的像什么话？”

再后来，就没人给他说了。

他四十岁那年，从部队战友那里借了点钱，买了辆三轮车，在镇上跑运输。跑了两年，挣了点钱，又被人骗了。一个熟人说要跟他合伙做生意，他把钱投进去，那人跑了。他去找，找不着。报了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让他去法院。他去法院，法院说要交诉讼费。他交不起。

那之后，他就变了。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整天窝在家里，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村里人找他，他不理。村干部找他，他也不理。

他在家里待了十年。没人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偶尔有人看见他出来买东西，瘦得脱了相，头发胡子一大把，像个野人。他低着头走路，生怕被人看见。

五十岁那年，他把房子卖了。卖了两万块钱，拿着钱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有人说他去了新疆，也有人说他其实没走远，就在县城里流浪。

五年后，有人在县城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看见一个乞丐，长得像他。那人喊了一声“赵军旗”，乞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之后，再没人见过他。

他消失的时候，刚过五十。

第四个原因：习惯了，被人忘了。

我们村的孙老慢，就是这样的。

孙老慢其实不慢，他走路挺快，说话也利索。他叫孙老慢，是因为他做什么事都赶不上趟。年轻时候当兵，超龄了；招工，名额被人顶了；分地，好地都分完了，剩下一块盐碱地给他。他娘说：“你这孩子，就是命不好。”他说：“命不好就命不好呗。”

他认命。别人出去打工，他不去。别人做生意，他不做。别人娶媳妇，他不娶。他说：“我一个人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他真的一个人过了一辈子。种着几亩地，养着几只鸡。不跟人打交道，也不跟人结仇。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但笑完了就走，不多说一句话。

他六十岁那年，村里给他办了五保户。每个月有几百块钱，够吃饭了。他把地转给了别人，自己就留了一小块菜园子。每天早晨起来，去菜园子里浇浇水，拔拔草。中午睡一觉，下午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一会儿。晚上喝点酒，看看电视，睡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就不去老槐树底下了。可能是天冷了，可能是腿疼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没人注意。老槐树底下打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少他一个不少。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人发现他家的门很久没开过了。烟囱也没冒烟。去敲门，没人应。把门撞开，他躺在床上，已经死了。

法医说，死了有半个月了。

他的葬礼是村里出的钱。村支书说：“老孙一辈子不容易，咱们送送他。”来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十几个。都是村里的老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不认识他。

他消失的时候，六十三岁。

这些人，我小时候都见过。

李老六蹲在墙根底下抽烟，看见我路过，会喊：“小子，过来，给你讲个故事。”他的故事永远是那一个——他当年在工地上的事，包工头怎么骗他，他怎么摔下来。我听了无数遍，每次都假装第一次听。

王结实赶着几只羊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羊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追上了，就坐在路边喘气。我路过的时候，他会说：“上学去啊？好好上，别跟叔一样。”

赵军旗穿着旧军装，在村口的大路上走来走去。步伐整齐，像还在部队里。看见我，会喊一声：“立正！”我立正，他就笑，说：“好小子，长大了当兵去。”

孙老慢坐在老槐树底下，面前摆着一盘棋。没人跟他下，他就自己跟自己下。左手跟右手。我问他：“孙叔，谁赢了？”他说：“右手赢了，右手年轻。”

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李老六的坟头在河滩上，被野草盖住了。王结实的坟头在村小学后面，快被雨水冲平了。赵军旗没有坟头，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孙老慢的坟头在公墓里，村里出的钱，很小一块碑，上面就写了三个字：孙老慢。

村里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几个。张家的老大，五十多了，在镇上捡破烂。李家的老二，四十多，在县城看大门。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一年到头见不着人，不知道是还在，还是已经不在了。

他们为什么消失？

因为身体坏了没人管。因为没钱了活不下去。因为丢人了没脸见人。因为习惯了被人忘了。

这四个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原因：没有家。

没有媳妇，没有孩子，没有人在乎。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过不下去了，也没人知道。死了，更没人知道。

我有时候想，如果李老六当年娶了那个寡妇，会不会不一样？他摔断腿的时候，有人给他端水送药。他喝酒骂人的时候，有人劝他少喝点。他心梗的时候，有人打120。

如果王结实当年凑够了彩礼，会不会不一样？他娘死的时候，有人陪他哭。他房子塌的时候，有人收留他。他感冒的时候，有人逼着他去医院。

如果赵军旗当年不挑三拣四，会不会不一样？他被人骗的时候，有人帮他出主意。他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有人敲门。他卖房子走的时候，有人拦住他。

如果孙老慢当年……

但没有如果。

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娶媳妇、生娃、过好日子。但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来了。剩着剩着，就老了。老着老着，就没了。

没人记得他们。或者说，记得他们的人，也快忘了。

今年清明，我回了趟老家。给我爷我奶上完坟，我站在河滩上，看着远处。李老六的坟头已经找不到了，那片河滩上长了半人高的野草，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的，像水一样。

我站了很久。

然后我去了村小学。小学早就废弃了，院子里长满了草。王结实住过的那间屋子，门还在，窗户没了。墙上还留着他用粉笔写的字：今天吃面条。

我摸了摸那行字，粉笔灰沾了一手。

我又去了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树还在，比小时候更粗了，树荫更大。树底下没有人，空荡荡的。我坐在树底下，掏出烟，点了一根。我不怎么抽烟，但那天想抽。

烟抽到一半，风一吹，烟灰落在裤腿上。我拍了拍，站起来。

往回走的时候，经过孙老慢的坟。碑还在，字还清楚。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弯腰把碑前的杂草拔了拔。然后继续走。

走到村口，碰见村里的老支书。他老了，背驼了，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眯着眼睛认了半天，认出来了：“哎哟，这不是周家那小子吗？”

我递了根烟，他接过去，我给他点上。

“回来了？”他问。

“嗯，回来上坟。”

“好，好。”他抽了口烟，看着远处，“还记得你小时候，整天跟着那几个光棍后面跑。”

“记得。”

“都走了。”他说，“李老六，王结实，赵军旗，孙老慢。都走了。”

“嗯。”

“你说这人啊，”他吐了口烟，“一个人过一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没说话。

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地说下去：“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一个人好。没人管，没人烦。老了才知道，没人管的意思，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他抽完烟，把烟头掐灭，站起来：“走了，回家吃饭。老伴儿该等急了。”

他背着手，慢慢往家走。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一句话。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有人记得。

如果没人记得，那跟没活过，有什么区别？

我回城的那天，路过镇上的养老院。新盖的，三层楼，挺气派。门口挂着牌子：刘庄镇敬老院。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看见几个老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们坐在轮椅上，盖着毯子，眯着眼睛，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我们村的人。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至少，他们还有人管。还有人给他们做饭，还有人给他们洗衣服，还有人知道他们活着。

我忽然觉得，这也许就是答案。

光棍到了五六十岁就消失，不是因为他们死了，也不是因为他们走了。而是因为他们被忘了。

被亲戚忘了，被邻居忘了，被村子忘了。最后，被自己忘了。

那些坐在敬老院院子里的老人，他们可能也快被忘了。但至少，他们还在那里。还在晒太阳。还有人记得给他们送饭。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后视镜里，敬老院的院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那几个老人坐在阳光里的身影，像几个小小的逗号，点在灰蒙蒙的背景上。

我踩下油门，汇入车流。

窗外，麦田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风吹过去，麦浪一层一层地涌。

那些消失的光棍，他们就像麦田里的野草。活着的时候，没人注意。死了，也没人记得。但麦田还在，麦子还在。每年春天，麦子发芽，绿了整片地。那些野草，早就被忘了。

但野草也是草。也活过。也在风里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