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4日，台北荣总医院的病床上，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胡宗南，猛地坐起，左手直挺挺地伸向虚空，脸上满是惊恐，仿佛要抓住什么，又像是在推开什么。
几秒钟的剧烈挣扎后，那只手无力地垂下，他猝然长逝。
这戏剧性的一幕，给他的死蒙上了一层谜。
更让人心头一紧的，是他妻子和儿子在他身后那句轻轻的叹息，“死了也好，他早就想解脱了。”
一个曾被蒋介石誉为“黄埔门下第一干将”的大人物，一个统领过数十万大军的将领，为何人生的终点，竟是如此的孤独与绝望？
他临死前那声惊叫，到底是在向谁呼喊？
胡宗南1896年出生在浙江镇海，父亲是个开药铺的，家境不算富裕。
这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不爱玩闹，就爱读书。
家里穷，点不起灯油，他就借着月光抄书。
求学路上，因为穿双破布鞋被同学笑话，因为交不起学费差点被劝退，这些都没能把他怎么样。
他骨子里就信一件事，读书，是穷人唯一的出路。
中学毕业，他当上了小学老师，捧上了饭碗。
可那个年代，时局飘摇，国无宁日。
胡宗南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心里却烧着一团火。
他觉得，“只讲课不救国”，这日子过得太窝囊。
1924年春天，这团火终于把他推出了安稳的小县城。
他辞了职，跑到广州去考黄埔军校。
谁知道，黄埔的门槛高得很，他满肚子学问，却因为个子太矮，在体检那关就被刷了下来。
换了别人，可能就认命回家了。
但胡宗南不是。他一股气冲进考务办公室，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慷慨陈词，说革命是年轻人的事，救国不能看身高，有志之士不该被埋没。
这番话，正巧被当时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听见了。
廖仲恺一看，这小个子，气魄不小，当场拍板，破格让他参加了考试。
就这样，胡宗南成了黄埔一期学员。
进了军校，他像是换了个人，白天玩命操练，晚上读书到深夜。
因为身形瘦小，没少被教官罚，但他一声不吭。
几年下来，他成了校长蒋介石眼里最信得过的学生之一。
从黄埔军校出来，胡宗南的人生就像坐上了火箭。
北伐战争一打响，他就从校园一头扎进了战场。
他这个人，打仗勇猛，更重要的是，听话。
上级的命令，不管合不合理，他都咬着牙去完成。
他带出来的部队，纪律严明，作风硬朗。
很快，他就从一个基层参谋，一路干到了师长。
真正让他成为蒋介石心腹的，是一次救驾之功。
战场上，蒋介石的部队中了埋伏，乱军之中，是胡宗南不顾死活把他背了出来。
这一下，蒋介石把他看成了“可托大事者”，胡宗南这个名字，算是牢牢钉在了蒋氏的核心圈里。
到了40年代初，抗战之后，蒋介石开始盘算内战的棋局。
他把最大的赌注，压在了胡宗南身上。
一纸任命，胡宗南成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手握七十多万重兵，装备精良。
他盘踞西北，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军事体系，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外界送了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西北王”。
可即便权势滔天，胡宗南也走得小心翼翼。
他从不在外面显摆，时常写信向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请示汇报，生怕引起校长的半点不快。
这种忠诚，或者说“愚忠”，成了他日后命运的一条伏线。
如果说前半生是上坡路，那从1947年开始，胡宗南的人生便急转直下，一头栽了下去。
那年2月，胡宗南率领着号称“国军王牌”的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延安。
出发前，他意气风发，对部下放出豪言，“我胡某此战，必使延安灰飞烟灭！”
可他没想到，他的对手是彭德怀。
彭德怀手里只有两万多人，却硬是凭着高超的战术，把胡宗南的重兵集团拖进了游击战的泥潭。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一个个地名，成了一道道刻在胡宗南心里的伤疤。
尤其是在青化砭，他以为能一口吃掉对方主力，结果一头扎进了包围圈，几天功夫，精锐损失惨重。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嘴上虽然安抚，心里却起了疑。
这位曾经的救命恩人，似乎不那么可靠了。
到了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
胡宗南还想在渭河边上背水一战，结果，解放军悄悄绕到他背后，把他的十万大军死死压缩在一块狭小的地盘里，断粮断水。
扶眉战役，他的四个军、六个师，连同他多年的嫡系部队，几天之内就没了。
败报传回南京，蒋介石拍着桌子，冷冷地吐出一句，“胡宗南，已无可用。”
这六个字，宣判了他军事生涯的死刑。
同年秋天，他带着残部退到西南。
昔日的“西北王”，在登上逃亡的飞机时，看着脚下远去的土地，眼里满是茫然。
蒋介石仓皇逃往台湾，甚至没给他留下一道正式命令，只在临别前冷冷地吩咐了一句，“好自为之。”
到了台湾，胡宗南的军权没了。
名义上是战略顾问，实际上就是个被踢出核心圈的闲人。
1950年，监察院的李梦彪联合四十多名委员，上书弹劾他，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
蒋介石虽然没真办他，但也不再庇护他了。
这比直接处罚更让他难受。
他被调到边缘部门挂着名，门前冷落，没人再提他当年的功绩。
那段时间，他搬到花莲，时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像一面被风雨打烂的旧旗帜，孤零零地立着。
他心里清楚，自己早就不被校长信任了。
可每次在公开场合听到蒋介石讲话，他还是会像个老学生一样，立正站好。
偶尔，蒋介石派人来探望，也只是走个过场。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蒋介石轻描淡写地说，“宗南，好好养病，少想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怎么可能不想。
他有时会把儿子胡为善叫到身边，沉重地说，“一个将军最怕的，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苟活在人群里。
你父亲啊，本该死在渭河边上，,我恨自己没能早死，活到今天只剩羞耻。”
到了晚年，他甚至出现了幻觉。
深夜里，他会突然披衣起身，对着漆黑的大海大喊，“给我报信，前线如何！”
等妻子被惊醒，他才怔怔地说，“不，没过去，我的兵还在那里。”
白天，他是个沉默的老人；到了晚上，他又变回了那个调兵遣将的“西北王”，嘴里喊着那些早已牺牲的部下的名字，连做梦都在打仗。
1962年2月，他因胸闷住进了台北荣总医院。
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嘴里时常念叨着“死”字。
护士问他想吃什么，他总是笑着摇头，“我怕吃太好，上天不要我走。”
儿子胡为善后来回忆说，他明白父亲那最后的呼喊，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彻底的绝望。
那个心结，他一辈子都没解开。
葬礼上，蒋介石派人送来花圈，上面写着“勋业永铭，忠诚长在”。
他的墓，按照他的遗愿，面朝大海，遥遥望着海峡对岸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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