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15日清晨，北京西直门长途车站仍带着夜雨未散的凉意。一位中年女子挽着十二三岁的男孩走出出站口，两人肩上的旧帆布包早被汗水浸湿。女子就是阔别祖国二十余年的邓金娜，男孩是她的大儿子李锐。母子俩没有停歇，直接打车奔向阜成门外那栋灰色筒子楼——郝治平的寓所。
门铃响过三下，里头传出细碎脚步声。门一开，邓金娜冲口说的却是俄语：“Mama。”随后她迅速改成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妈妈，我太不知好歹……”这一刻，昔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夫妇抚养大的女孩与老母亲重逢，拥抱在狭窄门廊里，时间像被顿住。
重逢场景温热而短暂，往事却如潮水涌回。三十三年前，也就是1950年春天，罗瑞卿出差广东。在广州大东门码头他遇到久别的邓发遗孀。对方递上一张孩子的登记证明，语速极快：“瑞卿同志，金娜从莫斯科儿童院回来了，可南方闷热，她常咳嗽，能否带去北京念书？”那天傍晚，罗瑞卿给北京的郝治平写信，信里话锋一转：“家里虽已八个孩子，再添一个也得担着。”一句“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可见他的踌躇。
信到京城，比人先一步抵达。郝治平抱着七个月大的“朵朵”站在西长安街官舍门口，看见戴棉布小帽的金娜提着皮箱，下意识地先把孩子塞给保姆，然后牵过金娜的手。没有客套，开门、进屋、分床位，母女关系就此奠定。
1950年代前半叶，新中国百废待兴，罗家院子里却总能听见洋娃娃衣裙哗啦声。金娜擅长针线，她给米什卡熊缝小军装，给自己裁苏式连衣裙，郝治平看在眼里，几回悄悄把稀缺布票塞进女孩书本。罗家八个孩子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调侃“老九最得宠”。
进入高中，金娜的社交圈骤然扩大。一起从苏联回国的任洁、叶麒麟、博涛等烈士子女常聚舞会。凌晨两点返家、脚步踢哒哒的高跟鞋声让郝治平寝食难安。多次劝说无果后，她叹气对丈夫说：“女大不中留，你去说。”罗瑞卿却摆手：“别吓着孩子，好好谈恋爱无妨。”
1960年夏天，北京师大附中一场毕业汇演上，金娜邂逅身着越南民族服的李新华。两人对话夹杂英语与法语，旁人听着费劲，他们却兴味盎然。罗瑞卿获知后，先问“这小伙父亲是谁”，得知对方父亲李班与周总理相识，这位向来谨慎的老将点头作罢。
1965年4月，金娜和李新华按照越南礼俗在河内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越南驻华大使潘儒兴。郝治平寄去的嫁妆只有一本《洗兵马》诗抄和一条黄缎子桌旗，却附了手写便笺：“愿你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战争阴云很快笼罩他们的新生活。1966年美军升级轰炸，李新华被抽调南方战区，金娜带着新生儿躲进地下掩体。断粮时，她把仅存的牛奶兑水分三餐；最难熬的夜里，她靠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稳住情绪。那几年，国内的罗家也屡次提起金娜，唯恐她在炮火中另成孤雏。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病逝。由于通信阻隔，噩耗迟迟未传到河内。直到1983年春，金娜的亲生母亲病故，越南当局同意她回国奔丧，她才猛然得知养父已离世五年。她在海防码头脱下戴十八年的金戒指，当场卖掉补路费。事后回忆，她说那一刻“心里像撕开一道口子”。
回国手续并不顺利，护照、签证、离境税项样样要钱。最窘迫时，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垫付了机票款。工作人员拍拍她肩膀：“祖国不会让烈士后代为难。”一句话让金娜泪如雨下。
安葬完生母，她立刻联系罗家长子罗小青，提出去北京看望郝治平。对话很简短——“妈妈身体好吗？”“她天天念叨你。”挂断电话，金娜挤上南下昆明再北上的航班，只为节省钱。
因此才有了文章开头的西直门一幕。那天午后，郝治平给金娜盛上一碗鸽子汤，她自己却没动筷。两人说起罗瑞卿，气氛一度沉默。少年李锐看不懂大人的哀伤，只听见外祖母般的老人轻声嘱咐：“记住，你外公是好人，好人不怕时间长。”
短暂停留后，金娜全家定居广州，双双进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她常给北京打长途——按市话费一分钟四毛三——每回开口仍然那句：“妈妈，天气凉了，披肩别丢。”郝治平听完，总笑着回答：“操心吧你，老胳膊老腿硬朗着呢。”
岁月流逝，故事的主角们陆续退场，可那个在罗家门廊喊出“妈妈，我太不知好歹”的声音一直留在亲友记忆里。历史的波澜把个人命运推向四方，唯独那根家庭纽带始终缠紧，不曾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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