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八十年代出门，不少经历过的长辈都摇头，那时候坐长途火车，真的相当于闯一次险，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出啥幺蛾子。别说普通人了，就连兰州军区副司令的亲哥哥，出门坐个火车都能凭空消失。这件事发生在1986年，副司令的哥哥刘河清从四川通江老家出发，打算去北京和弟弟团聚，谁知道这一上车，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第一次走到广元站挤车，那时候绿皮车人挤人，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刘河清根本挤不上去。他只能给弟弟打了电话说明情况，改了第二天的车票。第二天确认完车次顺利上车之后，全家人就再也没收到过他的任何消息。铁路部门、当地公安还有沿途的部队都出动找人，翻遍了沿线各个角落也没找到半点踪迹。到1987年，弟弟刘海清只能在家乡给哥哥立了个衣冠冢，这件事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
放到现在，出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想都觉得离谱，可放在八十年代，真的没那么让人意外。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一切都在转型调整，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管得严，人口流动少，出门还要开各种介绍信证明身份，坏人想流窜作案都难。后来慢慢松绑，全国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找不到稳定营生的人混在流动大军里，偷抢拐骗的事一下多了起来，全社会的治安压力直接拉满。
那时候基层的治安队伍也完全跟不上趟。原来的治保组织都是靠民间积极分子义务干活，护厂护路看村口都靠这帮人，管用了几十年。到八十年代，这帮老积极分子身体不行干不动了，不少年轻人都去下海做生意赚大钱了，没人愿意接这个没多少油水的活。好多地方的治保会直接处于瘫痪状态，留下的防范漏洞，正好给了坏人可乘之机。
还有个绕不开的关键因素，就是大批知青集中返城。上山下乡结束后，几十万知青一股脑涌回城市，当时的城市就业岗位根本接不住这么多待业的人。好多人没班上没收入，天天闲着晃悠，心态一崩就容易走歪路，跟着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干坏事。像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待业人口堆得多，社会风气受影响，治安自然好不了。
那时候刑事案子真的多到离谱，恶性事件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消息。中央看形势不对，1983年就开始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行动，一连搞了好几年，端了不少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处理了一大批坏人。那个时候犯罪低龄化都已经很明显了，好多大案要案闹得全国人心惶惶，大家出门都提心吊胆。广东作为开放前沿，流窜作案多，情况比别的地方更复杂。
严打之后社会治安确实好了不少，可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跟不上，基层组织力量弱，知青返城带来的遗留不稳定因素，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后来的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不再光靠打压，要求多部门配合，还要发动群众一起参与管理。原来的治保组织也开始调整改革，慢慢适应新的社会形势。
刘河清失踪这件事，说起来是一个个案，放在那个大环境里真的很典型。那时候绿皮火车挤得水泄不通，管理又跟不上，根本做不到现在这样实名检票全程监控。别说一个大活人半路出点事，就算出点别的状况，当时的技术资源也跟不上，多部门协调起来都难。别说普通老百姓，就算有家属当高级军官，遇上这种事也没辙。
现在我们出门不管坐高铁还是飞机，从买票到进站都有迹可循，根本不用担心出门就失联。这份安心真的是社会一步步发展，治安体系一点点完善才来的。那个社会转型的年代，各种问题集中冒出来其实也正常，毕竟摸着石头过河，哪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现在回头看这些当年的悬案，其实也能看清我们国家平安建设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初期治安工作回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