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腊月，山东肥城城南的集市上，一家小小的馒头铺里总飘着麦香。伙计们常说，掌柜乔明增有时会盯着炉火发呆，袖口里那截旧军装布条偶尔探出，似乎提醒他在这间铺子之外还有一段截然不同的岁月。镇上老人记得，他一到冬夜便关店早，独自伏在油灯下，在纸上写写画画，嘴里嘟囔“湘江”“枫树”“六担银元”——没人听得明白，却知道那几句话搅得他难以入眠。
乔明增原籍肥城，生于1912年。1934年10月，他是红五军团收容队队长，奉命跟随34师侧翼行动。当时中央纵队正突围，湘江成了生死天堑。21日夜，他押着三担步枪、六担银元，为救护受伤官兵做安置准备。谁料敌军增援迅速，东岸防线瞬间被层层封死。眼看返回无望，只得率十余名战士潜进广西灌阳县的洪水菁村，把全部辎重藏在几棵并排的老枫树下，随后各自分散脱身。
短兵相接时，他腿部中弹，拖着伤腿摸到两里外的塘尾巴村。正值秋收，农民文永遂正在田里翻土。乔明增半跪在田埂，低声求水，掩口音称自己是挑夫。文永遂见他血迹斑斑，还是把人领进家。腿伤需静养，乔明增便留下。为了不被疑心，他白昼务农、夜晚扎紧伤口，自称“表哥”。村庄地瘦水浅，庄稼常歉收，他却把北方的旱作经验搬了过来。第二年春旱，村里稻秧枯死，他那两亩坡地红薯却颗颗饱满，乡亲惊讶地唤他“种田能人”。
久而久之，文永遂察觉“表哥”根本不像挑夫——手掌干净，也没有扛担的老茧。他试探道：“挑夫日日磨肩，你这肩膀却没一点硬结，瞒得住别人，瞒不住我。”乔明增苦笑，承认了身份。“湘江那头，全军覆没，六担银元我没敢带走，只埋在洪水菁村那几棵大枫树旁。”他低声补充，“那钱是受伤弟兄的命根子，迟早得物归原主。”
消息还是慢慢泄露了。1935年初，周边村庄开始流传一句顺口溜：“六担银元三担枪，大枫树下坐师长。”饥荒越重，银元就像长了翅膀的希望。有意思的是，连民团和桂系残部也嗅到风声，先后到洪水菁村“找宝”。他们荷枪实弹折腾了大半个月，只挖出几支生锈破枪。百姓更加笃信银元仍在地下，枫树林被翻刨得面目全非。
塘尾巴村里也躁动不安。有人半夜敲文永遂家的窗，要他引见“乔师长”带路。乔明增心知事不可为，对文永遂说：“墙里阳春墙外雪，待久了终出事。我得走。”1936年春，他背起干粮，从广西走到湘西，再翻越武陵、太行，靠一路化缘于37年春回到肥城。身上唯一念想，就是趁日军未南犯之前，把藏银元的方位写下，等找到组织便亲手交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把书信寄回广西托文永遂看守，可信刚寄走，桂系再度清搜，密林被剜出深沟数道，却依旧一无所获。乔明增暗自庆幸：枫树被砍了，可地下的东西还稳稳当当。山东抗战烽火升腾，他参加八路军地方武装，任指导员。每到战斗间隙，他仍会在地图上描出灌阳方位，心里默背行军点位。
1940年7月，肥城北乡遭伪军袭扰，他带排阻击时腹部中弹，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28岁。战友替他清点遗物，除了入党誓词手抄本，还有一张模糊的示意图：一条弯曲河流旁画着三棵枫树，下方写着歪斜的小字——“银元六担，枪三担，待取”。线索由此中断。
1949年后，当地政府曾依据老游击队员口述去灌阳县复核。洪水菁村仍在，枫树却早被伐光，土地整修也改了河道走向。工作人员打了几十个探洞，铲平一座小丘，仍旧没找到银元与枪械。有人推测，当年山洪或许冲毁了原址；也有人怀疑桂系或民团其实早已暗中掘出，却怕遭罪而讳莫如深。
银元究竟沉睡何方？档案里只有寥寥几笔，乡村口耳流传几近传奇。乔明增留下的，不只是那张未及标注经纬的草图，还有一个关于信义与担当的悬念。伫立湘江岸边，透过历史硝烟，人们能记住的，是一个年轻师级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护着战友的最后一点“安家费”，宁可负伤潜行千里，也不让公款落入别手。这份坚守，如同那六担银元一般沉甸甸，埋在岁月深处，再难被掩埋的，是人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