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九军军长何畏为了一张破纸差点跟参谋打起来，徐向前亲自出面才摆平，但这玩意儿比黄金还值钱，救了红四方面军的命
1933年7月，四川苍溪那个地方热得跟蒸笼似的，蚊子多到能把人给抬走。
就在这么个让人烦躁的鬼天气里，红九军军长何畏差点跟总指挥部的一个参谋动了手。
你也别以为他们在争什么刚缴获的德国造驳壳枪，或者急缺的黄金大洋，纯粹就是为了一张贴得皱皱巴巴、看起来还有点破旧的拼贴纸。
这事儿闹得动静挺大，最后不得不惊动了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出面调停。
谁能想到，这张差点引发内讧的“纸”，最后竟决定了红四方面军随后几场关键战役的生死存亡。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那时候著名的“木门会议”刚开完，红四方面军气势正盛，决定把原来的4个师扩编成4个军。
队伍是壮大了，人心也齐了，但有个极度尴尬的事儿让徐向前愁得睡不着——这支几万人的大军成了“瞎子”。
徐向前是个实干派，那晚他找来刚调任的参谋徐深吉，也没讲什么宏大的革命道理，就指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交了个底：咱们没有地图。
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年的四川，那就是最魔幻的现实。
还真没有。
这帮大帅们平时忙着刮地皮、修洋楼、抢地盘、抽大烟和娶姨太太。
在他们的逻辑里，打仗靠的是银元收买和火力覆盖，至于精细化的测绘地图？
那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根本没人愿意花冤枉钱去搞。
这种军阀割据带来的行政惰性，比哪怕最猛烈的炮火还耽误事。
偌大一个四川，居然找不出一份像样的军用地图，红军想由守转攻，跟盲人骑瞎马没区别。
任务落到了徐深吉头上。
这可不是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画图，这是在战争夹缝里求生存。
刚开始他也按常规套路走，满世界找现成的地图。
结果找来的全是那种挂在墙上撑门面的大挂图，比例尺小得可怜，上面只有孤零零的县城名字，至于行军打仗最要命的村镇、山头、河流走向，一概没有。
拿着这种图指挥打仗，跟看连环画没什么两样。
就在徐深吉一筹莫展的时候，徐向前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找县志图嘛。”
这招简直是降维打击。
既然官方没有军事图，那就去民间挖。
徐深吉立马带着人钻进中小学图书室、破落的书香门第，甚至是土豪劣绅的藏书楼和区公所。
那阵子，红军参谋们不像当兵的，倒像是个搞考古的，整天在故纸堆里翻腾那些发黄的县志。
好不容易凑齐了七八个县的县志，徐深吉又崩溃了。
这些图也是奇葩，画图的人都不一样，年代也不一样，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最坑爹的是比例尺完全随心所欲。
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像是用不同积木强行搭房子，根本对不上号。
这时候就显出红军参谋的硬核本事了。
不懂高深测绘没关系，徐深吉用了最笨但也最管用的“方格法”。
他把所有地图都打上格，没比例尺的就去向老百姓打听，甚至用脚板去丈量距离，再按统一比例缩放进方格里。
那是一个个熬得双眼通红的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徐深吉硬是靠着一把剪刀、浆糊和笔，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县志碎片，一点点拼接成了一张涵盖七八个县的完整作战地图。
这不仅仅是一张图，这是红军的情报聚合体。
徐向前看到这张图时，那种高兴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他心里清楚，军队终于“复明”了。
这也就解释了开头那一幕。
当时总指挥部跟随红九军行动，军长何畏是个识货的，一眼就看出这张图含金量太高了。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张图就意味着战场的主动权，意味着能少死多少兄弟。
何畏也是个打仗的急脾气，看着好东西只有孤本一份，急眼了非要拿走。
徐深吉哪敢给？
给给了红九军，总指挥部咋办？
其他军咋办？
官司最后打到了徐向前那。
徐总指挥没有偏袒任何人，他的反应极快且带有工业化思维：“赶快复写一份送给后方石印厂，日夜加班赶印！”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决策。
直接把红四方面军从“手工作坊”式的情报分享，跨越到了“标准化分发”。
没过多久，带着油墨香味的石印地图就发到了各军手中。
至于那个还要靠抢地图才能打仗的日子，彻底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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