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拂晓，解放军的号角已在黄浦江畔回荡，同一座城市另一隅却弥漫着血腥气。午夜前数小时，龙华监狱枪声响起，36岁的黄竞武倒在昏暗围墙下，他不知道，上海天亮后便将易帜。他是黄炎培的次子，在看不见黎明的那一刻，用生命写下最后的信仰。
三个星期后，黄炎培被护送回到久别的上海。城市换了旗帜，街头仍满目疮痍；而最令他动容的，却是青松掩映下那座新填的土丘。石碑尚未竖起，白粉笔勾勒的名字被春雨冲得模糊，一行小字依稀可辨：黄竞武——1949年5月18日殉难。老父亲蹲在泥泞里，手指颤抖地擦去雨痕，喃喃一句：“孩儿，你先回来了。”
时光跳到1952年3月，黄炎培已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公务暂歇，他回到家乡川沙，为的是给竞武上坟。本以为能在静谧中寄托哀思，却在墓区入口愣住。儿子的衣冠冢赫然立于正中，深灰色大理石，高出周围其他烈士墓足足一倍，碑座上还雕了几缕西式花纹，与两旁朴素的小碑格格不入。
“把负责人叫来！”他压着火气，声音低沉。管理员闻声赶到，满脸局促地解释：这是地方上“表示敬意”的意思，“毕竟黄副总理的公子……”一句话没说完，被老先生挥手打断。“都为国捐躯，凭什么他就要站得更高？这像什么样子？”这句话，后来传遍了上海。
工作人员连连点头，数日之内，新的石碑依照统一规格立起。黄炎培再次站在墓前，沉默许久，只留下几株清香的柏枝。待到转身，他的目光里仍有酸楚，却已无愠怒。
黄竞武的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的清华园说起。1920年，这位17岁的少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主修数学。校园里的新思想、新学术，让他听到了“科学”“民主”的呐喊，也让他第一次把个人前途与民族命运系在一起。毕业后，他遵从父亲“学成报国”的叮咛，远赴美国研究经济学。那时的他相信，现代金融可以拯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
1930年回国，他进入上海盐务稽核所，踌躇满志。可很快就撞上灰色现实：账本里花样百出的偷漏税，办公桌下悄无声息的银元。每当他拒绝签字，学长拍拍他肩膀：“小黄，这叫规矩。”结果，拒绝潜规则的代价是被发配青口。外人看是贬谪，他却暗自欣慰，“离开上海，也算远离浊流”。
青口岁月，他硬生生砍掉了十几项苛税，靠数字让百姓省下真金白银。然而，地方豪绅的冷嘲热讽、上级的明里暗里刁难，也让他彻底认清国民政府的腐朽。1937年，卢沟桥烽火升起，他随机关西迁重庆，出任中央银行科员。烽火中的陪都夜夜灯红酒绿，军火投机、官场醢卖，刺眼得让人心冷。报纸头条是宴会花絮，而前线伤亡只是角落里的小字。黄竞武写信给父亲：“此邦若不改变，终无生机。”
正是在这一时期，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日渐密切。1938年4月，他只身赴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回沪后写下《延安归来》。书里一句话，黄竞武读来印象最深——“人民的江山，必从人民手里诞生”。父子俩由此坚定了方向。
1941年冬，黄竞武在上海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民主同盟，利用自己的留学背景，同东南亚华侨商会牵线，为抗战筹款、筹医药，甚至秘密接送药品到敌后。上海滩灯火璀璨，他却常出入租界阴暗小巷。“此去或凶多吉少，你可后悔？”地道深处，一位同志曾这样问他。他轻轻一笑：“倘若后悔，就不会走进来。”
1947年，国共内战胶着，蒋介石把仅存的力量对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黄炎培因声望甚隆，成了监控重点。民盟内部判断，必须尽快撤离；可黄炎培坚持留下。僵持之际，次子主动请缨：“他们认得我，也认得父亲。让我留下，掩护您走。”父亲沉默良久，只说一句：“谨慎要紧。”两人对坐灯下，棋盘未完，子局成诀别。
1949年春，国军节节败退。黄炎培经华东地下党安排，转道香港再飞北平；黄竞武则在上海继续联络各界，筹备迎接新政权。5月6日，他被逮捕；12天后，被秘密处决。5月27日下午，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守卫溃散，解放军进城，上海战役结束。
黄炎培后来在日记里写下：“竞武之死，虽痛，然其志不负家学。”1950年，全国政协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并批准在川沙修建烈士墓园。到了1952年，地方干部商量着想“彰显烈士家属的尊贵”，擅自加高墓碑。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场严厉的批评。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后，川沙的老乡提起这段往事，总会感慨：“黄先生那一次发火，是给后辈们上了最后一课。”
黄炎培后来很少再谈及这次“发火”。他只在朋友面前淡淡地说过一句：“死难烈士，血同色，碑同高。”短短八个字，被记录在民盟内部简报里，成了流传最广的“黄公家训”。
1958年，黄炎培病重。临终前，他把自己与夫人俞明震的合葬地也定在川沙烈士陵园，紧挨着二儿的墓位，不占一寸额外之地。他的长子黄覺岷遵嘱办妥此事后，回首那片松涛低回的丘岗，耳畔仿佛又响起父亲那句斥责：“都是烈士，我的儿子就和别人不同吗？”话音虽重，却像一记警钟，敲向每一位后来者的心口——真正的公平，是从脚下的青石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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