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拂晓，沈阳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灯火通明，窗外积雪未融，屋内却弥漫着火药味般的紧张。
押解进来的三十多岁男子名叫刘其昌，穿着被扯掉扣子的呢子大衣，双手颤抖。劈头一句话，他把在场军警说得倒吸凉气：“杨司令没自杀，是被人打死的，枪口就在自己人手里。”
这句话重如炸雷。杨靖宇，东北抗战的旗帜，官方早年通报“孤身断粮后自戕”，虽然多有争议，却无定论。如今，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特务指名道姓称“凶手在北京当官”，事关重大。
沈阳军区随即将口供急电总参。两天后，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负责人仅带三人便匆匆抵达北平，密函一纸，调阅华北军区机关人事档案。调查对象：机械部副科长陈子平。
必须交代那位在白山黑水间战斗的统帅。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一九零五年生于河南确山，二十九岁奔赴关东。抗日联军组建后，他身先士卒，三千里冰封里拉起过十余万群众自卫军。对日作战，他顶在最前；伙食断绝，他以草根、树皮充饥。日军少佐板垣征四郎在报告里写下评语：“此人如苍鹰，难以捕杀。”
然而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三日，苍鹰坠落濛江三道崴子。侵华军在其遗体胃内未发现粮食，只见草根与棉絮，便断定杨是“弹尽自裁”。多年后，东北游击老兵仍疑云密布——他从不言死，更不可能扣枪自尽。刘其昌的供词，让失落多年的疑点有了突破。
专案组翻出陈子平的档案，却发现登记表年代混乱。学历一栏写着“北洋陆大旁听生”，再往前竟无人知道他的籍贯。技术兵科的老兵回忆：“这陈科长行军打靶样样内行，不像书生。”
档案对照东北抗联旧卷，破绽出现——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失踪、疑叛，一九三九年后再无记录；而陈子平的履历正从一九四五年“忽然”开始。对得上的，不只是年纪，还有伤痕。程斌左臂有贯通伤，陈科长夏天短袖时，亦有一道古旧弹痕。
程斌的故事，是黑暗的脚本。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对通化、临江腹地实行“围点打援”，屡屡受挫。濒于疯狂的南满警备厅厅长岸谷隆一郎采用“人质战术”——夜半抓走程斌在临江的双亲与幼妹，逼降书竟让其兄长捎至山中。程斌曾在风雪营地里踱步一夜，黎明时他找来密友低语：“若我不归，家人必死；若我归队，千余弟兄还可存活？”
之后的事程斌自己也难以辩白。他领着特务队摸进临江交通站，两夜之间毁掉药库、枪械厂，并绘制联军根据地地图，交给日伪。伪军顺图猛扑辉南、集安，五十多名农会干事惨遭杀害。杨靖宇得到消息，沉默许久，只对警卫说一句：“心疼。”
抗联自此陷入情报瘫痪。日军通过程斌提供的指纹卡、暗号本，“钓鱼”搜山。伪军冲进保安村那日，杨靖宇仅余七人。他与两名战士出村找粮，不料在三道崴子遭夹击。枪声持续一小时，枪声停时，杨靖宇衣兜里仅剩两颗子弹，一发哑火，一发穿胸而去——是三八大盖留下的口径。
抗战胜利后，程斌带着“陈子平”这个新名字投靠国民党保密局。刘其昌正是他的上线。败局将至，二人随53师北撤。北平和平解放，程斌再一次变脸：揭发旧同事十余人，顺势得了“起义人员优待证”，安插进华北军区机械部。当年他三十六岁，穿灰呢军装，袖口缀一星两道，再无山林风霜的痕迹。
世事难料。帅府街北口一次清查行动，刘其昌在沈阳落网。面对铁证，他明白活路渺茫，索性放出“救命炸弹”。他反复强调：“要找，就去北京找陈子平。”这一转折，彻底捅破多年疑云。
专案组赶到北平时，程斌正伏案审核器材清单。驻部警卫通知“有军调人员来访”，他下意识整理衣冠迎接，万没想到对面亮出的却是逮捕证。手铐扣上那刻，他低声对带队干部说：“我想见杨司令的遗像，哪怕磕个头。”
审讯持续十昼夜。程斌起先推说“人生不由己”，到后来丢盔卸甲，全盘托出：怎样布网截粮，怎样引路包围，甚至如何伪造现场制造“自决”假象——日军为减轻国际压力，需要英雄“自杀”的说辞。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热河省人民法院宣判，无期不够，定为死刑。陈年尘埃终于落地。当天下午，承德城外的西北荒坡枪声三响，52岁的程斌倒向松林。行刑官记得，弹壳落地时，山风正起。
审讯材料整理完毕后，中央向杨靖宇亲属送去机密文件副本，说明真相。将军的胞弟马德山读罢，握纸良久，只说了一句：“好歹明白了。”英烈之名自此更显峥嵘，也让人再次看到抗战洪流中背叛与牺牲的残酷纹理。
这起“特务落网—叛徒现形”事件，其意义不仅在除掉一名潜伏的恶狼，更在澄清了烈士之死的真实。历史的案卷被重新钉好，字里行间写满血与火的代价，也映出忠诚与背叛的清晰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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