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书院教育史话|周敦颐|岳麓书院|朱熹|李建臣|杨时|理学家

探讨书院教育史，须从头说起。

西周时，思想文化为统治者垄断，学校设在官府，老师即官吏，受教者为贵族。其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不下庶人。

春秋战国时，各种思想学派纷纷涌现，民办教育成为主流。诸子百家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如孔、墨门徒均成百上千。这种社会化教育，促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思想文化大爆炸。其成果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

前213年，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和《挟书律》将文化垄断推向极端。22年后，刘邦的儿子刘盈继位，废除《挟书律》，使西汉前期出现文化复兴局面。

汉武帝继位后，两次下诏征询治国方略。博士（相当于社科院研究员）董仲舒审时度势献上良策。他首先借用周人“父天母地”及先秦阴阳家“五行”思想，调制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旨在解答帝王统治合法性问题。其次他改造孔孟儒学，突出其政治功能，使之从一个民间学派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三是提出“三纲五常”，以家庭伦理绑定国家治理，构建家国同构社会体系，为社会秩序搭设“龙骨”。

改造后，虽仍冠以儒学，但与孔子儒学相去甚远，已成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的“董学”。但汉武帝高度赞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如何落实？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设立太学，通过制定标准教材及制度规范予以宣贯。汉武帝欣然批准，并倡议各郡国依样设学。至汉平帝时（公元3年），全国州县官学体系基本健全。

然而，自《挟书律》废除后，常有人拿出劫后余生的先秦典籍，有的还是六国文字。对此，朝廷一方面宣称标准教材有当朝大儒背书，绝对是正宗儒学；同时又高价收购民间典籍，封存于皇家书库。

前26年，黄门郎（皇家机要秘书）刘歆奉诏与父刘向一起整理皇家书库，乃有机会接触尘封多年古文献。经过比对刘歆发现，西汉一百多年来推行的标准教材与先秦儒学有很大距离。于是在刘歆带动下，出现一批专注于在故纸堆里挖掘历史真相的学者。他们将先秦文献中的儒家内容称为古文经，将朝廷标准教材称为今文经。他们提出古文经更反映历史真实，更有思想价值。于是今古两派发生旷日持久大争论，并对此后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且说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为提升蜀人文化素养，在成都创办一所面向社会的学校。因教堂用石头垒砌，故名“石室精舍”。汉武帝上台后实行意识形态大一统，“精舍”现象便未再出现。

至东汉，面对今文经派稳居庙堂，有的古文经派便以自家府第为场地，进行小范围学术交流，传播研究成果，并以“精舍”自称。后来精舍越办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如左传精舍，姜肱精舍、刘淑精舍、檀敷精舍、包咸精舍等。大的精舍弟子数以千计。“精舍”于是成为东汉民间学术交流重要形式。

汉末天下大乱，儒学独尊光环逐渐黯淡，道家思想卷土重来。至魏晋，玄学成为风尚。

玄学存在约180年，主要以“三玄”为核心，聚焦“有无之辩”“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等哲学问题；既摆脱了汉代经学对典籍的章句训诂和对灾异祥瑞的神学附会，又打破了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传统；通过高度抽象逻辑思辨，将经典诠释转化为哲学创造，推动哲学范式从“天人感应”的宇宙论，转向以“无”“有”“自然”“独化”为核心的本体论，大大拓宽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畴。同时，通过推崇“自然”与“个性”，打破了汉代经学对思想的禁锢，推动了个体意识觉醒，构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极具抽象性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古代思辨哲学高峰。

玄学思想与国家政治拉开距离，传播方式亦有别官学。或著书立说，或通过小范围沙龙，清谈交流辩论，且钟情山林，远离喧嚣。

随着东晋灭亡，玄学逐步走向没落，佛家走上历史舞台。

佛教在先秦就已通过民间渠道传入中国。官方渠道则是东汉永平七年（64）朝廷遣使西行求法。至南北朝，佛教已风行华夏大地。

中国佛教主流是大乘佛教。其中禅宗影响较大。603年，四祖道信提出，僧众应从分散隐修转向集中居住、聚众传法，并垦荒种植自给自足，不再依赖化缘和布施。

将道信主张落实落地的，是其四传弟子马祖道一。在执掌衣钵30年中，马祖推动修建寺院48座，号称“丛林”，僧众队伍扩至万人。不仅全部通过垦荒自给自足，而且实行“农禅合一”，将耕作列入必修课。

马祖圆寂后，弟子百丈参照各种戒律，制定了《禅门规式》，类似于行业规范，世代传承。

生存方式的转变，使佛教跌入凡尘。但其远遁山林聚众传播的方式，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在各种文化思潮云卷云舒中，官学一直存在。

司马炎建晋后，对官学体系做了改革。他把传统太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称“国子学”，主要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及子弟，最高长官称“国子祭酒”；另一部分仍称太学，面向六品以下官僚及子弟。

杨坚称帝后设国子寺，既管理国子学、太学等学府，又总览教育行业。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重要变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教育管理机构。

隋炀帝继位，改国子寺为国子监，进一步明确其办学及行业行政职能。此功能后世一直沿用。

此外，隋炀帝在人才观方面有新突破，继位伊始（605年）即设立“进士科”，策试取士，被认为是中国科举制度发端。初期尚未形成规范，三次策试，总录取约30人。

唐代科举制度在隋基础上渐次成熟。一是调整科目设置，设常科与制科；二是规范考试程序与层级；三是录取规模大大拓展，有时数以百计；四是拓宽考生范围，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上升机会。

有唐一代，科举成为国家选拔人才主要途径。唐太宗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占25%；武则天时50%；宣宗时达87%。

唐代前期，官学受到重视。从中央到府州县，教学体系比较完备。安史之乱后官学衰落。朝廷急功近利，既要选拔人才，又把人才培养的成本推给民间。于是考生便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商人子弟都可以参加科考。故此，中晚唐时民间教育开始出现。

此时的民间教育以私塾、家族、宗族为主，极少有社会化教育机构。既不成体系，也不成规模。而且目标明确：科考。

五代时情况类似。53年间战火不断，更换五姓十三君，官学难以举办，但科举基本没有间断（仅4年停考）。

宋朝建立之初，天下未定，教育状况总体延续前朝。但是，赵匡胤对治乱问题做了深刻思考。他认识到，如果继续推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他赵家江山肯定不会长久。要长治久安，必须重文抑武，建设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文明社会。同时，还必须建立有效纠错机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赵匡胤开始施仁政。对骄兵悍将采取赎买和联姻等各种方式，和平收回兵权。对前朝大臣悉数录用，人尽其才。

建国2年后，赵匡胤便为子孙立下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刻于石碑，置于太庙。赵匡胤这个祖训，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数百位帝王中，毫无疑问是最文明的一句话。它不仅使宋王朝兴盛，也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高度。

在赵匡胤既定方针下，北宋文官集团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至仁宗时，已形成“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庆历新政”主要思想和具体条款，几乎全部出自范仲淹等文官之手。正因士大夫阶层有国家治理主体地位，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人翁思想境界。

承担国家治理主体使命，士大夫们在两个方面有开创：一是在理论上集古贤之大成，开创理学；二是在实践上创新思想传播平台，创建书院。两者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成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

下面介绍几位重要理学家及书院。

先说范仲淹和应天书院。

范仲淹（989-1052）：生于徐州，幼年丧父随母改嫁，26岁进士及第，宦海沉浮数十年。虽非理学家，但对理学家成长和士大夫精神形成，具有开山之功。

且说五代后晋时（941年），文人杨悫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创办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弟子戚同文继续办学，至976年去世停办。在此35年间，学舍培养大批有成就的人，名噪一时。因赵匡胤曾在宋州任节度使，故宋真宗于1005年将宋州改为应天府。

1009年，当地乡绅曹诚斥巨资恢复睢阳学舍。真宗闻之十分高兴，赐名“应天府书院”（世称应天书院），并任命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教。是为北宋州县办学之始。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载：“天下庠序，视此而兴”。

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陪都，称南京。于是应天府书院又称南京书院。1027年应天知府晏殊邀请在家丁忧的范仲淹来书院做总教务长。晏殊虽比范仲淹小2岁，但14岁进士及第进入中央，入仕途比范仲淹早十年。

范仲淹青年时即在应天书院读书。主政应天书院后，不仅亲自讲学，还邀请孙复、石介等学者来此讲学，培养出王尧臣、赵概、富弼、张载、张方平等大批人才。

庆历新政（1043）期间，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中国古代唯一升格为国子监的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始建于484年（北魏），最初是佛教嵩阳寺，隋代改为嵩阳观。五代时因文人常聚于此，周世宗955年赐名太乙书院。997年宋太宗更名为太室书院，赐《九经》。1035年仁宗重修，赐额“嵩阳书院”。范仲淹1032年曾在此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雅聚，后多次在此讲学。后来程颐长期在此讲学。

1045年范仲淹被贬，翌年知邓州，建花洲书院。此前一年好友滕子京谪岳州，重修岳阳楼，绘成《洞庭晚秋图》寄范仲淹，请为作记。范仲淹虽未到过岳阳楼，但借368字抒发政治抱负，文字优美意境深远，不仅与岳阳楼相映成趣，使之名扬天下，而且成为后世士大夫精神的宣言和旗帜。

胡瑗（993-1059）：教育家，理学开山鼻祖之一，生于江苏泰州。因祖籍在陕西安定堡，故世称安定先生。少年聪慧，曾与孙复等同隐泰山栖真观，专心治学。屡考不第，乃于40岁时返乡开馆教学（1226年重建后称安定书院）。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特请胡瑗做州学教务长，并以子相托。

滕子京知湖州时，请胡瑗来湖主持州学。胡瑗1042年成行，并断续讲学12年，形成“湖学”。范仲淹奉旨在开封创立太学后，于1052年奏请胡瑗入太学讲学，并将湖学教法定为“太学法”。

1059年病逝于湖州，谥“文昭”，1530年从祀孔庙。

孙复（992-1057）：山西临汾人，幼年家贫，苦学不辍。1027年范仲淹掌应天府学，请孙复任教。

1034年，42岁的孙复第四次科考落第。应天府书院教务长石介便在泰山之麓专为孙复创建了泰山书院。孙复故此有了教学科研基地，亦因此被称作“泰山先生”。8年后，经范仲淹推荐任国子监直讲，得到仁宗赏赐。

孙复一生讲学，安贫乐道，培养出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大量贤士。病重期间，仁宗专派书吏协助孙复完成遗著15万言。逝世后仁宗赐钱治丧，欧阳修撰墓志铭。

石介（1005-1045年）：山东泰安徂徕人，“泰山学派”创始人，世称“徂徕先生”，与孙复、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1027年范仲淹掌学应天府时，22岁的石介慕名来学，深得赏识。1030年石介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但对学问的追求一刻不曾放松。除了与孙复共同创办泰山书院，石介还于1040年在家乡创办了徂徕书院，俗称“作书房”。

石介生性耿直嫉恶如仇，抨击仁宗好色，指责宰相夏竦为大奸，被诬陷搞朋党谋反，40岁病逝。后来欧阳修为石介写墓志铭，称千古奇冤，并将石介与孔孟相比。

邵雍（1012-1077）：理学家、数学家、诗人，生于河北，饱读诗书常年游历，才智出众聪慧过人。30岁迁居伊川，并创办安乐书院，自称安乐先生。52岁迁居洛阳。前宰相富弼以及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敬重邵雍，为之置办田宅。邵雍称之“安乐窝”，并继续讲学。两次被举荐进朝为官，均力辞不就。垂危时，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均守候照料，操办丧事，仿佛送别精神领袖。去世后，宋神宗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宋哲宗赐谥号康节。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县人，文学家、哲学家，理学开山鼻祖。1046年周敦颐任郴县县令时兴教办学。大理寺丞程珦特令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后来周敦颐多次调动工作，所到之处均力推教育。

1061年，周敦颐逗留庐山期间创建一所书院。因周敦颐特别怀念故乡门前的濂溪，故名之“濂溪书堂”。1071年致仕后，便定居于此讲学著书。二程再度来学。世人则称周敦颐“濂溪先生”。

另，1050年周敦颐曾任桂阳（今汝城）县令，讲学并写下《爱莲说》。后世为纪念，在此设立濂溪书院。

此外，周敦颐还在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多处讲学，被誉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创立的理学思想理论被称为“濂学”。

张载（1020-1077）：生于西安，15岁迁眉县横渠镇，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因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关学”。

1041年，21岁的张载与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结识，受到鼓励。1057年张载进士及第，后在多地任职。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辞官回横渠崇寿院讲学。提出“天人合一”。1077年应召入京，担任同知太常（礼部副职），同年因病去世。

元代时，家乡人为纪念张载，在崇寿院旧址设立横渠书院。

程颢（1032-1085）：生于武汉黄陂，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理学家、教育家，理学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1057年进士，做官至县处级。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程颢为宗正丞，未起行便病故，享年54岁。宋宁宗时赐谥“纯公”。后世多次追赠。

1065年程颢在晋城创办书院，白天当县令，晚上做山长。书院名称几经变化，明称文昌书院，清称明道书院，近代始称程颢书院。该书院是程朱理学重要发源地。

程颐（1033-1107）：世称“伊川先生”，理学家、教育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世称“二程”。18岁即上书劝诫仁宗，提出王道思想。科考不第。1072年偕兄于嵩阳讲学。1082年太尉文彦博有感于程颐名重，天下游徒甚众，乃在洛阳为之建修一座“伊皋书院”。程颐在此讲学近20年。元代改称伊川书院。

1085年哲宗即位，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出来做官，婉拒。次年应诏入崇政殿，教皇帝读书。不久遭苏轼等人攻击，又遭谏议大夫孔文仲奏劾，乃于二年后罢官，回洛阳继续讲学。后沉浮数次，至75岁去世。

杨时（1053-1135）：生于福建南剑州（今三明），号“龟山先生”，世称“杨龟山”，理学南传先驱。1076年中进士。1081年辞官到颍昌拜程颢为师，一年后南归。临别时，程颢怡然叹曰“吾道南矣”。

程颢病逝后，杨时1093年又往洛阳拜程颐为师。在与游酢拜访程颐时，留下“程门立雪”佳话。

之所以成为佳话，是因为为一介布衣而立雪者，是两位朝堂高官。足见宋代尊师重道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氛围。

1111年3月，杨时受邀在常州讲学，建“龟山书院”。明正德年间改名“道南书院”。

1111年5月，杨时受邀赴无锡讲学，创建精舍。因仰慕庐山东林寺，故命名“东林精舍”（淳熙年间改称东林书院）。杨时在此讲学断续18年，培养了罗从彦、陈渊、张九成等理学家。

杨时1125年任北宋国子监祭酒，1127年任南宋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跨越北南宋，82岁病逝。

罗从彦（1072-1135）：生于南剑州，祖籍南昌，故称“豫章先生”。1103年在沙县时，拜回乡守制的杨时为师，并在杨时引导下拜见程颐。1112年杨时赴浙江萧山任知县，罗从彦前往受学。1116年罗从彦在家乡设南斋书院讲学时，李侗慕名受学。

1132年，罗从彦任广东博罗县主簿，在惠州罗浮山创建钓鳌书院。晚年回到南昌隐居，修建“退思楼”讲学。后人为纪念罗从彦，1163年建豫章书院。

罗从彦是“闽学四贤”之一，在二程洛学向朱熹闽学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桥梁作用。1231年，宋理宗赐谥“文质”。1614年，明万历诏赐从祀孔庙。

李侗（1093-1163）：生于福建南剑州，世称延平先生。早年立志科考功名。后闻罗从彦得杨时所传“河洛之学”，乃弃举业，于1116年师从罗从彦。翌年退居山田，屏居治学40余年，绝意仕进潜心理学。1131年延聘南剑州学，名噪一时。随即创办九峰草堂，广收门徒。

1153年朱熹赴任同安县主簿，途中拜见李侗。朱熹当时钟情佛老，受李侗点拨，归儒学道。1158年朱熹卸任后，专程往延平求教。1160年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师徒二人数年间书信不断。后来李侗的部分书信结集为《延平答问》，成为理学重要文献。

朱熹（1130–1200）：生于福建尤溪，因祖籍在婺源紫阳山，故世称“紫阳先生”。1148年中进士。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第一次应诏入对。1169年，朱熹为母守墓时，建寒泉精舍，讲学6年。

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亲订学规，延请名师。白鹿洞原是唐代江州刺史李渤的书斋。南唐时李昪在此设官学学馆。976年宋太宗赐名白鹿洞书院，赐《九经》。

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创建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扩建后称紫阳书院），广收门徒，聚众讲学。1191年迁居建阳。次年建竹林精舍（1244年宋理宗诏赐“考亭书院”）。

1194年，朱熹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对岳麓书院进行改扩建。1196发生“庆元党禁”，朱熹以“十大罪状”名列“伪学魁首”落职罢祠。1200年在血雨腥风贫病交加中辞世。1210赐谥号“文”，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1241年入孔庙从祀。

陆九渊（1139-1193）：江西金溪人，世称象山先生。1172年中进士后，辟出家中偏房做讲堂，名槐堂书屋，授徒讲学。后两次被任命为县主簿，均未到任。1181年赴南康拜访朱熹，尝于白鹿洞书院论学。1182年赴临安，官至从八品，但所到之处皆以讲学为主。1184年应诏入对。1186年辞官归乡，开始在槐堂及崇正书院（清时改名仰山书院）讲学。1187年应门徒彭世昌之邀，赴贵溪（金溪邻县）象山讲学，创办象山精舍，讲学五年（1232年诏赐象山书院）。1193年寿终正寝。1217年赐谥“文安”。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开山祖，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学苟知本，六经注我”。象山书院不立学规，不用条框束缚学生，而是重视学生心灵培养，让学生通过独立思维，自己去感悟世界，获得灵魂解放。

吕祖谦（1137-1181）：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26岁进士及第。29岁回乡为母守孝，在明招山设坛讲学，后扩建为丽泽学堂（1208年重修并定名为丽泽书院）。丽泽书院与岳麓、白鹿洞、象山被誉为“南宋四大书院”。

38岁时，吕祖谦与朱熹合编《近思录》。该书成为理学入门教材。同年在鹅湖书院主持“鹅湖之会”，邀请朱熹与陆九渊辩难，首开书院会讲先河。

吕祖谦开创“金华学派”，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被尊为“婺学宗主”；与陆王心学、朱熹理学呈鼎足之势。45岁病故。

张栻（1133-1180）：张良之后，南宋名相张浚长子，生于四川绵竹，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1163年以荫补官，至厅局级。1165年在城南书院授徒，次年主掌岳麓书院，名盛一时。岳麓书院是976年潭州（长沙）太守朱洞所建，999年太守李允则扩建后兴盛。1015年真宗题匾，地位骤升。

1167年朱熹来与张栻切磋，历时两个月，从学者愈千，使岳麓书院成为全国理学研究中心。

1180年张栻病逝于江陵知府任上，年48岁。1215年宋宁宗赐谥曰“宣”，后人尊称张宣公。

张栻是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其思想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陈亮（1143-1194）：生于浙江永康，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少有才名，但科举之路坎坷。51岁时考取状元，被授予“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但次年未到任便去世。

他反对重农轻商思想，提出农商相籍义利双行。1172年，陈亮在金华永康创立五峰书院，形成永康学派。1182年朱熹应邀来此讲学，从游数百人。两人在此展开“王霸义利”之辩，对思想界影响深远。

1188年，与辛弃疾聚鹅湖书院，商抗金大计。后二人诗词唱和多篇。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既抒发彼此共同理想，亦慰藉陈亮科考落地报国无门之情。

元代，民族问题始终是影响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朝廷通过设立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原金辖区）、南人（南宋区）四个等级，对汉文化打压。底层汉族人甚至只能用数字充当姓名。如朱元璋的名字是朱重八，其父名朱五四。

在科举上，1238年窝阔台搞一次“戊戌选试”，后停废近80年。1315年至1368年，又开科16次，取士1139人，但民族等级森严。

在书院教育方面，忽必烈规定，书院必须由官方审核批准后才能设立。山长必须由政府任命，由体制内官员担任。经费来源原则上以官拨为主、私捐为辅。对于私捐资产，连同书院经营所得，一律登记在册，接受官府监督。教学内容严格限定在程朱理学，严禁出现“异端”。

总之，元代书院政策相较于宋代大为收紧，以官办书院为主。民办书院理论上允许存在，但客观上由官方掌控。

朱元璋称帝后，对思想文化禁锢远超元朝。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是发行一部个人语录《大诰》，要求全国人民当作圣经来学习和背诵，同时又是科考重要内容。其地位远凌驾于《大明律》。

朱元璋严禁私人创建书院，仅象征性地保留极少数前代遗留知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但规定书院生员不得参加科考。

对于官学，朱元璋极端严苛。1394年国子监生员赵麟受不了虐待，在校内贴出一张“抗议”，被朱元璋下令诛杀。头颅悬挂在国子监大门口160年。

朝廷对文化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严苛管控，使明朝前期整个社会思想枯萎文化凋敝。至宪宗，以为于谦平反为拐点，书院政策出现松动。有官员学者申请设立书院。书院生员亦允许参加科考。于是一些书院陆续建立或恢复起来。

陈白沙（1428-1500）：广东江门人，本名陈献章，别号白沙子，故后人称陈白沙。1454年陈白沙前往江西临川，师从吴与弼学习程朱理学。1466年再入国子监学习，才学出众名噪一时。1468年归乡，创建小庐山书院讲学。

陈白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和“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创立了岭南学派，构建了“白沙心学”。73岁寿终正寝。

1531年弟子湛若水为纪念恩师在广州建白沙书院。1573年万历下诏修陈白沙家祠；1584年再诏从祀孔庙；1609年三诏谥“文恭”。

湛若水（1466-1560）：生于广州，号甘泉，29岁师从陈白沙，曾焚掉“路引”以示决心，终成白沙心学衣钵传人，并在家乡增城建甘泉书院讲学。1505年会考，中进士第二名。当时与王阳明等人论道，学者相从甚众，声誉日隆。

虽长期担任朝廷官职，但在多地开设书院讲授理学，终成一派，被称为“甘泉心学”。一生创立33所书院。75岁致仕，95岁病逝于广州禺山精舍。

明代心学发展脉络是：陈白沙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

王阳明（1472-1529）：本名王守仁，“阳明”是号。生于浙江余姚，27岁进士及第。1506年因触怒太监刘瑾，被杖责并贬至贵州龙场做驿丞。1508年龙场悟道后，创建龙冈书院开始讲学。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王阳明招募义勇平定。

1524年，他受邀在绍兴稽山书院讲学。稽山书院由范仲淹创建于1039年，培养出北宋四位宰相。南宋时朱熹亦曾在此讲学，使其成为浙东学术重镇。王阳明在此讲学三年，听众常达数百人。

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大余县。为纪念王阳明，弟子们随即又在绍兴修建了阳明书院。隆庆时追赠王阳明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阳明心学兴起后，士大夫精神重新崛起，形成一股影响巨大的文化思潮。

无锡东林书院：为宋代杨时创建，后衰落。1604年，被罢官贬职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建并讲学。他们从学术讲到朝政，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吸引了大批对时政不满、主张改革的士人。核心人物数以百计。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以书院为核心的群体东林党。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党人的政治符号和大本营。

他们弹劾魏忠贤阉党卖官鬻爵、搜刮民财、迫害忠良等二十四大罪。魏忠贤则下令焚毁东林书院，并查封所有支持东林的书院，制造“文字狱”罗织罪名大肆抓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核心成员惨遭酷刑折磨致死。东林党虽败，但东林书院代表的“士人风骨”却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象征。

明朝对思想文化创新一直忌惮和打压。除禁毁书院4次，还“廷杖”500余次，3000余士大夫挨打，当场毙命400余人。其羞辱知识分子尊严之恶可见一斑。

清朝跟明朝类似。前期严格抑制书院创办；中期（康乾）开始有限开放，但深度管控。山长由朝廷任命，收支由官府监管，课业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以科举为目标，禁止议论时政，同时大兴文字狱。

1862年，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恭亲王奕欣等贵胄提出创办同文馆，在八旗子弟中招收数人，学习算学、天文、化学、外语及国际法。虽属无奈之举，却依然遭到倭仁、张盛藻、杨廷熙等朝野上下无数“爱国贼”强烈反对，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1898年，作为百日维新成果，朝廷将同文馆、强学书局等合并，创立京师大学堂，设置经学、理学、文学等普通学科和算学、政治学、外语等专门学科，尝试向近代学科教育转变。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旨，“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标志着全国范围内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型。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存在千余年的书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小结

书院作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大景观，主要兴盛于宋代。其鲜明特色体现在几个方面：

1、在理念上：书院明显受魏晋文化和佛教影响。一是在环境上大多依山傍水远离喧嚣，便于修身养性钻研学问。二是重点关注形而上之道。理学思想与玄学思想有内在传承基因。三是魏晋名士生活态度与讲学风格影响了宋代理学家，清高、出世。

2、在体制上：受先秦诸子私学和汉儒精舍研经影响，书院实行社会化办学。既不同于私塾，又与官学拉开距离。与先秦不同的是，宋代的学术争鸣必须局限在皇权高压线下。

3、在管理上：书院对聘任山长、选择学生有独立自主权。山长多是大师名宿，可以确立书院规制。生徒也可以自由流动、择师而从。

4、在性质上：书院以书为核心，集藏书、读书、写书、印书、讲书、备考于一体，是新兴学术思潮萌发地，也是中国古代最具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综合文化教育园地。

5、在学风上：书院既强调师承又鼓励创新，具有学术自由、思想活跃、师生融洽等特点。师生之间、生徒之间可以问难论辩，求同存异，颇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味道。

6、在目标上：“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虽然也有科考培训班职能，但更注重承载师道精神与人文理想。而官学培养的则完全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必须泯灭个性。

7、在文化价值上：书院代表着师道精神和文化精神复兴。道统与政统是维护社会平衡的两翼，是支撑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两大基石。在传统文化中，师既是文化传承者，又是道统承载者。在秦汉政教形态形成后，道统成为皇权的奴仆，人的精神性与生物性发生严重倾斜。人生天花板莫过于忠君。而宋代恰恰出现了放着高官不做、宋恭帝劝降也不成的文天祥。这种殉道高于忠君境界的形成，显然与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及道统高于皇权的信念有直接关系。用现代目光看，理学内容有诸多问题。但在提升道统地位、塑造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以及推动学术传统复兴等方面，理学发挥巨大作用。如果说宋代在中华文明史上呈现一抹亮色，那么毫无疑问，书院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