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书法二百年|何绍基|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藩|王闿运|胡林翼

湖湘二百年来名人之事功与艺文

谭伯牛

事功艺文俱显

湖湘文化之有无，在乎湘军是否崛起。湘军崛起的关键，则在三河之役的教训。

此役之前，太平天囯发生内乱，大将亡走，实力顿减，清军则金陵之围初成，兼有北方重兵拱卫京师，南方湘军清剿外围，而侵华英法军申明无意介入中国内战，其实更同情执政的清廷。以此，朝野上下都在暗暗庆祷，不日即可戡定东南，再奏河清。孰知天意弄人，第一名将李续宾率领最称精锐的湘勇，突入安徽，孤军深进，陡遇两位少年军事天才，陈玉成与李秀成，而后勤掣肘，天气作怪，遂致一战即溃，全军尽墨，随之东南瓦解，形势丕变。

陶澍

（一七七九—一八三九），字子霖，号云汀、髯樵。湖南安化人。清后期古代经世学派转变为近代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亦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者。嘉庆七年（一八〇二）进士，授庶吉士，任翰林编修，后升御史。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出任安徽巡抚，五年（一八二五）调江苏巡抚，十年（一八三〇）升任两江总督直至病逝。善书法，宗法魏碑。

楷书御选苏轼诗册（部分）

其时，湘军两位统帅，胡林翼与曾国藩，皆不在场，虽然不受失城败军之责，却须收拾将星陨落士气销沉之局。残局如何落子，败部能否转胜，我们都看到了结果。先此战殁的罗泽南，是湘军创始人，李续宾是他的合伙人，遗言谓：“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三河之役后，风狂雨骤中，胡、曾不仅站定，还向前迈步，复安庆，克南京，终成其勋。

胡林翼的姻亲，曾国藩的诤友，在浙江、福建屡奏大捷的左宗棠，多年以后问曾国荃，一生事业，究竟得力在何处。曾国荃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此语令左三爹感慨，至曰，“吾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左宗棠终生不服膺曾国藩，这句评语，出自真心，抑为假藉，今不可知。然而说到才气，曾国荃另有一事，艺术评论家以为难兄难弟，则是书法。马宗霍《书林藻鉴》说，曾国荃“专意率更，腕空笔实，方正中有疏宕之美，书学虽不及文正，书才或谓过之”。

祁隽藻

（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字叔颖、淳甫、实甫，亦作实父，号春圃，晚号息翁、观斋，谥号文端，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进士。历官湖南、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工诗文，善书法，亦通训诂。

行书致胡林翼札　1857年　纵23cm　横12cm×5

不过，曾国藩当年心慕手追的对象，则是何绍基。他说：“余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不幸的是，离开北京以后，曾国藩创建湘军，十年苦战，再没有潜心创作的时间。然而，晚年曾国藩谈及书法，妙语解颐，他说：“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既美且狠”；美与狠，是他对书学的总结，所谓“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阙一不可……庶为成体之书”。

惟知者或不能言，言者或不能行。他的挚友，生而知之，终生以之的何绍基，才是代他去一窥胜境乃至更造新境的人。二百年来，赞美道州法书的人太多，窃谓曾熙犹尽其妙，云：“极晚之岁，草篆分行冶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五岭入湘起九嶷，其灵气殆尽输之先生腕下矣。”

左宗植

（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字仲基，一字景乔，号珠岭樵夫。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次兄。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举人。曾任桂东县教谕，内阁中书等职。先后主讲澧州（今澧县）澧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善诗文，兼治天文。著有《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官总图序》《慎庵诗文钞》等。与魏源、汤鹏、陈起诗并称『湖南四杰』。

行书致劳崇光札

在湘言湘，实事求是。湖南为荆楚之疆，四塞之国，二千余年，不能发舒，迄至清末，而所谓衡岳间钟灵毓秀之气，一旦泄之，“文武彬彬，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欲溯其由，则屈贾朱张，若断若续，濂溪船山，是存是亡，所以继西北东南鄱湖江汉之后，而震动湘山之林激发楚水之波者，其故实在难晓。雅言，是《史记》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俗言，则如《西游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然，略过这些俏皮话，甘心于后知后觉，不佞不妄，全盘接受现状，尽力理解历史，或较勇于决定，敢于梦呓，不曰能吃辣椒能读书，则曰东瀛西欧尽吾宗之徒，更能发见湘中山区崎岖的小道，蜿蜒的溪流，是多么美。

曾熙与李瑞清，是清末民初书界的瑜亮，趣向不同，却惺惺相惜，时称“曾李”。五十年前的三河之败，令合肥人李鸿章不能居乡，移家南昌，自此加入曾国藩幕府，未来独当一面，创建淮军，师弟先后领衔出演中国近代史，亦称“曾李”云。

何绍京

（生卒未详），字子愚。湖南道县人。何凌汉第四子，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举人，候选道员，精音律，并以诗词、书法及鉴赏名于时。其书法学颜真卿、米芾，颇有何绍基之风。

行书七言联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何绍基自谓对“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而曾熙与李瑞清分庭抗礼，自号“南宗”；一前一后，俱是中国书学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似有北辙南辕的观感，而“吾眼有神，吾腕有鬼”的康有为，乃曰：“八分书要以何道州为能通其变”，惟曾熙是同乡后进，堪能“继美”者也。

湖湘二百年来人物，或以事功，显于天下，或以艺文，盘空特出，要皆沉潜为己之学，收学养兼到之功。胡汉民谓黄兴“雄健不可一世”“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是语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而钱基博先生在抗战时撰《近百年湖湘学风》，论曰：“余宁为王夫之之荒山敝榻，没世不称，庶几自葆其在我。”固是有激之言，然而回看二百年，乃至二千年，哪怕二万年，何人何事又能逃此范围。丧我非我，无名之名，名之有无，命之有无，适如曾国藩嘱咐郭嵩焘的话，云：“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湖湘一地，自有他的节候，汝我为人，贵养我的精神。

曾国藩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进士，历任礼、兵、工、刑、吏部侍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在籍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卒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为学之道》《五箴》等。

致李续宜札　纵23cm　横12.5cm×4

为己之学

李续宾的兄弟子侄极其厌恶王闿运。因为《湘军志》对李氏兄弟的战功乃至人品都评价不高，尤其对李续宜，不仅说他不善战，还说他不敢战。其实，评论并非王闿运以意为之，他从采访得来，而时人都知道胡林翼对李续宜不甚满意，今人读湘军诸人往来书札，也能看明白，事实正是李续宜碌碌无功，“后起难继”。

凡被写进王《志》的人物，绝大多数都不太满意自己在书中的形象。不然郭嵩焘不会请王闿运自行毁板，曾国荃不会请王定安再写一部《湘军记》。王《志》润笔，由曾纪泽预支，他可想不到其父的忘年交会秉笔直书到这种程度。虽然，当其时也，为湘军作志，王闿运是一时之选。章太炎对并世之人多不许可，而称“王闿运能近雅”。秦树声谓“大江以南，无一个能提笔为文者，湘绮可算半个”。袁世凯一代枭雄，新开国史馆，顾聘王闿运为馆长。湘军固然造就中兴，刷新湖南，终非人人如天神，事事无惭德。杨度之弟钧，与其兄同出王闿运之门，就说过，“湘绮之文，墓志第一”，而又亲耳听王闿运说过，“墓志须叙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别传记”。吾人于是益知《湘军志》为经典作品而《湘军记》几乎无人寓目的原因。

左宗棠

（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字季高、朴存。湖南湘阴人。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举人。曾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先后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恪靖伯。兴办洋务运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天山南北路，驱逐沙俄，晋二等侯。谥文襄。亦善书，行书瘦硬峭劲，篆书严谨而宽绰，人称『左篆』。著有《左文襄公全集》等。

行书致刘典书札　纵23cm　横12.5cm×5

左宗棠　行书致胡林翼札

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王闿运解曰：“学文，谓写字也”。他身体力行，三十岁后，每天抄三页经书，约一千二百字，坚持三十年，自谓“书自成章，且可暗寻书理，养心悟道，胜于临摹碑帖”，甚至生出自信，以为可以抗行当代三大书家——何绍基、莫友芝、陈孚恩，而无愧色。爱书善书者大概不敢轻易信从湘绮楼主的写字法，然而都能感受到他的字，“古泽书气，醰乎有味，于书家外别成一格”。

“言为心声，字为心画，书法亦观人之要也”，这是王闿运给儿媳杨庄（杨度之妹）写的话。以此论之，他的长辈左宗棠，他的朋友彭玉麟，皆非翰林出身。而脱去馆阁体的桎梏，以笔墨画其心曲，俱肖其人，展现出官样传记以外的神采，是与何绍基、曾熙诸人，不论从唐宋以前着眼，去寻找文艺的变化，还是坚守江南文明的流风，去挖掘传统的生意，并无本质的区别了。“书字工拙，半由天性”而已，书学之要，又在彼不在此也。

胡林翼

（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字贶生，又字咏芝、润芝，谥号文忠，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历任编修，贵州镇远知府、贵东道员，四川、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联合曾国藩在鄂、皖等地镇压太平军，与曾并称“曾胡”。著有《读兵史略》《大清一统舆图》《胡文忠公遗书》等。

致李续宾、李续宜札　纵23.5cm　横13cm×3

为人之学

王闿运会试败北，耄耋之年，清廷特授翰林，他为此写诗，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按，“牙科”者，谓光绪三十二年第二届留学欧美毕业考试，毕业于美国菲力德非医学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赐医科进士出身。此联运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时成为谈资。辛亥革命，王闿运读报至黄兴在武昌领导义军抗战，截断河桥，他赞曰“颇有布置”。民国后，袁世凯聘王闿运为国史馆长，王闿运谒见，过新华门，他喊了声“新莽门”，从者变色，不敢接话。某年元旦，昔日小友今日议长谭延闿，上门贺节，着西式礼服，王闿运出迎，自视则棉袍马褂，乃笑曰“同是胡服”。

新民国与旧帝国之间的王闿运，常常出语惊人，大率如此。惟王闿运是真能沟通两代湖南人的桥梁。

李鸿章

（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字子黻，一字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进士，授编修。累官两江、湖广、两粤、直隶各地督抚，北洋大臣、太子太傅、大学士。工书法，奏章与其师曾国藩有双璧之誉，为近代洋务运动实际领导人之一。

行书致丁宝桢札

战争时期，他是胡林翼、曾国藩大营的座上宾，尝点评二人领军的风格，云：“胡军煦煦如春，曾军凛凛如秋”，洵为的论。一度入了曾幕，终以怕死做了逃兵，竟赋诗云：“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不告而别，而国藩不以为忤。与左宗棠是点头之交，只是因为左宗棠素不喜结交文士，并非他另有出格的地方。水师统帅彭玉麟，是他一生密友，姑不论谈艺论文的深契，甚至彭玉麟深藏在心的情史，“夺得小姑回”“一腔心事托梅花”云云，必须读王湘绮的诗文书札才能解密。

及至民国肇造，宋教仁赴京履职，并为袁大总统先容，请他做国史馆长，先至湘绮楼请益，雪夜谈史，宾主尽欢。蔡锷为徙民实边事，特地请他顾问，则是曾左未尝给他的待遇。杨度拜他为师，而居心为他识破，至谓度“以慕名之心转而慕利，师我者亦以名也，非求益者也，名粗立则弃余如遗矣”；百年之后，容有异词焉，而他待杨度之弟之妹，如子如女，不以其兄叛出师门而改度。其他如农髯曾熙，敬安法师，白石大师，圣童曾广钧，哭庵易顺鼎，诸凡湖湘后进，莫不与他有牵连，松紧各异，缘皆不浅。

王闿运前半生所遇湖南人，改变了晚清；后半生所遇湖南人，改变了中国。他没改变中国，只是尽其一生，葆其赤子，不去改变自己。

彭玉麟

(一八一六—一八九〇），号雪琴，湖南衡阳人。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七年（一八五七）授水师提督，历功累官授兵部右侍郎，加太子少保。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署两江总督，九年（一八八三）授兵部尚书。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喜绘画作诗，书法奇峭，善画梅，一生所作不下万本。

行书致李续宾札　纵24cm　横12cm×8

“三河之役”往来信札

与

晚清湘军将领书风

周俊卿

摘要：湖南近百年来名家辈出，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出色的人物，晚清湘军将领群即为其中的代表。他们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有极强的报国之志，于国家内忧外困之际，挥戈沙场。与此同时，他们还于书法用功甚勤，在个人面貌和整体风格的多样性上表现突出，并结合时代风气和自身实际，形成了符合自身特色的书学观。

关键词：三河之役　湘军　信札　书风

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孕育了一大批湖湘志士。在湖湘文化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湘军将领群，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日前，长沙美术馆推出了“积厚流光——二百年来湖湘名人书法展”，其中“三河之役”部分的五十五通函札，基本都是湘军重要将领的书信，具有突出的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因此，本文拟以五十五通函札为切入点，明晰信件间的往来关系，分析其中的史料价值，同时，对湘军将领的书学观、书法风格试做解读。

杨翰

（一八一二—一八七九）字海琴，号樗盦，别号息柯居士。直隶宛平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进士，官至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善画山水，工书法，喜考据。著有《粤西得碑记》《袌遗草堂集》。

行书致白恩佑诗札

信件间的往来关系与史料价值

五十五通函札为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顾文彬在咸丰六年（一八五六）至咸丰九年（一八五九)间，致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书信，其中以胡林翼、彭玉麟所写的信件居多，胡林翼信件四十封，彭玉麟信件十封，曾国藩、官文、顾文彬各有一封，曾国荃有两封。此批函札原系收藏在湖南省出版局资料室中，写信人除前述几位外，还有左宗棠、都兴阿、杨载福等，共一百四十六封，分装十四册，各册首均有题记，记载裱装时间为光绪庚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二三月间。或署“前普珍藏”，或钤“前普”“伯强”朱印。“前普”为李续宾长孙，袭三品男爵。可见这批书札原系家藏，后流落出外。

函札的写信人几乎全系清方军政大员，如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收信人李续宾、李续宜，均为湘军创始人。李续宾更是军兴以来功绩最盛、威名尤著之员。他从军七年，克复四十余城，经大小六百余战，与湘军的发展休戚相关，成赛军总结为：“练团成湘勇之源，同心护湘军之名，奋战壮湘军之声，失战挫湘军之势。”[1]

曾国荃

（一八二四—一八九〇），字沅甫，曾国藩九弟，晚清名将，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同治年间，与郭嵩焘等修纂《湖南通志》。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后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加太子太保衔。

行书致李续宜札　纵23cm　横12cm×5

这些函札，一方面出于战事的需要，是讨论作战形式，交换作战方略、攻防计划，提醒进军注意事项的主要途径，并论及治军、筹饷、人员调度等问题，几乎涵盖了与军情相关的方方面面，虽难免零碎，缺乏系统性，但却全无正式奏牍粉饰冒功之嫌，实为对湘军史的真实记录，按时间顺序可大致分为三部分，包括：“三河之役”前湘军在湖北、安徽、江西数省的作战态势，湘军经略皖北的战略规划，以及“三河之役”的战斗经过、战后反思应变措施。

除了讨论军情之外，彼此间还通过函札，针对实时事事，发表议论，抒发观点，如彭玉麟对“夷务”问题的看法：

言上海夷务已经议和妥协，现在英吉、米利坚、佛蓝机三国派有船只上驶……要我沿江水师各营不得惊疑，任其前往，只须防护等因，读之令人发指！夷鬼如是可恶，竟欲深入内江，藐视无人之境……听之耶？抑与之用武耶？用武又恐违背圣衷议和之意，不用武又恐难耐，实处两难，愤恨奚似！[2]

其忧时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是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反映。还如曾国藩治丧期满，恳请终制，未准驳回，读礼山居时的无奈。句句言为心声，直言不讳，真实性远超他类文字，成为研究湘军领袖人物思想的重要史料。

另外，信件本身即为墨迹，是一种书法形态，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南朝宋王延之云：“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庾元威将“三种人身”解释为学书得法、作字得体、文辞轻重得宜。[3]

王闿运

（一八三三—一九一六），湖南长沙人，字壬秋、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著名学者，经、史、词章之学均其所长。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举人，先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贵阳县志》《东安县志》《湘潭县志》《湘军志》《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行书轴　纵90cm　横35cm

可见，士人讲尺牍，不但重视其中的文辞，还十分看重书写笔迹，将尺牍书信一类的手迹等同于人的面目，正所谓“言尺牍则专重书法”，因而，它的书法价值便不能忽视，也即是“言书法则不离尺牍”。再者，相较于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尺牍书信在书写时往往更加轻松自在，能够任情恣性，故而，常常能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同时，在表情达意和反映书家真实的书写状态方面，相对来说也能更胜一筹，面对这类材料，似是直接与古人对话，对深入研究古人的书法十分有利。这批函札的书写者中亦不乏善书者，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书写基础，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及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笔墨中透露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属于晚清书法阵营中的重要书家，而研究他们的书法风格、书法理念以及与时代风气的关系，这批函札无疑是不可多得的书法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某些信件中还言及索购颜帖，采买习字专用的九宫格纸等事，亦为不可或缺的书史线索，值得关注。

同时，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因时代、地域的不同产生用字的差异，出现异体、类化、讹混等现象。这些用字差异的成因以及在后世的演变情况，往往表现得较为复杂，需要大量的文字资料作为研究支撑，而信札本身也是一种文字资料的留存，可作为研究对象，反映着所处时代的用字习惯，具有重要的文字学研究价值。比如在这批信札中，存在的一些文字的特殊写法，便可作为异体字研究的对象，对于清代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先谦

（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湖南长沙人。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编有《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虚受堂诗文集》等。

行书致方若札

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儒将书学观

两宋时期形成的湖湘学派，属于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分支，从北宋至清末，延续了八百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湖湘文化重通经致用，兼收并蓄，强调持之以恒，主张将学问用于人生、用于社会。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湘军将领群，湖湘儒学成为他们的思想根基、立身之本，并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实践。余英时曾言：

儒家没有教会组织，但历史上往往有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在做官后，深觉自己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因此肩负起传教的任务，这个传统自汉一直延续至清末。[4]

因此，他们的身份首先应该是受儒学浸润的士人，并与历代士人一样，肩负着传承传统、教化民众的责任，这也是经世致用之所在。此外，他们还是挥戈沙场的将领，这是他们基于时代世情做出的抉择，与一般士人相比，便更多了一份儒将的风骨，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凸显着敢为人先、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于他们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和终极人生理想。那么，作为六艺之一的书法，在这种人生追求的支配下，自然要贯穿于礼仪、学问之中，作为人生修养的一部分，承载着个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曾国藩所言：

予尝谓天下万物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悠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5]

熊希龄

（一八七〇—一九三七）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

行书七言联　纵180cm　横46cm×2

疏灯自照孤帆宿　新月犹悬双杵鸣

可见，这并非就书论书，而是认为书法所表现的形质之美合于天地之气，合于礼乐教化，彼此之间相互融通，一以贯之。也就意味着，与书法本体所具有的艺术之美相比，那些书法中与礼乐修养相关的部分才是他们更加关注的地方，因此，这便决定了他们不能从纯粹的书家的审美视野来理解认识书法。在他们看来，习书的目的可能不只是技法、知识的提升，实际更应该是一种锤炼心性和提升人生境界的途径，在反复的磨练中，潜移默化的完成对自我的教育，达到修身的目的，发挥教化的功能。就像曾国藩对弟弟曾国潢的学书劝诫：

八月二十二日教澄弟：

弟近年书法远逊于昔，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二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6]

虽是评论书事，但却处处强调心气的收敛与沉静，可见，错谬之处不在技法，而在心性的浮躁，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曾国潢能够提升修为，修身、齐家，习书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由此说来，湘军将领的书学观，围绕他们的人生志向而来，深受湖湘儒学思想的影响，有意减少对书法本体审美性的关注，突出书法的教化功能。他们虽多于书法用功甚勤，但书名往往被政名、军名所掩，在乾嘉以来书风转捩之时，并未像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以响亮的书名传世，或许正是受此书学观念的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对书史的贡献。

曾熙

(一八六一—一九三〇)，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湖南衡阳人。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进士，官兵部主事、提学使、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于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任湖南教育会长。

楷书七言联　纵205.5cm　横43.5cm×2

精神直与鼎彝固　风度如临山水清

时代风气影响下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晚清湘军将领群，身处咸、同碑学大播之际，却并未盲目地尊碑抑帖，对书法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思考，大致呈现出两条书风发展脉络：一类是折中碑帖的对立冲突，进行碑帖融合，代表书家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另一类则是立足帖学，承续乾嘉时期的帖学风气，比较典型的如陶澍、胡林翼的书法。下面结合此次展出的五十五通信札，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例，通过分析他们在取法、书风上的不同特点，以期对这两条发展脉络以及他们对书史的贡献有一个大致宏观的认识。

曾国藩书法的特点可概括为合刚健婀娜为一体，书法成就主要在楷书和行书上。其自述学书云：

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间架功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故。生平欲将柳诚悬（柳公权）、赵子昂（赵孟頫）两家合为一炉，亦为欠间架功夫，有志莫遂。[7]

余既奉欧阳率更（欧阳询）、李北海（李邕）、黄山谷（黄庭坚）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褚遂良）、董思白（董其昌）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8]

此学书自述反映了时代风气对曾国藩的影响。取法董、赵是受皇家正统趣味的感染；对柳、欧、李这些唐代书家的学习，与阮元将唐碑书法划归北派系统后[9]，出现的宗唐风气有关；而由柳、赵两家融合到以刚健为宗旁参婀娜，这种着力倾向的微妙变化，便是碑学日益兴盛下，崇碑意识日趋笃深的表现。

柳、欧、李、黄的书风皆以骨力见长，褚、赵、董的书法含蓄蕴藉，颇具庙堂之气。那么，无论是融合柳、赵，抑或是取欧、李、黄之时参以褚、董，都是他力图折中碑帖的对立，规划出来的学书路径，这便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有沉雄刚健之骨力，正如其所言：“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10]，“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11]。

何维朴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字诗孙，晚号盘止，亦号盘叟，又号秋华居士、晚遂老人，室名颐素斋、盘梓山房。湖南道县人，何绍基之孙。以山水画著称，宗娄东派；书摹其祖何绍基得其形似。

楷书八言联　纵205.5cm　横41cm×2

保佑天申缉熙纯嘏　岂弟君子福禄罄宜

实际上，从曾国藩存世的大量楷书、行书作品来看，其取法并不仅限于上述书家，还有明显的颜书功底和北碑笔意，书风以刚为主，刚柔相济。楷书劲健挺拔，又不失洒脱雅丽的风神，行书骨梗遒俊，气质清俊而雅逸。此次展出的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三月二十一日致李续宾的手札，书风兼采李邕、赵孟頫及北碑笔意，笔迹沉实峻拔，毫无虚怯之感，虽逸笔草草，洒脱不羁，但从容矩度，静气团练，兼具沉雄、雅致之气，笔意之间韵味流长。

相较于曾国藩，胡林翼的书风又是另一番面目。他生于书香世家，拥有深厚的家学根底，加之自身的苦读积累，少年时期即有扎实的书法基础。十七岁应乡试，因一手好字，选作誊录，中进士后，又选为翰林，书艺自当非凡。胡林翼学书受其父胡达源、岳父陶澍的影响较大。此二人皆出身翰林，书法功底深厚，延续着乾嘉时期的帖学书风，胡林翼受他们的影响，在崇碑风气盛行之时，依旧以帖学书风示人，并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貌。其书取法较为宽泛，师法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赵孟頫书法的痕迹比较明显，有时也能感受到苏东坡书法的笔意。这种现象对于立足帖学的书家来说，相互渗透、借鉴甚至殊途同归，都是比较正常的，也间接反映了胡林翼帖学功夫之深。其楹联一类的大字楷书往往颇具庙堂之气，气象博大；小楷则恬淡冲和，风流蕴藉，虚怀清丽之气韵鼓荡其间；行草时而开张潇洒，笔姿奔放，时而敛收矩度，安娴明朗，然用笔皆凝练有力，婉转流畅。此次展出的胡林翼手札均为行草书，虽写于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但其间却是真气弥漫，行气贯注，笔迹圆转流畅，从容不迫，大有以笔抒情之感，挥洒自然，笔断而意相连，笔虽尽而势不尽，绝无率尔操觚、匆促遽迫之感，此中气魄足以令人心生敬畏。

谭延闿

（一八八〇—一九三〇）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民国时期政治家、书法家。曾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著有《组庵诗集》等。

楷书七言联　纵164cm　横38cm×2

琪花瑶草自窈窕　牙签锦围周遭

注释：

[1]成赛军.李续宾与湘军述论[G]//李续宾与晚清湘军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涟源：涟源市地域文化研究室，2018:76.

[2]彭玉麟.致李续宾函札[C]//劳柏林整理.三河之役——致李续宾兄弟函札.长沙：岳麓书社，1988:97.

[3]丛文俊.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在书面表达中寻求艺术通感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书法·书学，2017(12):11.

[4]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三联书店，2004:77.

[5][7]曾国藩.家书[M]//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35，408.

[6]曾国藩.家书[M]//唐浩明.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374.

[8][10][11]曾国藩.日记[M]//唐浩明.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672，466，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