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刘队长|生产队长|知青往事|记工员|陕北

我是清华附中的老三届，高中只读了一年，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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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5日，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日子，那天我含泪辞别父母，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北京，于18月上午来到了革命老区陕北，最终我们八名北京知青成了延川县刘家沟一队的社员，队部里那两孔破旧的土窑成了我们的临时住所。

第一顿接风晚饭我们吃的是酸菜饸饹，里面还有肉丝，伙食虽然不算很好，那可是陕北老乡待客的食物，平日里谁家也舍不得吃一顿酸菜饸饹，更别说还有肉丝。

当时的陕北正处在冬季农闲，也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因为我们初来乍到没有劳动经验，再加上当时山上也确实没有什么要紧的农活，生产队长刘玉秋大伯就让我们先歇着，他说等开春天暖和了，再安排我们北京知青出山劳动。

刘家沟大队虽然很贫穷，可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也很热情，队长不让我们出山劳动，还安排了一位婆姨照料我们的生活，帮我们做饭。我们吃住的条件虽然很差，可我们心里却感到很温暖，特别是乡亲们自发地给我们送白菜萝卜、送咸菜洋芋的场面，更是令我们感动。

在陕北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吃了五颜六色的扁食（饺子），有玉米面土豆馅的饺子，有荞面胡萝卜馅的，有白面羊肉馅的饺子，还有土豆面白菜馅的饺子，这些饺子都是老乡送来的。那时物资困乏，乡亲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饺子，可乡亲们家家户户还要给我们送饺子，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春耕春播生产也就开始了。刚参加生产劳动，我们知青没有劳动经验，也没有力气，社员们给我们评定的工分值很低。因为几个同学觉得我们和社员同工不同酬，就跟记工员发生了争执，结果有了肢体冲突，三名男同学动手打了记工员。

当时我们插队落户的刘家沟多数社员都姓刘，记工员也姓刘，叫刘春来。他们同姓人看我们打了刘春来，就不干了，十几个人追着那三名同学打。我看情况危急，就跑着叫来了刘队长。刘队长大吼道：“都给我住手！你们咋能打人家北京来的学生哩……”

刘队长说话很管用，那十几个社员都住了手，但他们都不服气，嘴里嘟囔着：“是他们先动手打人，咱们咋能让他们几个娃娃欺负哩。”“打几下算个啥嘛，又没少块肉，人家北京娃娃来咱这插队也不容易嘛，哦（我）把丑话说到前头，以后谁再敢打北京学生，就扣谁三天工分。”刘队长说话的声音很大，社员们没人再吱声，只是刘春来觉得自己委屈，他把记工本扔给了刘队长，说啥也不当这个记工员了。

等社员们的情绪都平复下来，刘队长问我们知青为甚（什么）要打刘春来，一名叫张春阳的同学说：“队长，他给我们知青记的工分太少，男社员们一天十分工，我们也和社员一样劳动，为什么一天给我们记七分工？”“这不是胡闹嘛，你们的工分是大家评定的，跟他刘春来有甚（什么）关系？再说哩，一天给你们记七分工也是暂时的嘛，等您们学会了干农活，自然会给你们增加工分嘛。”听了张春阳的话，刘队长也批评了我们知青一顿。

可张春阳还是不服气，他说同工不同酬就是不公平。刘队长苦笑着摇了摇头，没再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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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往山上挑粪，刘队长挑着两筐牛羊粪走在最前面，他手里还拎着一杆大秤。

到了地头，刘队长把大家挑来的粪一一过秤，让我记下每个人的重量。刘队长一担粪重一百三十二斤，其他男社员挑的一担粪基本都在一百斤上下，女社员一担粪也有七八十斤。可我们男知青一担粪还不到五十斤，女知青挑得更少，一担粪才四十斤。

收工后，刘队长让我把记录下来的重量明细拿给张春阳和知青们看，看到记录明细，张春阳明白了刘队长的意思，他再也没说过工分不平等的话。说句实话，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已经很照顾我们知青了，我们真不该因为工分多少让刘队长为难，更不该动手打刘春来。

麦收后，尽管我们割麦子很慢，甚至连扎麦个子都不会，刘队长还是说服了乡亲们，让记工员给我们知青记了全工分（男知青每天十分公，女知青每天七分工）。为此，我们是既惭愧又感动，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特别是刘春来，我们当时打了他，他没有记恨我们，还经常帮我们知青挑水推磨，他家自留地种的菜，也送给我们知青吃。

1973年夏天，我们正在山坡上的高粱地锄草，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扛起锄头慌忙往回跑。下沟坡的时候，张春阳不小心滑倒滚下沟坡，扭伤了脚踝，疼得他龇牙咧嘴不敢站立，刘春来二话不说就把张春阳背回了我们知青点，还叫来了老中医刘大伯。后来张春阳招工进城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件平时都舍不得穿的军装上衣送给了刘春来，他的那个大木箱子也送给了刘春来。

那年秋天，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可因为我爸当时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我也受到了牵连，最终没能通过政审。上大学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那次的挫折对我打击很大，我躺在土炕上一天没吃一口东西，刘大妈（刘队长的婆姨）给我熬了菜汤煮了鸡蛋，刘队长也来开导我，还找大队书记安排我当了刘家沟小学的民办教师。

一晃就到了1977年秋后，在马家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招工的招工，招干的招干，我因为我爸的问题还没查清，别说招干了，就连招工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刘大妈看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还把她娘家的小侄女介绍给我。刘队长说，我的年龄大了，再不找对象就该该打光棍了，他是队长，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打光棍。

就在刘大妈苦口婆心劝我去相看对象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招生办报了名，顺利参加了高考。说句实话，当时我对高考也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担心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1978年春天，学校刚开学不久，我突然接到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刘队长的时候，他比我还高兴，跑了五里山路到王家河割来了羊肉，让大妈包了羊肉扁食给我饯行。我回北京的时候，刘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一直送我到公社汽车站，还塞给我五块钱，我不要都不行。

分别的时候，刘队长眼睛里泛起了泪花，他拉着我的手说：“娃娃，你有了好前程，我也就放心了，回到北京好好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等我退休后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的时候，老队长和大妈都已经过世了，跪在老队长的坟前，我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幸亏我在前两年老看望过老队长，要不然的话，我会愧疚自责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