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的一个傍晚，你可懂得‘不翼而飞’这四个字？”院坝边，县学习干部冉绍坤把烧得通红的旱烟锅子往案上一磕，随口问向旁边那个自称刘正刚的中年人。谁也没想到，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成语，会让隐藏多年的中统少将郑蕴侠现出原形。

追溯这桩案子，得从1927年说起。那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风华正茂的郑蕴侠拿到了上海法学院录取通知书，连邻居都感慨这小子是读书的料。可好景不过两年，他亲眼看见校园里粜米队伍排到校门外，内外交困的局面激起了他的军人情结。1930年，他扛着行李去了黄埔七期，北伐、围剿、混战——年轻军官就是在火线上长大的。

本来他能凭真枪实弹闯出一条路，可1934年秋，陈立夫一句“我们需要懂法律的兄弟”，把他拉进了中统。说穿了，这是条再难回头的路。表面上保密、情报、护卫三大块业务，实际上暗杀、分化、收买一样不少。郑蕴侠身手利落，又有法学底子，短短两年就混到少校组长。台儿庄鏖战时，他硬是顶着炮火守住阵地，不得不说，那会儿他也真拼命。问题是，一朝染指黑活，心里那杆秤就不准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余波未平，周总理在《新华日报》痛骂国民党。重庆洛阳桥头的深夜，郑蕴侠派人梳着大辫子送去两发驳壳枪子弹。威胁落空，但他的凶名在军统、中统的小圈子里越传越响。1946年夏，他奉命冲击重庆校场口民主大会，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先后挨打。后来周总理赶到，现场才没酿成血案。此事成了他仕途的分水岭——老蒋赏识，民主人士咬牙，地下党暗暗记下了这张脸。

1949年11月，西南大局已定。郑蕴侠想跟随军机北飞台湾，却在成都耽搁了两小时，飞机起飞，他被落在大陆。那一夜，他拆掉肩章，独自沿铁路南逃。之后三年，他靠着旧关系在川东、湘西边境四处漂。抗美援朝打响，新中国粮秣紧张，他盘算着“炸掉涪陵榨菜厂，前线就少一道补给”。计划刚启动就被厂警察发现，他连夜潜进乌江大峡谷，一路扎进贵州务川县。

务川偏僻，山高林密，解放后第一批扫盲班才刚起步。郑蕴侠给自己取名“刘正刚”，谎称全家死于轰炸。镇干部见他满脸风霜，分了三亩冲积田，还发了铁锄头。几年下来，他娶了同村寡妇，撑起一个小家，日子看似安生。有人说他闷声不语，其实他怕露馅。写字、打算盘、甚至说一个四字成语，都得提前在心里过一遍。

1956年秋，务川县开办为期半年的“农业会计速成班”，各村推一名“文化好、脑子活”的青年。刘正刚被点名，不得不去。课讲到第三周，老师让学员轮流打算盘结账，他十指翻飞，珠子清脆。旁人当掌声，老师却纳闷：一个连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算盘拨得这么溜？可疑的种子就此埋下。

紧接着就是那场“小灶夜谈”。1957年2月2日，学习干部冉绍坤同十来个学员围火炉聊天。有人丢了秤砣，满屋议论。刘正刚不假思索一句“不翼而飞”，现场顿时静了。冉绍坤事后回忆：“山里娃讲白话，从没听过谁讲成语。”他把疑点写进工作日志，三天后送到县公安局。公安机关查阅在逃名单，“刘正刚”与中统少将郑蕴侠的照片居然八分相似。铜梁、涪陵案卷一并翻出，线索对上了。

3月初，重庆市公安局专案组携三名干警赶到务川县。05：20，天色微亮，队伍包围了郑家土墙房。听到“开门，查户口”，郑蕴侠没硬顶，他知道局面已尽。在场警员记下他的第一句话：“同志们，我就是郑蕴侠，我跑够了。”十七字，结束了他八年的亡命生活。

案子送往重庆。考虑到抗战期间他确曾浴血正面战场，加上主动坦白、未造成重大现实危害，1958年冬，高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不少老兵私下议论：该不该枪毙？争论很激烈。但从中央到地方，一条意见始终明确——依法惩处，区别对待，革命和法制两条线谁也不能缺。郑蕴侠被编入监狱图书室，帮忙管理旧报刊，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安静的日子。

有人问，为何一个成语就能扯下伪装？答案并不神秘。那时务川县文盲率超过90%，绝大多数人别说成语，连“木字旁一个朱”都分不清。郑蕴侠长期自称没读过书，却使用了书面表达，瞬间突破了自己设定的人设，漏洞比枪膛还大。特务潜伏最怕的，是忘记自己演哪一出戏。

回头看这桩抓捕行动，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基层干部敏锐捕捉异常，没有线索就没有破案；其二，公安机关及时归档全国在逃特务信息，才让远在深山的疑点能迅速匹配；其三，新中国对待历史复杂人物，坚持既讲阶级立场也讲法律程序，这是司法制度从无到有的一个缩影。

时代的钟摆不停摆。1950年代的山村、榨菜厂、乡镇夜谈，看似离今天很远，可情报战与反情报战的逻辑并未改变：信息差越大，伪装越不牢。郑蕴侠被一句“不翼而飞”拉下水，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任何隐藏身份的人来说，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