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活104岁已经是奇迹，可更传奇的是这个人22岁入党、34岁被判无期徒刑、88岁才重新拿到党证。
他叫徐梅坤，曾经是上海滩地下党的一把手，在最危险的时刻救过周恩来的命，却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十年光阴。
出狱后他彻底失去了组织联系，以商人身份活了半个世纪，直到垂暮之年才等来那张迟到54年的党证。
这个人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1893年的浙江萧山，徐梅坤出生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家庭。
10岁那年，家里实在养不起他了，父母把他送到杭州一家印刷铺当学徒。
那个年代的学徒就是免费劳力，每天从早干到晚，师傅心情不好还要挨打。
徐梅坤有个别人没有的毛病，就是特别想识字。
印刷铺里到处都是铅字和书页，他看着那些方块字心里痒痒得不行。
师傅不教，他就想了个办法，把自己省下的糖果拿去跟会认字的伙计换字学。
一颗糖换三个字，两颗糖能学一句话。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他硬是把常用的几千个字都认全了。
到了20岁出头，徐梅坤已经成了杭州印刷界小有名气的技术工人。
1921年的那场罢工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印刷工人们受不了老板的剥削，联合起来要求涨工资改善待遇。
徐梅坤是带头的几个人之一，结果罢工被镇压，他只能连夜逃到上海。
这一跑反而跑出了新天地，他进了《民国日报》的印刷厂，这份报纸背后站着的正是共产党。
《民国日报》的印刷厂是个特殊的地方，表面上是普通工厂，实际上是党的秘密据点。
1922年的一天，陈独秀专门来厂里考察工人情况。
那时候陈独秀已经是党的总书记，走到哪儿都有人簇拥着，可他偏偏对这个话不多、干活利索的年轻工人印象深刻。
陈独秀问徐梅坤读过什么书，徐梅坤老实说自己没上过学，都是用糖果换来的字。
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说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不是书斋里的秀才，而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干家。
没多久，陈独秀亲自介绍徐梅坤入党，还专门给他补了好几个月的理论课。
入党后的徐梅坤像换了个人，白天在印刷厂干活，晚上组织工人学习讨论。
他有个优势，就是在印刷界干了十几年，认识的工人多，说话大家都信服。
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把《民国日报》印刷厂变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1922年到1927年这五年，是徐梅坤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他从一个普通党员火箭般上升，先是当选中共三大代表，接着成为上海地方委员会的执委书记。
说白了，就是上海地下党的一把手，管着整个上海滩的党组织。
那时候他才30岁出头，手下管着几百名地下党员，协调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秘密印刷等各种工作。
1927年4月的上海，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
蒋介石准备对共产党下手的消息已经传开，所有地下党员都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4月11日晚上，徐梅坤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周恩来的住处暴露了，必须立刻转移。
当时上海已经戒严，街上到处是巡逻的士兵和便衣特务。
徐梅坤顾不上多想，带着几个可靠的工人兄弟，开着一辆破旧的货车直奔周恩来的藏身处。
他们伪装成运货的商人，在车厢里铺满了印刷纸张和布匹。
周恩来就藏在这些货物中间，一路上经过三个关卡的检查，徐梅坤凭着在上海滩多年的人脉关系和临场应变能力，硬是把人安全送出了城。
这次营救行动风险极大，但徐梅坤没有犹豫。
他后来说，那时候压根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出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周恩来是党的重要领导，绝对不能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救了周恩来的命，第二天四一二政变爆发，上海的共产党人遭到疯狂屠杀，如果周恩来还在城里，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脱险后不久，党组织派徐梅坤回浙江老家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
1927年夏天，他刚到浙江没几天就被叛徒出卖。
那个叛徒原本是他的入党介绍对象，结果为了保命把徐梅坤的行踪全部供了出来。
被捕那天徐梅坤正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开会，特务包围了整栋房子。
他想跳窗逃跑，但外面早就布满了人。
审讯室里，敌人用尽各种酷刑，电击、老虎凳、灌辣椒水，徐梅坤咬着牙一个字都不说。
他知道自己嘴里掌握着上海地下党的全部名单，只要开口就意味着几百条人命。
法庭上，国民党法官直接判了徐梅坤无期徒刑。
按照当时的情况，这已经算是从枪口下捡回一条命。
能保住命全靠两个人出面说情，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邵力子，他们都是国民党元老。
这两位之所以愿意帮忙，是因为徐梅坤在印刷界名声很好，做人做事都有口碑，他们觉得这样的人才杀了太可惜。
监狱里的日子度日如年。
徐梅坤被关在浙江第一监狱，每天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饭。
狱中有不少政治犯，他悄悄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保持革命信念。
1935年，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和营救，徐梅坤的刑期被减为9年11个月，终于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徐梅坤面临一个巨大问题，他彻底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
那个年代通讯全靠人传人，他在监狱里关了将近十年，原来的联络点早就不存在了，熟悉的同志也都不知所踪。
他尝试了各种办法想找到组织，托人打听，去以前的秘密据点查看，但都没有结果。
找不到组织，徐梅坤做了一个决定，既然不能公开身份继续革命，那就用另一种方式支持党的事业。
他利用自己在印刷界的技术和人脉，开了一家小印刷厂，表面上做正常生意，实际上暗中帮助进步人士印刷传单和秘密资料。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抗战期间，徐梅坤的印刷厂成了地下抗日组织的秘密支援点，印过无数份抗日传单。
他从不收钱，还经常资助那些缺钱的年轻人。
周围人都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商人，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团革命的火从来没有熄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徐梅坤激动得一夜没睡。
他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党组织了。
国务院聘请他担任参事，算是对他过去贡献的认可。
1954年，61岁的徐梅坤第一次正式申请重新入党，他在申请书里写了几千字，详细说明自己的经历和这些年的坚持。
第一次申请没有通过。
原因很复杂，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对历史问题的审查极其严格。
徐梅坤在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年，中间又脱离组织这么久，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
找证明人成了最大的难题，当年认识他的很多同志已经牺牲了，还活着的也分散在全国各地。
徐梅坤没有放弃。
他一次次地补充材料，托人去各地寻访证人。
他找到了当年和他一起坐牢的几个老难友，找到了曾经在印刷厂共事的工友，甚至找到了当年审判他的法庭记录。
每一份材料都是一段沉重的回忆，但他坚持把所有能找的证据都找齐了。
年纪越来越大，徐梅坤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70多岁时他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困难，但还是坚持每年递交入党申请。
80岁那年，他的老伴去世了，葬礼上他对子女们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重新入党，如果自己也等不到那一天，就让子女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杭州西湖边，那是他当年入党的地方。
1981年，历史终于还了徐梅坤一个公道。
经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多位老同志的证明和担保，经过长达27年的审查，88岁的徐梅坤收到了党组织的批准通知。
他重新入党那天，老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宣誓。
在场的工作人员说，从没见过有人流着泪把入党宣誓词背得这么清楚。
拿到党证的徐梅坤又活了16年。
这16年里，他经常给年轻人讲过去的故事，讲那个用糖果换字的穷孩子怎么走上革命道路，讲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坚持信念，讲在监狱里那些最黑暗的日子。
他从不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只是反复说，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工作了一辈子。
1997年，104岁的徐梅坤在北京病逝。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当年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有他在印刷厂带过的徒弟，还有受过他暗中帮助的后辈。
所有人都说，这个老人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因为一张党证，而是因为从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
徐梅坤的一生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
从贫苦学徒到地下党领袖，从无期徒刑犯到国务院参事，他的身份变了无数次，但有一样东西从来没变，就是对革命事业的那份执着。
88岁才重新入党听起来像个悲剧，但对徐梅坤来说，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这一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不需要证明，时间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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