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傍晚，谅山上空的硝烟仍在飘，55军侦察排在断壁残垣间插下红旗，天空被暮色与炮火染成灰红色。这根旗杆的出现，宣告越南北部最后一道屏障被撕开，也让距离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河内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
回想半年前，越南高层并未把中国真正放在眼里。1978年9月，时任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在河内一次党内会议上拍着桌子断言：“中国不会轻易动兵。”信心源自两点：其一，越军刚从柬埔寨战场捞到胜利果实；其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仿佛一把撑伞，足以挡住任何北方来风。事实证明，预判一旦与战略现实发生错位，代价往往以血肉填补。
中方的抉择并非一锤定音。1978年底，在北京西长安街一场通宵军事碰头会上，叶剑英、许世友、杨得志等数位将领各抒己见。顾虑集中在两线作战风险，尤其担心苏军趁机南压。然而另一派意见直指决心：边境村寨已经被越军炮火反复骚扰，平民伤亡数字不断攀升，若长痛不如短痛。陈云当晚一句“速战速决，点到为止”，让坐在尽头的邓小平缓缓点头，方案就此尘埃落定。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一声“开拔”冲破广西、云南的山谷，十七个师梯次越境。越军显然措手不及，边境部队数量不足，加之主力仍陷于柬埔寨战区，防线出现大片空当。短短四十八小时，解放军突破老街、高平两翼，多箭头直指谅山。
守卫谅山的第三师曾与美军鏖战火海，战绩被越南媒体吹成神话。开战第三天，许世友提醒前线指挥员：“对手不是神，只是习惯了丛林作战的老兵。”随后的事实验证这句话。55军以炮火开路，步兵分组渗透，在同当、琅山一线强势推进。第三师顽抗数日，却在连绵山地被切割包围，战斗力急转直下。
3月2日黄昏，越军竟将缴获自美军的旧式毒气弹投入战场，导致我方出现严重化学伤亡。消息传回作战室，邓小平拍案：“加倍还击！”随后，两百余门大口径火炮整夜覆盖谅山阵地，仅桥梁与道路就被摧毁三分之二。越南事后统计：城区能够站立的完整墙面寥寥无几。
3月4日晨，谅山旗帜易色。此时河内军政高层方寸已乱，仓促召回驻柬部队为时已晚。更糟糕的是，新华社通讯员用菲林记录下占领谅山政府大楼的画面，并于次日飞速见报，越南官方编造的“解放军深陷丛林”的说辞瞬间瓦解，首都街头人心吊胆。
许世友下达新命令：前出侦察，继续向河内方向推进五公里，不可深入过远。伴随炮兵延伸射击，我军部分先头部队逼近同文、永安沿线。越方无线电里传出慌乱喊声，“Hà Nội，nguy hiểm！”（河内，危险！），黎笋听完汇报，额头冷汗直下，重重跌回椅子。据在场人员回忆，他只吐出一句：“撤也不是，守也不是。”
越南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议程只有一个：保卫首都还是准备迁都。国防部长试探发言：“我们缺乏重火力，市区很难久守。”说完，他把目光投向黎笋，却发现对方双唇紧抿，没有给出答案。西方战史研究者后来评论：若中方当时继续压迫，仅凭机动作战，大约二十四小时可进入河内郊区。
然而5日拂晓，解放军突然转入主动后撤。前线收到电文：“任务完成，按原定计划归建。”同时，配合工兵拆除或损坏了越方多处军工厂设备，以及我方早年援越的部分机械。做法干净利落，既不多留，也不给对手继续拼凑军备的机会。
为何在胜势中止步？一言以蔽之——政治考量凌驾军事冲动。首先，自卫反击的初衷已达到：打破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幻梦，解除边境平民之危；其次，继续深入将被国际舆论轻易贴上“入侵”标签，苏联或以此为由在北方制造麻烦；再者，东南亚国家虽对越不满，却未必愿意看到中国军队长期停驻。止损于此，让战争保持有限目标，反倒将外交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撤军并未带来边境即刻安宁。此后近十年，双方在老山、法卡山等高地你来我往，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可纵观长周期影响，黎笋的“中南半岛梦”就此折戟，国内经济因战争与封锁错失发展窗口，直至1990年代才缓慢恢复元气。
回头再看那面插在废墟上的红旗，它不仅标记了一场城市攻防战的结束，更提示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道理：战略判断若脱离现实，纸面优势瞬间化为乌有；而当决心与克制并存，一场局部行动同样可以收获最大的战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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