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个深秋夜，京张线的列车开进西直门站，彼时还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廖汉生披着大衣站在站台边，望着满天星斗。他不知道的是，八年后又一列列车会带来一位老战友，而那场不期而至的拜访，彻底改变了自己后半程的履历。历史的转折往往在悄无声息处埋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里，廖、宋二人经历相似：抗战时期同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解放战争并肩转战中原，朝鲜战场又一同在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职。1960年代的风云激荡将他们暂时分开，直至1973年冬，两条人生轨迹再度交汇。
那一年，廖汉生被“停职反省”已有五年多，居住在海运仓招待所。白天翻报纸、夜晚听收音机，偶尔去什刹海溜达，附近大爷认得他是位将军，却也只当作普通邻居点头寒暄。组织忽然补发五年半工资八千元，他自嘲“做了回员外”，第一件事便是买台19寸日立牌彩电，余下钱全部寄往农村给孩子。
11月28日下午，招待所门口响起吉普刹车声。宋时轮迈步进院，身后带着两名警卫员。“老廖，还能抽支烟吗？”一句半带玩笑的招呼打破多年沉寂。两人从抗日根据地谈到抗美援朝，再谈到各自被搁置的工作。暮色将至，宋时轮放下茶杯，语速放慢：“你愿不愿意再跟我‘搭伙计’？”简短十余字，是战友间最质朴的邀请。廖汉生直起身子，只回一个字：“行！”
当晚，宋时轮即把建议写入报告，次日清晨送至北京西郊的一处院落。叶剑英看到纸面批示“同意”二字已经入夜。文件当即传回军事科学院，程序爽快得让人意外。军事科学院在当时属于综合性军事科研机构，政委一职却一直空缺，宋时轮希望用老搭档来补位，理由简单——可信。
1974年初，廖汉生正式报到。与部队政治机关不同，科研单位更多文件、项目、数据，工作人员既有少将也有青年学者。廖汉生先不急于发号施令，白天跑图书室、夜晚翻材料，半个月见了四十多名部门骨干。有人感慨：“老首长还真把自己当新兵。”这种调研方式让研究员们逐渐卸下顾虑，院里风气显见好转。
4月下旬，中央批准军事科学院补选全国人大代表两人。按照名额，一个基层、一个干部。常委会上出现分歧：陈昊苏被认为是高干子弟，不宜代表基层。廖汉生沉思片刻，说道：“身份先放一边，看贡献、看群众评价。”一句定调，最终陈昊苏入选。结果证明，这名青年在随后的外事活动中表现突出，为院里争得不少国际学术交流机会。
转折继续推进。1975年春节，廖、宋二人去叶帅家拜年。叶剑英笑言：“南京缺个懂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你收拾行李去吧。”2月1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消息传来，海军政治学校礼堂里正在开会，宋时轮特地暂停会议，高声宣布：“老廖调任南京，同志们鼓掌送行！”掌声足足持续了一分多钟。
3月初，廖汉生飞抵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专程赶到白下机场迎接。两人在车上对坐，丁盛直言：“军区机关积案多、人心杂，还得劳烦你。”廖汉生点头，未多言。到任后第一件事，他查阅过去五年各类纪检、政工、后勤台账，把矛盾问题逐条分类；第二件事，走访各集团军师团，三个月跑遍江苏、浙江、安徽。老兵说：“这位新政委像上山下乡干部，脚底生风。”
1976年唐山地震，南京军区远赴北方救灾。廖汉生连夜坐指挥车进驻一线，抢险、调运、医疗、搭棚，全程跟班到底。返宁后，他只提一个要求：给前方牺牲的战士家属补贴在一个月内发到位。丁盛点头：“照办。”这种干脆执行，令南京军区上下对新政委心服口服。
1982年初冬，军委发布干部离休安排，廖汉生退居二线。送行会上，他再次见到宋时轮。两人相对而坐，沉默片刻后，相视一笑。没有客套，也无煽情致辞，战友之间——诸事尽在不言中。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遗体告别时，有人回忆起那句朴素的邀约：“再跟我搭伙计。”四十多年过去，这句话依旧干净有力，像一支老军号，无声却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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