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4日夜，辽河口的冷风直往营口城墙缝隙里钻。守军最高长官王家善刚在司令部里签完一份“增援申请”，墨迹未干，他心里却比外头的冬夜还凉。电话另一端的国民党海军副司令一句“别多嘴，死守原地”把他的最后一点幻想击得粉碎。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在这支“嫡系”里只是看门人，手握兵符，却摆脱不了副手、上司的层层掣肘。
事情并非始于此。将时间拨回到1946年春，王家善被调任独立第九师师长。表面看，他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舞台；可真正的权力却在随军而来的“政工代表”兼副师长手中。任何调兵、补给、处置士兵的命令，都要签字两份。“师长要问副师长同不同意”的怪戏在作战会议上反复上演，久而久之，连排长都看明白：这位留日回国的东北人只是个空头司令。
王家善并非毫无察觉。1931年他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任职，秘密发展反满抗日组织“真勇社”。战争逼人，他走过关东军的黑暗甬道，也挨过国民党内部的明枪暗箭。抗战胜利后，他短暂自组保安部队，被南京政府拆东墙补西墙拆得七零八落。手下兄弟早就叫苦：“照这么吞并，干脆全体去当八路得了！”当时的他还想再等一等，等一个能真正施展拳脚的机会。
可“等”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失望。1947年春，他被改编成暂编第五十八师。牌子变了，游戏规则没变——副师长照旧盯着他，后勤照旧优先供给嫡系师团。他眼见东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沈阳—锦州—营口成了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链条，却连调两箱子弹都要跑三道公文。更滑稽的是，他升任营口守备司令后，副司令被空降而来，后台硬得惊人，甚至能越级直接向东北“剿总”打电话。这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状况，他这个司令连动炮兵火力都要看副司令脸色。
于是就有了那个寒夜。副司令坚称“守住一天算一天”，海军不肯派船接应，空军更被调去保沈阳。王家善意识到：在这条即将崩断的锁链里，自己是最薄弱的一环，也最无价值。摆在面前的路只剩两条：坐以待毙或带部起义。再拖，弹药耗尽，兄弟们只能白白送命；若是主动倒向解放军，或许能保全性命，还能留住骨干。经过数日思量，他决定不再犹豫。
2月25日下午两点，“研究守城方案”的会议在营口司令部亮灯开场。十几名军官刚落座，王家善借口“接沈阳来电”起身离席。警卫连随即冲进会场，卸枪、封门，一气呵成。天黑之前，城内电话线全部切断。夜七时，探照灯熄灭代之以信号弹——这是与东北野战军约定的暗号。王家善正式宣布：营口守备部起义。“兄弟们，枪口掉转，别打错人。”简单一句动员，场内士气反而昂扬，许多士兵长舒一口气：早该如此。
夜色中，解放军沿既定路线攻入东、西两门。王家善的炮兵中继开火，引导友军推进，整座城市在九小时后归于宁静。相比一场巷战的惨烈代价，这显然是更干脆的结局。
易帜之后的故事并未终止。1948年5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王家善任师长。此时他才切实体会到“将指如臂”的意味：作战会议里没有副手掣肘，后勤补给按战斗序列统一发放。平津战役中，他奉命断敌南逃之路；成都战役前夕，他率师翻越大相岭，合围川西国民党残部。新序列里，参谋长、政委各司其职，他再也不必为一纸命令跑三道门。
有意思的是，当年嗤笑他“只能死守”的几名旧部，后来在改编训练班里碰面，大家提起营口夜战都摇头：“还好没硬撑，不然全埋辽河口。”这并非夸张。史料统计，辽沈战役前夕，孤立守备城被一口吃掉的例子不下十座，而营口因起义免除一场血战，为东北野战军节省了宝贵的两天行军时间。
1950年，他随志愿军入朝。与美军在长津湖侧翼周旋时，独五师奉命截击敌增援线。极寒之夜，他对身边警卫说了一句“这回没人能管着我了”，语气里带着一丝淡淡自嘲。回国后，王家善的履历写得很简洁：1905年生，东北人，1948年率部起义，历任人民解放军师长、军参谋长。他从不强调“被副师长管”“被副司令压”的旧事，但营口起义的序幕，却常被军史研究者拿来讨论统战工作的典型范例。
试想一下，如果王家善在1948年继续固守营口，等待那支永远不来的增援舰队，他和几千名官兵的结局会怎样？对比后来85万国民党官兵选择倒向人民的数字，答案已无需赘言。被副手牵制、被体系排挤，是他对旧体制最直观的切肤之痛；而能够独立指挥、配合作战，则让他在新的军队里有了真正的舞台。这种鲜明对比，让他的转身看似戏剧，却合乎情理——“率部起义毫不意外”，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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