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大地上，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那会儿，国民党军是节节败退，解放军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在华北平原西南角，有座叫太原的古城，被围得跟铁桶似的。
城里头，阎锡山手里十万多号人，跟困在笼子里的猛兽没两样，眼巴巴地就指望着天上那条细细的补给线能给他们续命。
可您猜怎么着？
就在这条救命线上，一场悄没声儿的“大戏”正在上演，最后还真就决定了太原的命运。
被围困的孤城：青岛空中补给线硬撑着
那时候，仗打到了关键时刻，国民党军的地面运输线差不多都让解放军给掐断了，军需物资那是相当紧张。
蒋介石急得火烧眉毛，赶紧下命令给联勤总部，赶紧架设空中补给线，给长春、沈阳、太原这些被围困的城市空投补给。
辽沈战役一结束，长春、沈阳先后陷落，太原就成了国民党在华北最后的落脚点。
青岛的沧口机场，因为离着华北战场近，而且还在国民党手里头，就成了给太原输送物资的核心枢纽。
可一开始那阵儿，这儿可真叫一个乱七八糟。
您看，指挥官邱耀东，那是个只顾自己享乐的主儿，公家的钱都让他给挪用了，物资堆放得一团糟，空运效率低得让人冒火。
直到1948年9月，他的老部下叶如松，那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参谋长，临危受命，到了青岛。
叶如松一到任，二话不说，立马就动手整顿起来。
他把库存清了一遍，人员该调整的调整，操作规程也重新规范了，还专门设了个质量检查岗。
您瞧瞧，就半个月的工夫，从青岛飞太原的运输机班次，就从原来一天不到五架，一下子涨到了二十多架。
那些刷着“青指”字样的C-47运输机，就跟一群铁打的信鸽似的，没日没夜地在胶州湾和汾河谷地之间来回穿梭，给太原城里那些苦守的国民党军带去了一点点活下去的希望。
可这空投补给，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机场跑道让炮火给封锁了，运输机只能硬着头皮高空空投。
那些装粮食的包裹得捆得严严实实，弹药箱还得配上降落伞，空投兵在推出货物那一刹那，还得赶紧趴下，就怕让降落伞的绳子给缠住了，直接从飞机上给拖下去。
这不光考验技术，更是拿命在赌。
即便如此，沈阳丢了以后，青岛空运指挥部的人，全都把心思和力气放到了太原的补给上。
连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也过来帮了大忙，好几万支步枪，还有炮弹，就像老天爷及时降下来的雨，哗啦啦地往孤城里头投。
铃声里的蹊跷：刘文昭的“小动作”
到了1949年1月，往太原的空运达到了最高峰，一天能有上百架次的飞机，装着小米、药材、银元，飞过太行山。
那些飞行员后来回忆说，飞机快到太原的时候，机舱底下常常是解放军防空炮火的一片火光，连绵不断。
到了2月，解放军把太原武宿机场的炮火封锁得更严了，所有的补给任务都只能改成空投。
这空投的效率可就大打折扣了，原来一架C-47能装三吨货，可真正能准确投到城里的，常常连一吨都不到。
晚上还不能空投，这补给时间就更紧了。
就在这紧张得要命的时候，一些不对劲的事儿开始冒头了。
叶如松在检查空投物资的时候，发现麻袋里头竟然混着解放区发行的北海币，他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觉得这事儿不简单。
可更让他起疑心的，是1949年3月中旬发生的事儿。
中国航空公司的182号运输机，好几次在执行太原空投任务的时候，物资竟然“失误”地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空投队长王振武的报告，看得人是触目惊心：3月12号，在太原新城上空，副驾驶提前按响了空投信号铃，几十包粮食哗啦一下都推出去了，结果呢？
落下去一看，下面竟然飘着解放军的红旗。
一个礼拜里头，这种事儿竟然发生了四次，加起来损失的粮食超过了五吨。
那些空投兵们气得不行，直接就说是飞行员故意偏离航线，还谎报飞行高度，要求彻查机组人员。
叶如松一开始驳回了这些指控。
他心里清楚，在高空判断目标本来就难，再说中航的飞行员大都技术过硬。
更重要的是，一旦公开调查，万一把那些外国飞行员给惹毛了，他们一罢飞，太原的空运就得停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过，他可没掉以轻心。
他悄悄地给军统驻机场组长周世显下令，让他暗中监视各个机组。
周世显的报告很快就证实了确实有异常：182号飞机有一次偏离航线，绕到了已经被解放军控制的平遥县上空，它飞行日志上记录的投掷高度，也比雷达探测到的数据低了三百多米。
叶如松把这些报告都给压了下来，批示说：“继续暗中调查，别打草惊蛇。”
一晃五年：叶如松的惊心发现
1949年3月28号大清早，叶如松决定亲自去看看究竟。
他突然就登上了准备起飞的182号运输机。
他刚进机舱，一个年轻的副驾驶看到他，脸上立马闪过一丝慌乱，手里拿的航空地图也跟着掉到了地上。
叶如松弯腰帮他把地图捡起来，那个年轻人低着头，躲开了他的目光，紧张兮兮地建议道：“参座…
您要是坐副驾驶的位置上，飞机会更稳当些。”
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那个带着湖南口音，额头冒着汗的侧脸，还有他敬礼时那微微颤抖的小指头，瞬间就勾起了叶如松五年前的一段模糊记忆。
在74军的参谋处，也曾有个年轻参谋，给长官倒茶的时候总是双手捧着杯子，敬礼的时候也有这么一点点颤抖。
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里，叶如松赶紧问航空队长：“那个副驾驶叫什么名字？
是哪儿人啊？”
队长查了一下名册，回答说：“刘文昭，湖南醴陵人。”
当天晚上，叶如松就去查档案了。
中国航空公司雇员登记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文昭，1925年出生，1947年经过汉口招考被录用”。
更让人吃惊的是，74军1943年的人事卷宗里，竟然也有刘文昭的记录：见过《新华日报》，被军长王耀武怀疑是地下党潜伏人员。
历史拼图：一段时代的印记
这场发生在青岛和太原上空的秘密较量，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彻底大白于天下。
1949年11月9号，香港启德机场发生了“两航起义”，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十二架飞机，连同机组人员都起义北飞了。
叶如松撤退到台湾以后，从报纸上竟然看到了“刘文昭”这个名字。
那一刻，所有的零零碎碎都在叶如松的脑子里轰隆一下拼到了一起——182号飞机那么多次的“误投”，刘文昭见到自己时那种藏不住的慌张，还有最后大量印着“青指特供”字样的粮食包裹都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他终于明白了，刘文昭正是利用他副驾驶的身份，通过操作空投信号的时机，伪造飞行数据什么的手段，把上百吨解放军急需的物资，精准地送到了他们手里。
1959年，叶如松在台北牯岭街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叫《太原战役亲历记》的书。
书里头，一个原华北野战军炊事班长的回忆，彻底印证了他的猜测：“1949年开春那会儿，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天上掉下来国民党飞机投的米，麻袋上还印着‘青指特供’。
连长笑着说：老蒋这个运输大队长，连收条都不用我们打呢！”
青岛空运指挥部的档案上显示，1949年1月到4月，他们往太原空投了四千多吨粮食，可阎锡山部队实际收到的，还不到两千八百吨。
这中间差的一千二百吨，就成了阳曲县店子底村那些解放军休整部队的重要口粮。
刘文昭，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副驾驶，凭着他超乎寻常的胆量和智慧，在国民党重重包围的太原城上空，用他手里的铜铃和操纵杆，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他的这些“误差”，成了解放军在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道亮光。
在历史洪流中，那一声声决定投送时机的铜铃，早已是胜利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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