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一颗照明弹划破长春夜空，惨绿的光映在城墙残垣上。守城的新七军已断粮多日，数万居民挤在壕沟旁哀嚎。就在这座行将易手的城市里，军统长春站站长项乃光正悄悄收拾皮箱，准备遁逃。没人想到，他对这座城市的最后一眼，竟成为此生难忘的倒影。
围困长春的东北野战军已锁紧包围圈，北满皇宫前的空地碎石遍布。项乃光依然维持“仪式感”：清晨骑马绕行两周，然后钻进原美国领事馆地下室，紧盯那部直通南京的电台。长春危在旦夕，他却自信能在乱局中突围，这种盲目自负，源自1939年的一次成功叛变。
时间往回推九年。1939年秋，驻扎第五战区政治部的主任韦永成接到一个奇怪的“自首”电话，一位自称“中共要员”的东北人要求面见。傍晚，身着八路军军服的项乃光踏进营地，他递上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开口便道：“这批人全是潜伏干部。”短短数语，让韦永成大惊失色。
李宗仁得知此事后先是疑虑，旋即设宴试探。席间，秘书尹冰彦闲闲一句：“共产党那边前景不错，你怎舍得走？”项乃光放下酒盏，半真半假地笑了：“规矩太死，容不下我。”一句轻描淡写，却在第五战区掀起狂风。随后多地地下交通线被切断，小项事件由此爆发，国共合作局部陷入僵滞。
追溯更早，1915年冬，项乃光出生于辽宁开原。日军压境，他颠沛流离进入北平求学。热血的学生运动、慷慨的马克思小册子，一度让他埋头翻译传单、组织夜校。组织看重他的口才与心思，派他出任北平南区委书记，又调往中原局联络处，同国民党交道的任务让他揽下不少机密。也正是这段经历，提供了日后叛逃的全部筹码。
有人说他贪财，有人说他好名。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对这位“东北张国焘”另眼相看。1940年，项乃光被戴笠收入帐下，获少将军衔，住南京半山别墅，天天小轿车接送。戴笠搞“特种政治人员培训班”，让各路叛徒学习反共技巧，课程乏味得要命，可项乃光乐此不疲。他知道，只要源源不断提供内幕，荣华富贵便唾手可得。
1941年，华中鄂西北根据地遭遇严厉清洗，正是他率领所谓“吉黑义勇队”动手。凡是与进步书刊有半分牵连的百姓，首先软言诱降，继而严刑逼供。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半年就捕人千余，地方党组织近乎瘫痪。蒋介石为此批示嘉奖，并点名令其移防皖南，再度复制这一“成功模式”。
抗战结束后，内战骤起。1947年，项乃光北上出任军统长春站站长。按军统“领导公开，机关秘密”那一套，他高调剪彩挂牌，暗地里却在哈尔滨设无线电台，联络线直插人民解放区。讽刺的是，那位技术骨干胡凌云实为我党特情员，一切电报都被截获，军统在东北的行动几乎透明化。
1948年春夏之交，辽沈战役气氛渐浓。郑洞国在长春召开紧急会议，新七军副军长史说直言突围无望。项乃光拍案而起，声嘶力竭：“再难也得冲出去！”会议室鸦雀无声，众人心照不宣——他怕的不是战败，而是落到解放军手里。几周后，他换上破棉袄混入难民队伍，辗转渔船，逃往大连外海，再飞抵台北。
岛上的岁月并不安稳。蒋介石撤退初期，需要“反攻大陆”声势，项乃光负责整理大陆情报，频繁往返香港、东南亚，布点渗透。然而随着两岸形势渐趋僵持，他手中的旧档案越来越不值钱，信任度也随之滑坡。六十年代后期，他被调往情报研究室闲置，靠翻译文件度日，口袋里再无昔日挥金如土的零钞。
1992年秋，曾任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赴京参加交流活动。项乃光托人捎话，语气低至尘埃：“想回老地方看看，哪怕三天也好。”长春市方面答复：“欢迎，过往不究。”这一信息本可让他如释重负，怎奈台北医院的病历突然写上“肝癌晚期”。一年后，他在病床上咽气，护工悄悄整理遗物，只发现一本夹满旧照片的笔记本——首页贴着小小车票，落款地点正是1948年的长春南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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