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卢汉在云南搞了一出起义，把军统的大特务头子沈醉给扣下了。
那时候，沈醉刚满三十五。
在这之前，沈醉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儿：没根基。
国民党队伍里讲究那一套，要么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要么是浙江老乡，再不济也得是陆大同学，这层关系网就是保命符。
可沈醉是个异类，初中没读完就因为闹事被赶回家，全凭着姐夫余乐醒的关系才混进军统，属于典型的“有学生、没同学”。
谁知道，命运这回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这一脚踏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好家伙，凭空冒出来好几百个“同学”。
大伙统一口径，都叫学员，见面互喊同学。
这“书”一念就是十好几年。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沈醉这位昔日的“军统三剑客”，冷眼旁观着身边这帮曾经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这一琢磨，不光看透了人性的荒唐，更算明白了那八百万大军为何输得稀里哗啦。
翻开沈醉的回忆录，他对大部分“将军同学”面上还过得去，唯独提到四个军长，那股子嫌弃和鄙夷，隔着纸都能闻到味儿。
但这四个人，恰恰就是国民党军队垮台的活标本。
这人是个奇葩。
在战犯管理所那种苦日子里，旁人都在愁怎么填饱肚子，或者怎么把检讨书写得更感人。
沈醉在书里特意描绘了这个画面，读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整个流程没个二十分钟下不来。
先把脸弄湿，手里的香皂必须搓出丰富的泡沫，把手洗得一尘不染，最后才把泡沫往脸上招呼。
最绝的是手法。
两只手在脸上轻描淡写地转圈，动作那叫一个轻，仿佛他摸的不是脸，是一件碰不得的元代青花瓷。
生怕劲儿使大了，或者手速快了，那张“娇嫩”的脸皮就得报废。
完事了，还得抹上雪花膏。
瞅着这么个大老爷们、堂堂中将，在战俘营里对着镜子孤芳自赏，沈醉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话：这货就不配当军人。
沈醉看人挺准。
这笔账，国民党高层一直没算明白：
一个把心思全用在护肤、搞女人、把自己收拾得香喷喷的军长，哪还有心思打仗？
他花二十分钟洗脸的时候，绝对没工夫看地图；他在温柔乡里打滚的时候，更不可能去前线巡查。
这种“娘娘腔”式的穷讲究，放在十里洋场那是风流韵事，放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那就是拿士兵的命开玩笑。
这人沈醉没点名，只说是安徽人，以前是66军的中将军长。
这哥们在功德林里有个怪癖：顺手牵羊。
偷的既不是情报也不是金条（监狱里也没这玩意儿），而是破烂。
碎布头、烂线头，甚至地上掉个纽扣，只要入了他的眼，那就跟看见宝贝似的，非得揣进兜里不可。
这可把当时管缝纫组的杜聿明和沈醉折腾坏了。
布头少了还能说是损耗，万一这纽扣被他偷去吞进肚子里寻死，这责任谁担得起？
堂堂中将，怎么就堕落成了捡破烂的？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强盗哲学”。
这位军长有句口头禅：“牛丢了不要紧，牵牛的绳子得捡回来，总比两手空空强。”
翻译过来就是：只要这东西经了我的手，就得雁过拔毛。
这毛病不是坐牢才有的，而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从当连长那天起，他就吃空饷。
当连长吞几个人的钱，当营长吞几十个，等到当了团长、师长、军长，胃口那是越来越大。
在他眼里，当官就是为了捞钱。
如今仗打败了，队伍（牛）没了，那监狱里的破布纽扣（绳子）也是公家的，能捞一点是一点，万一哪天出去了还能换俩钱。
这才是最瘆人的地方。
当一个指挥官把“吃空饷”当成升官发财的动力时，这支队伍其实已经是个死胎了。
真到了战场上，这种长官心里的算盘打得震天响：去救友军，会消耗我的老本（牛），打赢了功劳又不一定是我的（绳子）。
得，最佳方案永远是见死不救，保存实力。
第三个让沈醉恨得牙根痒痒的“同学”，叫王秉钺，原第51军军长。
在功德林里头，有“四大刺头”，王秉钺排老三。
这人最大的标签就是：死鸭子嘴硬，外加没素质。
按说败军之将，大家都蹲了号子，成了阶下囚，多少得收敛点。
可王秉钺不干。
他把部队里那种军阀习气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监狱。
他专门欺负张淦（第3兵团司令，就是电视剧里那个看风水的“罗盘将军”），在批斗会上对着张淦破口大骂，根本不是为了互相帮助，纯粹就是为了撒气和欺负人。
连沈醉这种狠角色，刚开始都得忍让他：“只能闭嘴，任他骂去。”
王秉钺这种狂，不是骨气，那是渗进骨头缝里的傲慢。
这种傲慢到了战场上，就是听不进人话，瞧不起友军，更不把老百姓当人。
在他们看来，枪杆子和权力就是一切。
沈醉烦他烦到了什么地步？
沈醉是1960年第二批就特赦出去了，而王秉钺一直关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出来。
即便这样，沈醉还是觉得：这人不该放。
在他看来，直到1975年，王秉钺也没真正改过自新。
要不是国家政策宽大，要把所有战犯都放了，就算再关他个十年八年，王秉钺也够不上特赦的门槛。
第四个“军长同学”，沈醉连名字和番号都懒得提，实在是因为这人的毛病太难以启齿。
咱们姑且叫他“花柳军长”。
但这第四位，纯粹是把军队当成了流动的妓院。
据他自己交代，从中下级军官开始，每到一个驻地，必逛花街柳巷。
后来官做大了，钱多了，就开始纳妾。
但这还是填不满他的欲壑。
他在坦白书里自己算了一笔账：这辈子祸害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都装不下，大概在500人上下。
500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说明在他几十年的当兵生涯里，因为经常调动，不管走到哪，城市也好乡下也罢，全成了他的猎艳场。
当一个军长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凑齐“一个营”的女人的时候，底下的当兵的会怎么想？
驻地的老百姓会怎么想？
老百姓不管你是哪个派系的，他们只认死理：国民党兵来了，大姑娘小媳妇就遭殃了。
人心散了，手里拿的美式装备再好，也就是一堆废铁。
看完这四个“军长同学”，回头再品品沈醉的感慨，你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私人恩怨。
娘娘腔、贪得无厌、不可一世、色胆包天。
这就是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里看到的“国军精英”群像。
当然，沈醉自己也不是什么圣人。
他在《我的特务生涯》里直言不讳：
“虽然我深爱妻子粟燕萍，可总觉得要是不像同僚那样弄几个交际花当‘外室’，好像就显不出自己的身份地位似的。”
他承认自己也逢场作戏，也收黑钱。
因为那是当时的“官场规矩”——你不贪、不玩，就融不进那个圈子，同僚排挤你，下属防着你。
可连沈醉这样一个在染缸里泡透了的大特务，都对这四位军长感到恶心，可见这四位的底线低到了什么份上。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结论：
在战犯管理所蹲了那些年，沈醉终于补上了“同学”这一课。
只可惜，这堂课的学费，是整个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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