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天，我刚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城郊的劳改农场子弟学校当老师。说是子弟学校，其实也兼顾着给农场里表现较好的劳改犯扫盲——那时政策鼓励“教育改造”，农场选了二十多个认罪态度好、余刑不长的犯人，每天下午抽出两小时，在农场西北角的一间土坯房里上课，我就是那个负责教他们识字、算数的老师。

土坯房不大，墙面是黄泥糊的，坑坑洼洼，屋顶铺着麦秸秆，抬头能看见几缕漏进来的阳光。教室里摆着十几张破旧的木桌，是从子弟学校淘汰下来的，桌面刻满了乱七八糟的划痕。犯人们穿着统一的灰色粗布囚服，背后印着黑色的编号，每人胸前别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名字和罪名。他们大多低着头，坐在座位上，双手放在桌前，管教干部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里拿着警棍，眼神严肃地盯着全场，空气里除了我的讲课声，只剩下窗外风吹过铁丝网的“哗啦”声。

我那时才二十一岁，胆子小，第一次走进教室时，手心里全是汗。看着那些低着头的犯人，有的满脸胡茬，有的眼神浑浊，还有的脸上带着疤，心里难免发怵。管教干部跟我说：“李老师，别怕，这些都是选出来的‘尖子’，听话得很，没人敢捣乱。”可我还是紧张，讲课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连黑板字都写得歪歪扭扭。

第一堂课教的是《新华字典》里最基础的一百个常用字，我在黑板上写“人”“口”“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读、写。犯人们学得很认真，跟读的声音低沉而整齐，只是没人敢抬头看我。有个年纪稍大的犯人，写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笔画歪歪扭扭，我走过去想指点他，他吓得猛地低下头，连说：“老师，我错了，我再写一遍。”我连忙说：“没事，慢慢写，别着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不再像一开始那么害怕了。其实这些犯人，除了身上的囚服和胸前的罪名牌，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他们大多是农民或者工人，因为盗窃、打架斗殴、投机倒把（那时候这是重罪）进来的，很多人根本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对知识的渴望是真的——有个犯人跟我说，他想学会写字，以后出去了能给家里写封信，不用再让别人代笔。

那天下午，我教的是加减法运算，讲完例题，让他们自己做练习册上的题目。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我在课桌间来回走动，指点着他们做题，走到第三排的时候，一个坐在靠窗位置的犯人突然抬起头，举起了手。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脸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囚服的袖口磨破了边，露出粗糙的手腕。他的编号是“8207”，罪名牌上写着“盗窃罪”。平时他总是低着头，很少说话，写字很认真，虽然慢，但一笔一划都很工整，是班里学得比较好的一个。

“老师，”他的声音很低，带着点沙哑，还有点犹豫，“我能问个问题吗？”

我停下脚步，点了点头：“你说。”

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里带着一丝试探，还有点不易察觉的期盼，看着我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打量着他。他的脸很陌生，我来农场上课快三个月了，虽然叫得出他的编号，知道他的罪名，但对他的长相，除了觉得他沉默寡言，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而且我刚毕业，一直在城里上学，老家在几十里外的李家庄，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抱歉，”我如实说，“我没太有印象，你……我们以前认识？”

他的眼神暗了一下，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笔，声音更低了：“也难怪你不记得，都过去十几年了。你家以前是不是在李家庄村口开小卖部？门口有棵老槐树，你爹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你小时候总在小卖部门口写作业。”

他这话一出口，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李家庄村口的小卖部，老槐树，我爹……这些都是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我家确实在李家庄住了十几年，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小学老师，我妈开了个小卖部，卖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门口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夏天的时候，我总搬个小板凳在树下写作业。

“你……你是？”我看着他，声音都有点发颤。

他抬起头，眼神里多了点光亮，看着我说：“我叫王大山，是邻村王家洼的。小时候我总去你家小卖部买东西，你爹还教过我认字，有一次你把书包掉进河里，还是我帮你捞上来的，你还记得吗？”

王大山！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想起来了，王家洼和李家庄就隔一条河，王大山是邻村有名的“野孩子”，比我大五六岁，家里穷，没爹没妈，跟着奶奶过，总在村里晃悠。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夏天的时候，背着书包去河边玩水，不小心把书包掉进了河里，水流很急，书包顺着河往下漂，我吓得直哭。就是王大山，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把书包捞了上来，书包里的课本都湿了，他还帮我把课本摊在石头上晒干，临走的时候，我妈给了他一把糖，他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跑了。

还有一次，我被村里的几个调皮小子欺负，把我的作业本撕了，也是王大山路过，把那几个小子赶跑了，还帮我把作业本捡起来，一页一页地叠好。那时候的王大山，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但眼神很亮，像个小英雄，我那时候还叫他“大山哥”。

“你……你真是大山哥？”我看着眼前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忆里那个高大、爽朗的少年，怎么会变成眼前这个穿着囚服、眼神带着愧疚和自卑的劳改犯？

他看到我认出他了，眼圈一下子红了，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哽咽：“是我，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能想起我。”

教室里的其他犯人都抬起头，好奇地看着我们，管教干部也往前探了探身子，但没说话，只是静静地观察着。

我定了定神，走到他的课桌旁，压低声音问：“大山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你犯了什么事？”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我……我盗窃了。”他的声音很低，带着深深的愧疚，“八零年的时候，村里收成不好，奶奶又病了，需要钱治病，我走投无路，就跟人合伙去城里偷了人家的收音机和自行车，被抓了，判了五年。”

我心里一酸，想起了他小时候的样子。他那时候虽然调皮，但本性不坏，孝顺奶奶，还总帮别人。没想到十几年后，他竟然会因为盗窃入狱。

“那你奶奶……”我想问他奶奶怎么样了。

“奶奶在我入狱第二年就走了，”他的声音更哽咽了，“我没能送她最后一程。”

教室里静悄悄的，连窗外的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什么。小时候那个帮我捞书包、护着我的大山哥，如今成了阶下囚，而我，成了教他识字的老师，命运真是无常。

“老师，对不起，”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歉意，“我不该在课堂上问你这些，打扰你上课了。我就是……就是看到你，觉得特别亲切，想起了以前的事，忍不住想问一句。”

“没事，”我摇了摇头，心里有点难受，“大山哥，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在这里好好改造，好好学文化，出去以后，好好过日子。”

他点了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低下头，拿起笔，开始做题，但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那堂课剩下的时间，我讲得有点心不在焉，总是不自觉地看向王大山的方向。他一直低着头，认真地做题，只是后背挺得笔直，像是在憋着什么情绪。

下课铃响了，犯人们排着队，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走出教室，往农场的宿舍走去。王大山走在队伍的中间，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小声说：“老师，谢谢你还记得我。我会好好改造的，出去以后，我想找份正经工作，好好做人。”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嗯，大山哥，我相信你。”

他笑了笑，那笑容很勉强，带着点苦涩，然后转身跟上队伍，灰色的囚服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刺眼。

从那以后，我对王大山多了几分关注。课堂上，我会特意多指点他几道题，他学得更认真了，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有时候下课后，管教干部允许我们短暂交流，我会问他在农场的情况，他说他在农场里负责种庄稼，干活很卖力，因为表现好，已经减过一次刑，还有一年多就能出狱了。

他也会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爹身体怎么样，问村里的老槐树还在不在。我说我爹已经退休了，身体挺好，老槐树还在，夏天的时候还是枝繁叶茂，村里的孩子们还在树下玩。他听了，眼神里满是向往，说：“等我出去了，想回村里看看，看看老槐树，看看你爹。”

有一次，我从家里带了点饼干和水果，想给他，管教干部说农场有规定，不能私自给犯人带东西，我只好作罢。后来我跟管教干部说了我和王大山的渊源，管教干部说：“他表现确实不错，踏实肯干，也愿意学文化，你多鼓励鼓励他，对他的改造有好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多过去了。1985年的春天，王大山刑满释放了。那天下午，他特意来教室找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便装，头发理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胡茬也刮干净了，看起来精神了很多。

“老师，我要走了。”他站在教室门口，有点拘谨地说。

“嗯，”我看着他，心里挺欣慰的，“出去以后，好好照顾自己，找份正经工作，别再走歪路了。”

“我知道，”他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老师，这是我在农场里种的花生，自己晒干的，给你带点尝尝。”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满满一包颗粒饱满的花生。“谢谢你，大山哥。”

“应该我谢谢你，”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两年多亏你照顾我，鼓励我，我才能这么快出来。我以后会好好做人，不辜负你，不辜负你爹当年教我的那些道理。”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他打算去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先赚点钱，然后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做点小生意。我嘱咐他注意安全，有困难可以找我。他点了点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感慨万千。小时候那个调皮的少年，经历了牢狱之灾，终于又重新踏上了人生的正轨。

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劳改农场，回到了城里教书。一开始，我还和王大山有书信往来，他说他在建筑工地打工，干活很卖力，老板很赏识他，工资也按时发。他还说，他攒了点钱，打算回老家开个小卖部，像我家以前那样，做点正经生意。

再后来，书信渐渐少了，最后断了联系。我偶尔会想起他，想起1983年那个秋天的课堂，想起他举手问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的样子，想起他帮我捞书包的童年往事。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小卖部有没有开起来，有没有成家立业，但我真心希望他能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要走歪路。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已经退休了。偶尔和老同学聊天，说起当年在劳改农场教书的经历，我总会想起王大山。那段经历，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有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勇气。而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唤醒人心底的善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大山的人生，因为一次失足而留下了污点，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在教育和改造中，重新找回了自己。而我，也因为那次特殊的相遇，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永远不要轻易放弃一个人，哪怕他曾经犯过错误，只要给他机会，他也能重新发光发热。

有时候，我会想起李家庄村口的老槐树，想起小时候那个帮我捞书包的少年，想起1983年课堂上那个眼神带着期盼的劳改犯。岁月流逝，很多事情都变了，但那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