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荣县，空气里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的黄茂才，被扣上了杀害江姐（江竹筠）“幕后黑手”的帽子，眼看着就要脑袋搬家。
次日清晨，黄家老小眼泪都流干了，拿着绳索扁担往刑场赶，只想着把尸首收回来。
半道上，迎面撞上了乡农会主席黄大元。
黄大元把人拦下，抛出一句让全家人下巴都掉地上的话：
“人活着，判了无期。”
这板上钉钉的必死之局，究竟是哪儿出了变数？
全仗着公审大会上，黄茂才那是豁出去了，扯着嗓子吼了一句：“我是冤枉的！
我帮江姐干过不少事！”
这动静，听着就像是死到临头的人在那儿胡言乱语。
那年头，特务为了多活两口气，啥瞎话编不出来？
可怪就怪在，乡农会主席黄大元居然听进去了，还在大会上几次三番替他说话。
就凭这一番“争辩”，把原本的枪决硬是给辩成了无期徒刑，后来又减到了15年。
但这笔旧账，黄茂才还得背很久。
因为他手里缺一样最要命的东西——铁证。
江姐已经牺牲，没人能开口作证。
这一盘棋，一直拖到了30年后的1981年，直到一位干瘦的老人迈进华西医科大学的大门，才算是彻底落了子。
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1948年5月，去瞅瞅当初那个让黄茂才押上一辈子名声和性命的“决定”，到底是怎么拍板的。
那一年，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来了一位怎么看怎么别扭的新面孔。
按常理，能在国民党特务窝子里混个差事，要么心狠手辣，要么后台够硬。
可黄茂才这人，路数完全不对。
他骨子里就是个为了混口饭吃、托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找份工的庄稼汉。
当时的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刘重威给他安排进来了，他也就稀里糊涂披上了这层皮。
坐在那个位子上，黄茂才碰上了头一道坎：该怎么拿捏和犯人的关系？
摆在面前的路子通常有两条：
A. 装出一副阎王爷的嘴脸，凶神恶煞，好在上司跟前讨赏。
B. 混吃等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招惹。
偏偏黄茂才走了第三条道：好奇。
他发觉这大牢里关的人，跟脑子里想的“恶棍”压根不沾边。
这些人说话和气，肚子里有墨水，素质高得很。
这种眼见为实的巨大反差，让他值班的时候，腿脚不由自主地往牢房门口挪。
这点细微的举动，被关在里面的女犯曾紫霞看在了眼里。
曾紫霞是被叛徒卖进来的，家底殷实，父亲是省财政厅的科长。
她有着极敏锐的嗅觉。
瞅见黄茂才在门口晃悠，曾紫霞抛出了一句探路的话：
“老哥是哪儿人呐？”
“荣县的。”
這一问一答，把口子撕开了。
在那个阴森森的鬼地方，老乡这层关系，简直就是张王牌。
紧接着，曾紫霞问出了那个直击黄茂才心窝子的问题：
“你家里一年能收多少租子？”
这切入点选得太刁钻了。
在曾紫霞看来，年纪轻轻挂上少尉军衔，家里非富即贵。
黄茂才的回答却透着一股子酸楚：“收租？
妹子你想岔了，我就是个佃户。”
这一瞬间，阶级属性上的火花擦亮了。
曾紫霞立马换了打法：既然你是苦出身，干嘛要给欺负穷人的国民党卖命？
往后的日子里，曾紫霞开始给这位“少尉”摆事实讲道理。
黄茂才心里的天平开始歪了：穿着国民党的这身皮，心却跑到了牢房里这帮人的一边。
当脑子转过弯来后，他对曾紫霞撂下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你们都是直得起腰的人，我也要跟你们一样！”
如果说之前的搭话只是为了解闷，那后头的事，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
监狱里新关进来个“重头人物”，特务们都在嚼舌根，说是共产党的地下女头目。
黄茂才借着职务之便去打听，发现这人叫江竹筠——大名鼎鼎的“江姐”。
更巧的是，这又是一位老乡。
这会儿，黄茂才面临第二道坎：要不要往深了掺和？
这时候收手完全来得及。
同情归同情，跟曾紫霞聊聊天算不上大错，可主动去招惹江姐这种级别的重犯，一旦露馅，脑袋就得搬家。
黄茂才愣是没躲，反倒主动找上司徐贵林请缨，说由他负责押江竹筠去牢房。
借口找得挺溜：想瞅瞅老乡。
上司没起疑心。
锁上牢门的那一刹那，黄茂才完成了身份的彻底反转。
他压低嗓门对江姐说：“我知道咱们是老乡，往后你要是有啥缺的或者想办的事，只管言语一声。”
这话把江姐都听傻了。
一个特务，咋能吐出这种人话？
转头，黄茂才干了几件险过剃头的事：
把江姐的情况递给曾紫霞，想方设法把江姐弄到了曾紫霞的牢房里。
充当“人肉信鸽”。
当时渣滓洞出了内鬼，江姐急着往外送警报。
这信是曾紫霞代笔，黄茂才负责送出去。
他硬是把信送到了联络人况淑华手里。
传递捷报。
解放战争打得顺风顺水的消息，是黄茂才带进高墙里的。
这对绝境中的革命者来说，比大鱼大肉还提气。
为了报答，或者说是一种认可，江姐带着狱友们给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
这件毛衣在黄茂才手里，比那身少尉军装沉得多。
他那时候甚至冒出个傻念头：要是能一辈子跟她们待一块儿该多好。
可他还是低估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狗鼻子。
虽说没抓着现行，但黄茂才跟犯人走得太近，还是招了怀疑。
监狱那边为了保险起见，找了个由头把他打发回了老家。
这一卷铺盖走人，看着是砸了饭碗，实则是让他躲过了渣滓洞后来的那场大屠杀。
可也正是因为这次被赶走，让他这只“断了线的风筝”，在解放后掉进了大坑里。
1951年，天变了。
回了老家的黄茂才，因为以前那个“少尉”身份被抓了。
他试图辩白：“我是好人，我帮过江姐。”
但在那个讲究真凭实据的年代，这就是一句空口白牙的废话。
曾紫霞被营救出狱后不知去向，江姐已经牺牲。
谁能站出来证明这个国民党少尉是自己人？
气红了眼的乡亲们把他当成了害死烈士的帮凶，这才有了开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命虽保住了，但“无期徒刑”那就是个漫长的煎熬。
1955年因为表现好改成了15年，1962年又减了2年。
刑满出来后，他脑袋上依然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一个帮了大忙的好人，替人背了半辈子的黑锅。
但他没死心，一直在找真相。
出来后，他跑了无数次申诉，可因为年代太久、找不到证人，最后都不了了之。
直到1981年，老天爷终于开了眼。
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在翻老档案时，发现了当年的蛛丝马迹，认定黄茂才确实干过有利于革命的事。
得到信儿的黄茂才，在那年秋天，拎着个布包，走进了华西医科大学。
这会儿的他，已经是个干瘪的老头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军帽和中山装。
他在校园里显得手足无措，直到撞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子。
“老嫂子，打听一下，曾紫霞先生是住这儿吗？”
当曾紫霞认出眼前这个乡下老头就是当年的黄茂才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原本以为他在乱世里早就没了音讯，哪能想到他不仅活着，还背了这么多年的冤屈。
这一刻，所有的证据链终于扣上了。
曾紫霞立马联系了当年渣滓洞活下来的人。
几位“证人”联名写信作证：黄茂才不是刽子手，他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送情报的功臣。
真相大白。
后来有人问黄茂才：因为这档子事，你蹲了十几年大牢，背了三十年黑锅，后悔不？
要是从做买卖的角度算账，这简直亏到了姥姥家。
当个普普通通的坏人，或者当个缩头乌龟，兴许都不用遭这几十年的罪。
但黄茂才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活法。
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当年的选择。
哪怕风吹雨打这么多年，但我心里永远敬重江姐。
我很感激江姐她们在监狱里教我的那些道理，正是因为她们，我才走上了正道。”
在他心里，那件沉甸甸的毛衣，那份被当作“堂堂正正的人”的尊重，足够抵消这三十年的苦。
有些选择，不是为了眼前的得失，而是为了后半辈子半夜醒来时，心里是踏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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