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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东北林子里，土匪拿着国民党的头衔，挥着日本人留下的枪，在山里发誓要砍下解放军司令员的脑袋；结果折腾来折腾去，最先露馅的，不是密电，不是重要文件，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警卫排长被五十根金条收买，翻墙带着五个兵去杀自己的司令员。
土匪披着国民党军装，汉奸挂着上将军衔。
东北剿匪，不光清的是山林里的匪，更是把队伍里的“金条味”和心里的那点私心，全都掀翻。
金条铺出来的刺杀路
这场刺杀，要从一条花街说起。
北街13号，在当地人嘴里不是多光彩的地方。国民党情报人员偏就挑这种地方下手，因为最容易摸清谁心里有鬼。
警卫排长张德发，就是在那里被盯上的。
按履历看，他并不简单：早年打过抗联，队伍打散以后在山里当过土匪，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里，当上了警卫排长。
这种经历很典型，身上既有抗日的底子，也带着江湖气。组织上对他并非完全放心，个人作风问题早就被批评过。
也正因为这样，他既能摸到司令员警卫系统的底，又比一般战士更容易被金钱和享乐拉扯。
情报人员翟凤亭就在北街13号做局，先是放出女情报员打照面，再慢慢拉近距离。连续七个晚上，酒、烟、温存、暗示，一样没少。
最后摊牌，五十根金条，摆在话头正中，还顺带帮他算好了账，说足够娶几房太太。张德发嘴上没表态，手指却已经把炕席抠出一个坑。
真正的转折，很快就体现在生活习惯上。
他以前抽普通烟，节省惯了。被收买之后，立刻换成哈尔滨洋行专卖的金宝牌香烟，这种烟在当时属于高档货，一包顶他小半个月津贴。
他不仅自己抽，还大方地请战士们下馆子，连着十天吃肉喝酒。营房条件简陋，那股洋烟味和突然冒出来的阔气，实在扎眼。
问题在于，司令员不光会打仗，还会看人。
李荆璞查铺时，在张德发枕头底下看到那盒金宝牌，基本就心中有数了。
一个靠津贴过日子的排长，短时间内生活水准拔高到这种程度，不是发明专利，只可能是沾了敌人油水。
再往下查，很快就串起来了：连续多天请客、频繁往北街13号跑、与可疑女子密切接触。
便衣继续跟踪，那个女人又被确认跟国民党吉林先遣军第三组组长秘密会面，线索到这一步，其实已经不复杂。
事情闹到这个程度，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当场拿人，立刻审问；另一种是顺藤摸瓜，把隐藏在背后的整个计划一起抓出来。
李荆璞选了后者。他没有大张旗鼓，而是悄悄换了布置，让卧室炕上继续铺好被子，被褥里面塞上棉衣，做出有人躺着的样子。
自己则爬进屋顶夹层，让警卫连埋伏在院子里，把明面上的警戒刻意放松，看上去和往常没太大不同。
到了5月8日凌晨两点，戏正式开场。张德发带着五个战士翻墙潜入，特意不用枪，只拿冷兵器，为的就是不打草惊蛇。
他们踹开门之后，直扑炕上那团被褥，一顿猛刺，动静不小。
对他们来说，这一刻以为任务马上就能完成，那笔赏金已经伸手可及。可他们没有想到，屋顶上正有人盯着这一切。
暗格打开的一瞬间，局势完全翻转。
李荆璞从上面跳下，屋里和院里的战士几乎同时冲出，八支手电的光束把屋子照得通亮。柜后、门边、墙角，都有人举着枪。
张德发的匕首掉在青砖地上，另外几个人全愣在原地。刺杀从计划开始到彻底失败，不过几分钟时间。外面为了这次行动忙了几个月，最终输在了最不体面的时刻。
十万大洋要人头
要理解这场刺杀为什么会发生，那是在1946年春节，合江大土匪谢文东在刁翎镇摆下上百桌酒席。
当时东北刚结束日伪统治不久，地方政权还在重建，很多旧势力趁着混乱抬头。
谢文东就是典型代表，他早年就是土匪，1939年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抗战一结束，又被国民党安上一个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先遣军”。
国民党表面上是收编地方武装，实际上是把这些人当成打击民主联军的工具。
谢文东手里有四千人马，加上国民党空投的武器，在北满地区横冲直撞，他关心的并不是当地老百姓生活，而是谁能帮他把势力做大。
那次酒席上，他情绪上头，当场摔碗发誓，谁砍下李荆璞的脑袋，就给十万大洋。
十万大洋在当时是怎样的概念？按姜左撇子的说法，够买上几百垧黑土地。
对土匪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赏金一放，消息在山头之间飞快传开，很多匪首立刻开始盘算。
姜左撇子直接踢醒儿子姜学榕，认定头功得落在自家。要钱有了理由，要抢地盘也有名头，这种事对土匪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大。
谢文东的想法不是简单弄个“人头悬赏”，他还配套设计了整个军事行动。
他打听到牡丹江军区主力部队外出剿匪，判断这是机会，就计划先通过内线刺杀制造混乱，再用外线部队打城。
大致步骤，是先由内奸在城里动手，形成心理冲击，再由姜左撇子打东宁，自己带主力攻穆棱，最后几路人马在牡丹江会合，进行合围式进攻。
内线刺杀，等于先打掉敌方司令部的主心骨；外线三路进攻，形成压力，让对方难以兼顾。
再加上当时东北局势确实复杂，土匪盘踞县城，武器来源不断，有空投支援，不是几支小分队能够轻易镇住的。
但计划好看，不等于能够落地。真正决定输赢的，往往是对对手的判断有没有打偏。
谢文东把自己看成“上将”，看不清楚的是，他对手不是旧军阀，也不是只会按命令转圈的正规军，而是从山林抗日中打出来的老队伍。
李荆璞就是典型，他出身贫农，少年失去父母，靠打猎为生，枪法出众。十八岁考警察，从三百多人里被选中，靠的就是本事。
九一八之后，在日伪系统里他并没有老老实实听命，而是当场反抗日本指挥官，夺枪打死对方，带着上百人入山，组建抗日游击队。
1945年9月，他接管牡丹江军区，面对的正是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这时候的东北，北满地区十三万土匪，占着七成以上的县城。
国民党空投武器，他们袭击民主联军据点，杀地方干部，东北局电报一封接一封，强调匪患不除，根据地就立不住。
这种压力，李荆璞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当他发现身边的警卫排长手里多了一盒不该出现的香烟，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小节问题”，而是立刻从安全角度去思考。
后面的进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
刺杀刚被粉碎，张德发在审讯中就交代，三百名土匪已经集中在城东彭家大院，准备第二天早晨起事。那是一个地主大院，院内人员复杂，是发动突袭的合适据点。
更要命的是，炕桌上摆着谢文东写的攻城总指挥委任状，说明这不是零散行动，而是整盘棋的一部分。
李荆璞没有给对方喘息机会，当夜带两个连人马冒雨出击，把彭家大院包了个严实。没开一枪，郑云峰就被从炕上拎了出来，土匪的指挥链还没完全接通，就被直接掐断。
这一刀下去，谢文东苦心经营的“内外联动”，等于刚抬手就被打掉一只胳膊。
匪患被清掉，队伍也在这场硬仗里长大了
内线、据点先后被拔掉，谢文东的计划并没有就此停下。
剩下的匪首还在挣扎。5月中旬，姜学榕咬着牙又凑出五百残匪，准备在绥宁方向再博一把。
这次行动分了两路，一头由付邦俊带队，直冲绥宁军区司令部大门，想靠突然性破门而入；另一头则围攻保安处大楼，打算从两个关键点同时撕开缺口。
司令部大门被撞开的那一刻，两辆缴获的日式坦克从街角窜出，机枪口一开，几十名土匪当场倒下。对习惯打冷枪、打冷袭的土匪来说，这种正面硬碰的火力他们扛不住。
保安处那边也没占到便宜，路线上早就埋下炸药包，配合三楼的机枪，连续几轮打下来，匪徒阵型完全乱了，能跑的开始往后撤，跑不了的往就近的建筑物钻。
剩下的人缩进火车站的票房子，以为可以借木房子挡一挡枪子。结果被解放军从外面浇上煤油，点燃火把之后，整间屋子变成一个巨型火炉。
里面四十多名土匪被烧在其中，没有再出来，姜学榕腿上中弹，试图钻进柴堆躲一躲，却被民兵当场逮住。
这场战斗从天蒙蒙亮打到结束，总共才八个小时。
绥宁这一仗的意义不只在于歼灭了多少人，而在于彻底打掉了土匪对集群进攻的幻想。之前他们还能幻想，凭借胆量和人头数量，也许能在某个清晨攻破城门，换面积功。
绥宁战斗之后，很难再有人相信靠一股狠劲就能在城里吃下对手。剿匪部队采用坦克、炸药、机枪、火攻等组合方式，展现的是现代战争和传统匪患之间的代差。
等到当年冬天，第一场大雪把完达山的山林盖住，合江军区的部队已经把谢文东的老巢逼到了牡丹江边。
那时的谢文东，早就不是酒桌上摔碗立誓的那个“上将”模样了。他躲在一座废弃土地庙里，手里只有冻硬的生土豆，牙咬不上去，身子还在打哆嗦。
战士冲进破庙时，看到的是一个用空粮袋勒住自己脖子，打算了结老账的失败者。
几天后，勃利县的公审大会上，上万老百姓挤在一起，看着这个当年横行一方的大匪被押到烈士墓前执行枪决。
对普通人来说，这是多年来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下，看到这些自称上将、司令的人，为杀人放火付出代价。
随着谢文东倒下，北满“四大旗杆”全部覆灭。
这个说法在当地很形象，四大旗杆竖了多少年，挡住了多少条路，现在一根根被连根拔起，山里的秩序开始真正松动。
到1947年4月统计，东北全境剿匪共消灭土匪五万三千人，缴获山野炮大约百门，战马七千多匹，说明这些土匪已经武装到相当程度，不是散兵游勇。
与此同时，包括杨子荣在内，一千七百多名战士倒在林海雪原。
剿匪打到这个程度，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早期部队里像张德发这样的“杂色成分”不少，有抗联背景也有旧江湖习气，对金钱、美色的免疫力并不强。
通过一次次斗争，组织既在战场上清掉了土匪，也通过严密的保卫和整风，把类似隐患逐步消除干净了。
参考资料：王波，李迎选编. 晋绥风云人物 军事人物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1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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