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承恩，名字是爹给取的。他说这名字意为“承载恩情”，要我永远记得那些在我们最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
我爹陆大成出生在六十年代的陕南农村。爹如今年纪大了，可每年春节前，他仍要坚持奔波两百多公里路，回老家过年。自我有记忆以来，这习惯雷打不动。
“人不能忘本。”爹总是这样说，眼睛里闪着固执的光。
爹出生的那个年代，连吃饱饭都是一种奢望。爷爷奶奶是从河南逃难来的，一路跋涉到陕南我们村才停下脚步。奶奶在逃荒路上流掉了一个孩子，身子从此垮了。等爹出生后不到一年，奶奶就撒手人寰了。
是爷爷一手把爹拉扯大的。爹八岁那年，爷爷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爷爷把村里几位长者叫到床前，颤巍巍地说：“大成这孩子，就托付给大伙了……”
爷爷下葬那天，爹穿着宽大的孝服，小小的身子在风中抖得厉害。他没有哭，只是紧紧攥着村长的手，眼睛干涩得发红。
当晚，村长把爹领回了自己家。那晚爹终于绷不住，哭声压抑而绵长，像一头受伤的小兽。
从此，爹成了吃“百家饭”的孩子。
今天李婶家，明天张叔家，后天赵伯家，大后天村长家。村里二十三户人家，几乎每家都照顾过他。
李婶家条件最差，六个孩子挤在三间土坯房里，可每次爹去，她总会悄悄在他碗底埋个荷包蛋：“正长身体呢，多吃点。”
张叔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说话文绉绉的，他教爹认字，用树枝在泥地上一笔一划地写：“识字才能有出息。”
赵伯常带爹上山砍柴，教他辨认野菜和药材：“靠山吃山，饿不死人。”
村长则教爹懂道理。
爹常说，他是被整个村子养大的。谁家做了好吃的，会给爹留一碗；谁家孩子做了新衣服，爹也能得双新鞋垫。
爹十八岁那年，决定去西安闯荡。
村长召集村民开会，那晚昏黄的灯光在村委办公室闪烁，村里人挤满了小屋。
“大成要去城里谋生，咱们得凑点路费。”村长话音未落，李婶先掏出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毛票和一堆硬币：“我这儿有五毛三，别嫌少。”
张叔拿出三块钱：“给孩子买张车票。”
赵伯塞过来一双新布鞋：“路上穿。”
你五毛、我一块，最后凑出了十八元六角三分。爹捧着那堆零零散散的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报答大家。”声音里满是哽咽。
第二天天没亮，爹就踏上了去西安的路。回头望时，村口还站着黑压压一群人，在晨曦中向他挥手。
爹在西安一家饭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他勤快又机灵，很快被店里的大厨王师傅看中，收为徒弟。
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切菜、备料、打扫厨房，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晚上下班后，还偷偷练习颠勺、刀工。
三年后爹出师，又过了几年，遇见了娘。谈婚论嫁时，爹坚持要回村办婚礼：“我是村里养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得让乡亲们都看着。”
婚礼那天，爹特意租了辆面包车，把娘和西安的几个朋友拉回村。村里早热闹开了——李婶带着几个婶子在村长家院子里蒸馍、剁肉馅，张叔写了大红的喜字贴满门框，赵伯扛着扫把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户人家的灯，从傍晚一直亮到深夜。
婚礼时，爹牵着娘的手，先给村长和几位老人磕了头，又对着全村乡亲深深鞠了一躬：“没有大伙，就没有今天的我。往后我和我媳妇，一定常回来看大家。”
李婶拉着娘的手，抹着眼泪说：“大成是个苦孩子，也是个重情的孩子，你跟着他，错不了。”
后来，爹娘攒了些钱在西安开了家小饭馆，爹掌勺、娘管账。起初生意清淡，爹试着推出“陕南家乡菜”，没想到大受欢迎。日子渐渐好起来，爹娘买了房，我也出生了。但无论多忙，每年春节前，爹必定歇业一周，带我回村过年——就像他承诺的那样。
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春节，是五岁那年。
爹背着大包小包，牵着我的手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远处的村庄隐约可见。一进村，爹就扯开嗓子喊：“我回来啦！”
家家户户的门顿时开了，人们涌出来围着爹问长问短。爹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给李婶的棉袄、给张叔的老花镜、给赵伯的烟叶、给村长的白酒……
除夕那天，全村人挤在村长家院子里吃饭。爹系着围裙，在临时搭的灶台前忙活，炒出一道道拿手菜。大家吃着、笑着、喝着，热闹得很。
饭后，爹带我挨家拜年。每到一户，他都让我磕头，细细念叨：“这是你李婶，当年要不是她帮着给你爷爷送终，就没有爹了。”“这是你张叔，是他教爹认的字。”……
那晚爹喝多了，拉着村长的手说：“叔，我没忘本，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十二岁那年，爹在西安买了大房子，执意要接村里几位老人来住。老人们来了，爹每天变着花样做吃食，带他们逛西安城。李婶看着高楼大厦直咂舌：“这得多少粮食才能盖这么高啊！”逗得大家直笑。
可老人们住不惯城里，不到一个月就吵着要回去。爹只好送他们回村，临走时给每人塞了个红包。
回西安的车上，爹一直沉默。快到市区时，他突然问我：“承恩，你知道爹为啥每年都要回村过年吗？”
我摇摇头，他望着窗外说：“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没有他们，爹早饿死了，更不会有你。人活着，得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懂了爹的执念。
我上大学那年，村里通了公路。爹高兴得多喝了几杯，拉着村长说要帮村里打井装自来水。
他真的这么做了——拿出积蓄在村里打了深井，给每家每户都装了自来水。
去年春节，是我陪爹回村过的第三十个年。
爹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村里的老人也没剩几个：李婶走了，张叔卧床不起，赵伯耳背得厉害，只有八十五岁的村长还硬朗。
除夕夜，爹仍坚持下厨。我给他打下手，看着他颤抖的手依旧熟练地切菜、炒菜，仿佛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年轻力壮的大厨。
饭桌上，爹举起酒杯：“又是一年，咱们还能聚在一起，真好。”说完一饮而尽。
村长拍拍他的肩膀：“大成啊，这些年难为你了，年年都回来。”
爹笑了：“叔，这是我的家啊，能不回来吗？”
那晚，爹挨个给健在的老人敬酒，和往年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我跟在他身后，替他拿着酒瓶。
今年爹身体不好了，我说替他回村看看，他死活不同意：“还能动，就得自己回去。明年……明年再说吧。”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回村过年对爹来说从不是负担，而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那里有他的根，他的本。
“人不能忘本”，这不仅是爹常说的话，更是他一辈子的信念。
收拾好行李，爹转身问我：“承恩，今年还跟我回去吗？”
我点点头：“当然，以后每年都跟您回去。”
爹笑了，眼角深深的皱纹，像极了故乡山间的梯田。
雪又开始下了，我和爹踏上归乡的路。这条路，爹走了几十年；而我知道，这条路，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因为人，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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