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乱世，既有国家层面的屈辱与挣扎、文化层面的劫难与伤痛，也有寻常人间的温情与烟火。
这张老照片，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劫掠中国文化遗产的铁证，记录了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在敦煌莫高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文化侵略罪行。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以“学术考察”为名闯入敦煌莫高窟。此时距离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已过去24年，这位莫高窟的住持道士早已因将国宝倒卖予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强盗而声名狼藉。
华尔纳用200两银元的功德钱贿赂王圆箓，换来了肆意进出洞窟的特权，随即对莫高窟展开了毁灭性的破坏，他用特制化学胶水反复涂抹洞窟岩壁，将数十幅盛唐至五代的精美壁画硬生生从墙体上剥离，更暴力凿下了这尊原本安放在莫高窟第328窟西壁龛内的盛唐彩塑供养菩萨像。这尊造像体态丰腴、神态灵动，衣纹流畅自然，是唐代彩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照片中站在佛像身后的五人，是华尔纳强行雇佣的当地民工。华尔纳强迫他们与被盗凿的佛像合影，本质是为自己的掠夺行为留下“成果记录”，这张照片也因此成为华尔纳盗窃中国文物、破坏文化遗产的铁证。
清末，一处中式庭院内，一底层街头艺人赤着双脚站在石墩上，将长辫盘绕在头顶；身着粗布短打上衣，挽起袖口、腰系布带，下搭宽松裤装，一手牵绳控制山羊，一手辅助调整，神情专注，正进行驯羊表演的训练。
男子身前是一只长毛绒山羊，前蹄踩在木椅上，呈现出表演姿态。这类长毛山羊是清末杂耍艺人的常用表演品种，经过训练可完成“上椅、作揖、走步”等简单技艺，是艺人走街串巷卖艺的核心“饭碗”。
清末，四川安县街头集市，三名男子围在竹编摊位前，中间身着长衫的商贩正低头清点钱币，赤裸上身、肩搭布包的买主低头专注地看着筐中的货品，左侧戴宽边斗笠的百姓也凑在一旁，摊位上两只硕大的竹编筐里，正是堆叠整齐的纸元宝。
川西民俗中，纸元宝是祭祀、祈福活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用品。当时的安县百姓深信，通过购买、焚烧纸元宝，能向逝去的祖先、天地神明传递敬意，为家人祈求平安顺遂，也寄托着为自己和后代“积累福德”的朴素愿望。
每逢清明、中元节、年节等重要节点，安县的集市上总会挤满前来购买纸元宝、香烛、纸扎的百姓，祭祀用品摊点也成了赶场日里最热闹的业态之一，这张照片正是这种民俗场景的真实记录。
19世纪，旧金山唐人街一间逼仄、昏暗的鸦片烟馆内，一张铺着粗草席的烟榻，烟榻中央摆着一套完整的鸦片烟具。
左侧男子斜倚在破旧枕头上，半躺半卧，正将烟枪凑在嘴边，就着烟灯的明火吸食鸦片。他双眼半睁、神情涣散，整个人瘫软在榻上，毫无生气。
右侧坐男子盘腿坐在榻边，头戴瓜皮小帽，身着中式粗布长衫，神情木然、毫无波澜。他身手边堆着账本，大概率是这间烟馆的掌柜、伙计，或是专门帮客人调制鸦片的“烟枪师傅”。
19世纪中叶，数十万华工赴美参与西部铁路修建、淘金等重体力劳动，身处异国他乡的华工，在繁重的劳动、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鸦片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缓解痛苦的唯一“精神慰藉”，唐人街的鸦片馆也随之兴起。
清末，开埠城市街头的小吃摊，没有精致的棚屋，没有花哨的招牌，几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长条木桌、长凳，就是这饭摊的全部家当。
桌面上摆着豁口的粗瓷碗、掉漆的小碟，盛着廉价的面食、卤下水与大锅菜，这是专给码头苦力、拉车车夫、街头小贩这类底层体力劳动者开的“活命饭摊”，一碗热汤、两个窝头，就能让干了一天重活的汉子，勉强撑过又一天的温饱。
站在桌后的摊主，前额剃得精光，脑后的辫子盘在颈间，穿着洗得发白、磨得发亮的短打褂子，袖口高高挽起，面前的陶盆里堆着待切的食材，脸上没有半分微笑，只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麻木与疲惫。
桌前的客人，左侧桌前是一名剃着光头、穿着短打的苦力，嘴里叼着烟杆；右侧桌前，一名穿着打满补丁的厚棉袄、脑后盘着辫子的客人，正端着碗埋头吃饭，背对着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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