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半壁店村，75岁的村民高某明已为一块承包土地陷入纠纷长达17年。手握经村集体组织盖章确认的20年承包合同、足额缴费凭证，却眼睁睁看着自家承包的157亩土地被他人长期占用，地上林木遭砍伐，历经一审、二审诉讼均败诉，合法权益迟迟未能得到保障。这起农村集体土地“一地多签”引发的纠纷，不仅让高龄老人陷入维权绝境，也暴露出基层土地承包管理等多重争议。
2005年3月16日，高某明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半壁店村三部门签订《承包（租赁）合同》，依法承租该村半壁店农场526亩土地，承包期限自2005年4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用途为养殖业与种植业。合同明确约定了租金标准、交付方式，同时对地上树木权属作出约定，高某明支付23980元树木款后，取得土地上原有树木的所有权。
为履行承包合同，高某明投入大量资金平整土地，仅机械与人工费用就达87920元，并按约定缴纳两年租金共计15万元。彼时的他满心期待，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开展种植养殖经营，安稳度过晚年。然而这份安稳，在2007年12月被打破。
据高某明陈述，2007年12月4日，同村村民高群某、高连某兄弟二人，占用其承包范围内的157亩土地，并砍伐土地上的杨树。发现土地被占、林木被毁后，高某明当即向云居寺森林公安报警，警方出具报警回执，并于同年12月13日出具《告知书》，载明案涉土地存在使用权与林木权属争议，已转交大石窝镇政府进行确权。
这一确权，延续了17年。截至目前，大石窝镇政府仍未就案涉157亩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作出书面确权结论，成为后续纠纷无法妥善解决的关键症结。
在高某明反映受阻的同时，高群某、高连某却拿出多份承包协议主张土地权利。二人提交的证据显示，2001年12月，他们曾与村经联社签订200亩土地承包合同，租期至2006年12月31日；2003年，因第三方企业入驻，村集体与二人解约并给予补偿，约定企业退出后土地仍由二人优先承包；2008年12月30日，高连某与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签订《承包协议书》，承包案涉157亩土地，租期至2029年12月31日，然而，该签字被指为高群某2009年担任领导后所签，具体认定仍待有确认核实。一份在先的有效承包合同，与一份在后的承包协议形成直接冲突，半壁店村集体“一地多签”的行为，让土地权属陷入混乱。
对于这一核心争议，村集体始终未作出明确说明，高群某、高连某则主张其承包行为合法有效，土地本就归其使用。双方各执一词，而缺失的行政确权结论，让土地承包权归属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
为追回土地、索要赔偿，2024年，高某明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高群某、高连某诉至北京市房山区法院，要求对方支付土地平整费用8.792万元、被盗伐树木价值3.045万元、17年土地经济损失400.35万元，各项诉求合计约412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高某明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高群某、高连某存在占用土地、盗伐林木的侵权行为，其主张的损失也无法证实与二人存在因果关系，遂驳回全部诉讼请求。高某明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提交承包合同主张权利，土地权属存在争议，高某明举证不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两审败诉的结果，让高某明难以接受。其称，法院未采信报警笔录等证明，对被告提交的2008年协议真实性质疑主张未有认可，就其认为的“争议合同”对土地认定享有权利。
从2007年土地被占至今，17年的时间里，高某明奔走于派出所、镇政府、法院、信访部门之间，寄出数十封投诉信件，耗尽了精力与财力。原本用于经营的土地被长期占用，投资成本无法收回，更无任何经营收益，这位七旬老人的上访之路布满荆棘。
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截至2026年5月，高某明仍在坚持上访，并且他已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希望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原审判决，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获得合理赔偿。他表示，自己不求额外利益，只希望法律能维护公平正义，让手持合法合同的村民，不再遭受“有法难依、有地难种”的委屈。
这起跨越十七年的土地纠纷，不仅是一位高龄老人的个人事迹，更折射出基层农村土地管理的现实痛点。如何规范集体土地发包程序、强化行政确权履职力度、保障司法审判公平公正，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仍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持续关注与解决的重要课题。而高某明的土地问题，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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