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正蹲在灶台前给老娘熬小米粥，院子里那条老黄狗突然汪汪地叫起来。我掀开门帘往外瞅，乖乖，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正慢悠悠地拐进我家那条窄胡同，后头还跟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叫刘桂芬，今年四十八，是家里头最小的闺女。前头有四个姐姐，个个都嫁得风光——大姐嫁了县城开五金店的，二姐的男人在镇上当会计，三姐一家在省城做服装生意，四姐更甭提了，女婿是市医院的主任医师。就我，守着这座快塌架子的老屋，伺候着中风瘫了八年的老娘。
这八年，四个姐姐来过几回？我掰着指头都数得清。大姐来过两回，每回坐不到半个钟头，留下两盒稻香村点心就走；二姐只在老娘住院那年来过一次，撂下五百块钱；三姐和四姐，一个电话比一个电话金贵，过年都懒得打。
可今天，这阵仗是要干啥？
车门砰砰地响，四个姐姐前后脚地下来了。大姐穿着枣红色的羊绒大衣，二姐戴着金晃晃的镯子，三姐烫了一头小卷，四姐拎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亮皮包。她们脸上都挂着笑，那笑容我八年没见着了，此刻却像夏天井里拔出来的西瓜，又甜又凉。
“小五啊！”大姐一把拉住我的手，“你这手咋这么糙呢！姐心疼！”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把烧火的火钳子，黑灰蹭了大姐一袖子。她却一点没恼，反倒笑得更亲了。
二姐挤上来塞给我一个红包：“快过年了，给你的！”三姐把一大兜进口水果放炕沿上，四姐直接进了里屋，对着床上那个眼神呆滞的老娘喊：“妈——我们回来看您啦！”
老娘嘴角动了动，一行浊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枕头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我心里那股怪味儿，越来越浓。
二
晌午，我擀了一大锅面条，又炒了四个菜。饭桌上，大姐终于开了口。
“小五啊，听说了吗？咱这胡同要拆了。”
我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
“东头王婶家上礼拜就签了，一平米一万二。”二姐压低声音，眼睛却亮得很，“咱这老宅子，户口本上的面积是一百八十六平，算下来……”
三姐抢话：“二百多万呐！小五！”
四姐慢条斯理地剥着蒜：“妈这房子，是咱爹留下的。按理说，五个闺女一人一份。”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原来是为这个。
我看着她们四张脸，突然觉得特别陌生。八年了，老娘屎一把尿一把，褥疮我一点一点给她擦药，半夜翻身翻得我腰都直不起来。医药费我一个下岗女工，砸锅卖铁地凑。那会儿她们一个个都装聋作哑，如今倒好，房子值钱了，姐妹情分也值钱了。
我深吸一口气，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到心里。
“几位姐，”我慢慢开口，“这房子是爹留下的不假。可这八年，妈是我一个人养的。你们算算，一个月光尿不湿就得四百，营养粉三百，药费更别提了。八年，将近二十万，我一分钱没找你们要过。”
大姐脸上的笑僵住了：“小五，你这话说的，都是姐妹，算那么清干啥？”
“就是，”三姐撇嘴，“你住着妈的房子，伺候妈不是应该的？”
我冷笑一声。应该的。这三个字，真轻巧。
这时候，里屋突然传来老娘“啊啊”的叫声。我赶紧跑进去，她瘫痪这些年，只有一只右手还能动。她颤颤巍巍地指着炕头那个旧木匣子，嘴里呜呜地想说话。
我打开匣子，里头是一张发黄的纸——爹临终前写的分家字据。我从没打开看过，一直以为是老宅的地契。
四个姐姐也跟着挤进来。大姐一把抢过去，看了两眼，脸色唰地就白了。
那字据上写得清清楚楚：老宅归谁养老，归谁所有。底下有爹的手印，还有当年大队支书的签字作证。
屋子里一下子静得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窗外的麻雀在枣树上叽叽喳喳，屋檐下挂着的腊肠在风里轻轻晃。老娘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回不是伤心，是解脱。
二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爹……爹咋没跟我们说过？”
“爹说过，”我的眼泪也下来了，“爹咽气那天，你们一个都没回来。就我在跟前，爹拉着我的手说，小五，别怪你姐姐们，人各有命。可是妈，妈得有人管。”
四姐沉默了半晌，把包里的红包掏出来，放在桌上：“小五，是姐对不起你。这钱你收着，给妈买点好的。”
大姐、二姐、三姐也都不说话了，一个个低着头。
我摆摆手：“钱我不要。这房子拆迁的钱，我也不是一个人独吞。妈还活着一天，这钱就是妈的养老钱。等妈……走了，剩下多少，咱们五个平分。但有个条件——”
我看着她们，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往后，你们每个月，轮流回来看妈一次。妈不是房子，妈是人。”
四个姐姐红着眼圈，重重地点了头。
窗外，夕阳把老院子染成了暖黄色。我回头看了一眼炕上的老娘，她的嘴角，竟然微微地翘了起来。
这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亲情，不是血缘断了，是被利益蒙住了眼。钱能把人心照得透亮，也能把人心焐得回温。就看，你愿不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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