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满囤,今年五十八了。上个月刚卸了村支书的担子,突然闲下来,浑身不得劲儿。早上天不亮就醒,习惯性摸手机看有没有夜里来的紧急消息,屏幕干干净净的,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支书了。媳妇儿说我是劳碌命,享不了清福。我不跟她犟,可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谁把我心尖上那块肉剜了去。

十八年了。从四十岁干到五十八,人生最好的光景,都交代给了咱们柳河村。说起来,这村支书不算个官,没品没级,可在村里人眼里,天大的事都来找你。谁家婆媳闹别扭了,谁家地界被占了,谁家娃考上大学凑不齐学费,半夜三更有人砸门说老母猪要下崽儿了你快去看看吧——当支书那些年,我连放屁的工夫都得算计着。

最亏欠的是我媳妇儿,桂兰。

那年冬天,我刚当上支书没俩月,上头来了政策,要在村里修第一条水泥路。好事儿啊,可钱不够,得各家各户凑份子,还得占几家的自留地。我挨家挨户做工作,把自己家靠路的那三分好地先让出来。桂兰当时没说话,晚上躺被窝里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知道她心疼,那三分地她伺候了十来年,种的菜吃不完还能去集上卖几个零花钱。

后来修路占了我家院墙外头一棵老槐树,那是桂兰嫁过来那年我们一起栽的,夏天能在底下乘凉吃饭。我二话没说让人锯了。桂兰那天端着饭碗在门口站了半天,碗里的面都坨了,最后把那碗面倒给狗吃了,一整天没跟我说话。过了几天,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蹲在原来的树坑那儿抹泪。我走过去想拍拍她肩膀,她把我手扒拉开了。

“你就知道你的村,你的路,你的村民。”她嗓子哑哑的,“这个家在你心里排第几?”

我没回答上来。现在想想,她问得对,那会儿我心里,村是真排第一。

后来修路的工地上缺人手,我天天去搬石头和水泥,把腰给闪了。桂兰气得直跺脚,非要拉我去县医院。我说没工夫,贴了两贴膏药又去了工地。那腰伤落下了病根儿,现在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疼,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桂兰一边给我揉腰一边骂我活该,骂着骂着又掉眼泪。

我欠她的何止这些。家里那几亩地,春种秋收全指着她一个人。农忙时候我在村委会开会、跑镇里汇报、处理邻里纠纷,自家地里的活儿一点搭不上手。有一年收麦子,天要下雨,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场院里抢收,桂兰一个人连背带扛,把三千斤麦子抢进了仓。等我开完会回来,她累得趴在麦垛上睡着了,脸上还挂着麦芒,手心里全是血泡。

我悄悄把她的手掰开看了看,那些血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结成一层硬茧。我蹲在她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心里像被谁攥着拧。

还有我儿子小军。他上初中那会儿成绩好,老师说好好培养能考县一中。可那年村里搞饮水工程,我天天带着施工队在山里转悠找水源,几个月不着家。小军的家长会全是桂兰去的,老师问她“孩子他爸呢”,桂兰说“忙”。老师说“什么工作比孩子还重要”,桂兰不吭声。后来小军的成绩一点点滑下来,初二那年跟几个混小子去镇上游戏厅打游戏,被学校抓了,要叫家长。桂兰给我打电话,我那天正跟县里下来的干部谈扶贫项目,走不开,她自己去的学校。

回来路上桂兰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就几个字:“你儿子要毁了。”

那天晚上我赶回家,小军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出来。我踹开门,看见他趴在桌上哭,旁边摊着一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那是我以前给他讲的睡前故事。他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爸,你还记得你是我爸吗?”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的手能替村民修路通水,能替五保户挑水砍柴,能替闹矛盾的邻居评理说和,可那天我连伸手抱抱自己儿子都不会了。

后来小军没考上县一中,去了镇上的职高。毕业以后在县城修车,手艺还行,就是不太爱回家。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这些年我唯一觉得对得起自己的,是兜里那几本磨破了边的笔记。从当支书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记,大事小事,村里谁家有啥困难,哪家老人有啥病,谁家的娃在哪儿上学,一笔一划,写得满满当当。后来村里要啥材料,我能把前十年的事儿倒背如流,镇上的干部都服我。

可记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记过自己。

有一年冬天搞危房改造,我带着人去给村东头的张大爷修屋顶。那天下着雪,房梁滑,我一脚踩空从梯子上摔下来,左胳膊当时就不能动了。张大爷吓得直哆嗦,非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儿,骨头没断,回去贴个膏药就行。其实疼得我冷汗直冒,站在雪地里咬牙硬撑着把活儿干完了。

晚上回家,桂兰看见我胳膊肿得跟小腿一样粗,急得眼泪哗哗的,连夜借了邻居的三轮车拉我去镇上卫生院。拍片子一看,骨裂。大夫说怎么忍到现在的,我说白天忙。大夫摇头叹气给我打石膏,桂兰在旁边哭得抽抽搭搭的。

那次我躺了三天,第三天上头来电话,说省里要检查扶贫台账,让我赶紧去镇上开会。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自己把石膏拆了。桂兰拦不住我,气得把家里的暖水壶砸了。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又恨又心疼,像看着一个不要命的傻子。

我就是那个傻子。

村里人都说李支书是个好人,公道,热心,能办事。可好人两个字有多重,只有自己扛着才知道。

有一年村里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吵架,闹到要动刀子。我去了,站在两家人中间说和,从早上说到天黑,水都没喝一口,嘴皮子都磨薄了。最后两家各退一步,签了和解协议。等人都散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后背的衬衣全湿透了。那天是我生日,桂兰在家炖了一只鸡等我回去吃,等到夜里十一点,鸡都凉透了。

我回去的时候桂兰趴在桌上睡着了,面前摆着一碗凉掉的鸡汤,上面浮着一层白花花的油。我轻手轻脚去厨房热汤,锅盖碰得叮当响,把她吵醒了。她迷迷糊糊地说“饭在锅里”,看见是我,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我知道她在生气,可第二天早上,我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昨天是你生日,记得把鸡吃了。”

那张纸条我到现在还留着,夹在笔记本里。

当支书这些年,村里修了路,通了自来水,建了文化广场,搞起了大棚蔬菜,年轻人不用都往外跑了。去年村里人均收入过万,镇里表彰,让我上台发言。我站在台上,底下坐着县里镇里的领导,还有各村的干部,我说咱们柳河村能有今天,不是我李满囤一个人的功劳,是全村老少爷们一起干出来的。

台下鼓掌,我眼圈有点热。可我知道,这些年的每一分成绩,都是用家里的冷锅冷灶换的,是用桂兰的白发换的,是用小军叫我“爸”时越来越短的称呼换的。

一个月前正式卸任那天,村里给我办了个简单的欢送会,就在村委会院子里,支了几张桌子,摆了花生瓜子,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这十八年干了哪些好事。我坐在那儿听着,笑呵呵的,可心里五味杂陈。散会的时候,新支书小刘握住我的手说“李叔,您放心,我一定把咱村接好”。我拍拍他肩膀,想说句什么,嗓子眼发紧,一个字没说出来。

晚上回家,桂兰破天荒炒了四个菜,还开了一瓶酒。我俩坐在灯底下慢慢喝,谁也没说话。喝到第三杯,桂兰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说你白头发又多了。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糙,跟砂纸似的,可热乎乎的。

“桂兰,”我说,“这些年……苦了你了。”

她把手抽回去,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眼泪啪嗒掉进杯子里,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苦啥,”她说,“都过去了。”

那晚上我们都喝多了。我半夜醒来,桂兰窝在我旁边睡得像个孩子,呼吸均匀。我借着月光看她,她年轻时两条黑亮的大辫子现在剪成了短发,白头发比我还多。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咱们村后头那条被雨水冲出来的小水沟。

我轻轻下了床,走到院子里。老槐树没了,可月亮还在,白花花地照着一地银霜。我蹲在原来树坑的位置抽了根烟,想起桂兰蹲在这儿抹眼泪的那个晚上,想起她一个人抢收三千斤麦子的场院,想起她守着凉透的鸡汤等我回来的那些夜晚。

十八年,六千五百多个日夜,我把力气都给了村里,留给这个家的,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前两天我去县城看小军。他在修车铺干活,看见我来,愣了一下,拿抹布擦了擦手叫我坐。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满手的油污,心里酸得厉害。我跟他说爸对不起你,爸这些年没管好你。他低着头没说话,手里的扳手翻过来翻过去。过了好半天,他突然说:“爸,我下个月准备回村。”

我抬起头看他。

“我在外面这几年想明白了,”他说,“咱村现在发展起来了,我想回去开个修车铺,顺便帮村里搞搞农机维修。小刘叔说村里正缺这个。”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使劲眨眨眼,不让自己在小辈面前掉泪。小军给我倒了杯水,说:“爸,你别老觉得亏欠谁。你干的那些事,我都记着呢。”

我端着那杯水,手抖得厉害,水泼出来洒了一裤子。小军笑了,说爸你咋还跟小时候一样毛毛躁躁的。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这辈子我可能真的亏欠了自己。我没给自己攒下啥钱,没享过啥福,落了一身病,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扔给了桂兰一个人扛。可我不后悔。咱柳河村从一条土路都没有,到现在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从穷得叮当响,到家家有存款,这些变化里头有我李满囤一份力。

我记的笔记本,整整十八本,摞起来一尺多高。昨天下午没事干,我搬出来一本本翻。第一本封面上写着“2008年3月12日”,翻开来字迹还清楚,上面记着:“今天去镇上开了会,要修路了,高兴得一宿没睡。”我摸着那几个字,好像又回到了四十岁那年春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觉得世界在我手里,只要肯干,啥都能成。

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可心里那股劲儿还在。昨晚上桂兰烙了韭菜盒子,我吃了仨,她瞪我一眼说撑死你算了。我说撑死也值,多少年没好好吃你做的饭了。她转过身去刷锅,后脖颈子又红了一片。

我知道她没真的怪我。这些年她骂我、摔东西、不理我,可每天早上我出门,她那句“早点回来”从来没断过。就这一句话,够我暖和一整天。

今儿早上我又去了村委会门口站了会儿。新的牌子挂上了,小刘正在里头打电话,声音洪亮,跟我当年一样。我没进去打扰他,就站在那棵新栽的梧桐树底下看了看。阳光挺好的,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

往回走的路上碰见张大爷,他拄着拐棍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见我老远就喊:“满囤啊,胳膊还疼不疼?”我说不疼了。他颤颤巍巍从兜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说:“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接过烟,没点,就攥在手心里。烟盒上还有他的体温。

桂兰在门口择菜,看见我回来,头也没抬地说:“中午想吃啥?我给你做。”

我说:“你做啥我吃啥。”

她哼了一声,嘴角往上翘了翘。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她择菜。阳光把她的白头发照得亮晶晶的,她侧脸的线条还是当年那个样子。远处有拖拉机的突突声,有小孩的笑闹声,有谁家狗叫了两声又停住了。这日子平平常常的,可我在里头过了十八年,心里踏实。

要说亏欠,我最亏欠的是我自己——没好好睡过几个囫囵觉,没正儿八经陪家人吃过几顿安生饭,没来得及注意桂兰眼角的皱纹是啥时候长出来的,没赶上小军第一次考满分时兴冲冲等我签字的样子。

可要让我从头再来一回,我还是会接那个支书的担子。还是会半夜去帮五保户修漏雨的房,还是会在地头跟人说到天黑,还是会把自己家最好的地让给村里的路。

不为别的,就因为咱是党员,咱是支书,咱不能辜负了乡亲们那声“李书记”。

桂兰择完菜站起来,拍拍围裙上的土说:“进屋吧,外头风凉。”

我应了一声,站起来跟在她后头往屋里走。她矮了,背也有点驼了,走路的步子没以前利索了。我紧走两步跟上她,伸手把她手里那筐菜接过来。

她回头看我一眼,笑了。

那笑跟十八年前一样,把我心里那些亏欠、那些遗憾、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化成了这午后暖融融的阳光。

我想,往后日子还长呢。我能好好陪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