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聊过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却很少有人说起开战前明朝这边闹出的乌龙。明明提前大半年就拿到了日本要动手的准信，为啥愣是耽误了发兵，原本计划出动十万兵马，最后开到朝鲜的才不到四万？这事说起来，还和明朝实行多年的海禁政策脱不开关系。
万历二十年四月，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就拿下了朝鲜八道。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明朝就已经通过好几个渠道拿到了日军要动兵的情报。万历十九年七月，福建海商陈申从日本逃回福建，一上岸就给地方官报信，说自己亲眼看见丰臣秀吉造了一万艘船，集结了两百万兵力，就等着打过来了。
之后没多久，琉球国的长史郑迥也派人送来了倭警。琉球作为明朝的藩属，和日本联系紧密，接到丰臣秀吉要求助战的命令后，转头就把丰臣秀吉“假途朝鲜直入大明”的计划报给了明朝。在日本的华人许仪后等人，也把日军集结、造船、存粮的细节，全都送到了明朝官员手里。
这么多实锤堆过来，换谁也该警觉了，可明朝地方官员压根不信。当时的福建巡抚赵彦鲁直接说陈申的消息是海外瞎传的，还怀疑陈申勾着日本人骗功劳，转头就把陈申关进了大牢。
自打嘉靖年间东南倭乱平定之后，明朝海禁越来越严，沿海官员常年不接触海外事务，早就坐井观天了。他们脑子里的倭寇，还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武装走私团伙，根本不信一个统一的日本能拉出十几万大军渡海作战。陈申本身就是海商，私人海外贸易本来就是海禁政策禁的，身份自带“违规”标签，说的话更没人信了。
一直到万历十九年底，朝鲜那边的倭情传来，加上琉球使节反复确认，明朝中央才反应过来这事是真的。兵部尚书上疏请求加强海防，万历皇帝立马下旨，让沿海各省赶紧整军备战。
福建作为倭乱老窝，第一个动了起来。赵彦鲁给朝廷打报告，申请给福建沿海五个水寨添四十艘战船，还要求从浙江调三个营一千九百多名精兵过来。浙江兵打倭寇出身，经验丰富战力强，调来就是要顶大用的。
浙江广东山东这些沿海省份，也紧跟着行动起来，造战船、募士兵、修炮台水寨，忙得脚不沾地。这些准备规模不算大，但给后来明朝全面出兵打下了基础。
等日军真的打进朝鲜，朝鲜国王李昖一路逃到义州，哭着向明朝求救，明朝才正式下定决心出兵援朝。同年八月，宋应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管着蓟辽保定山东等处的备倭事宜，他也就成了援朝战争明朝这边的最高前线指挥官。
选宋应昌可不是随便选的，他进士出身，当过山东巡抚，既有地方行政经验又懂军事，还一直主张积极出兵，和兵部尚书石星的想法刚好对路。他管辖的都是明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出兵援朝的主要兵源地，调兵筹粮打仗全归他管。
宋应昌一上任就赶紧调兵，他先给顺天巡抚发文书，要戚继光旧部吴惟忠带着三千南兵，加上山海关的三千火器精兵，立刻赶往辽东。吴惟忠带的浙江兵后来在平壤大战发挥了大作用，确实没让人失望。
之后他又从保定宣府大同这些边镇，调了几千到八千不等的精兵，这些都是北方边军的精锐，擅长骑射野战，和浙江步兵刚好互补，一下子就凑出了步骑结合的战斗体系。为了让士兵没有后顾之忧，他还给每个士兵先发五两安家银，搁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见明朝对这次出兵的重视。
宋应昌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他觉得日军进展太快，后勤线拉得太长，根本撑不了太久。明军得赶紧集结，趁日军在朝鲜还没站稳脚跟，直接发动反攻把人赶出去，速战速决才是最好的选择。
打仗先备粮，宋应昌在粮草这块想得格外周到。他给山东巡抚发文书，申请动用泰山香税银或者登州府的存银一共五万两，按照市价买够粮料，买完走海路直接运去辽东。海路比陆路运粮效率高多了，成本还低，是当时北方运粮最好的选择。
他还跟朝廷申请，调临清和德州官仓的几万石粮食，走运河运到天津，再海运到山海关，最后卸去辽东。这套运河加海运的转运方案，效率特别高，没多长时间就把大量粮食从内地运到了前线。
等明军进入朝鲜才发现，事情比预想的还麻烦。日军打过来之后，把朝鲜各地的粮食抢的抢烧的烧，朝鲜政府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粮食供应明军。明军探事的将领出去转了一圈，发现朝鲜民间不用银子交易，都是用布匹实物换东西。
这名将领就给宋应昌提建议，多带点青布、棉鞋这些食物，按市价跟朝鲜百姓换粮食。宋应昌觉得这个办法太妙了，立马就安排人去做。这个操作不光解决了明军的粮草问题，还得了朝鲜百姓的配合，不得不说明军将领的应变能力真的不错。
最有意思的还要数宋应昌和石星的粮草对账。石星当时按十万兵马算粮草，说攒够十万兵马两个月的粮草就行。宋应昌看完直接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按实际情况，现在能调到前线的兵马还不到四万，现在攒的这些粮草，足足能支撑一年多。
石星是兵部尚书，要从全局考虑大规模作战的需求，所以才按十万兵马算。宋应昌是前线指挥官，最清楚实际情况，不少兵马还没集结完，还有一部分要留在后方驻防，能动的确实只有不到四万。最后大家都认可了宋应昌的判断，明军就带着这不到四万兵马渡过鸭绿江，开启了反攻朝鲜的进程。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明代援朝抗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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