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走的那天，窗外的玉兰正开得不管不顾。她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掌心，像要把最后一点力气都嵌进去。

“提防你伯伯。”

她嘴里含着一口痰，声音像砂纸磨铁。我凑近了听，她又说一遍：“提防……你伯伯。”然后手松了，眼睛还睁着，望向天花板。我伸手合了三次，才把她的眼皮盖下去。

伯伯是我爸的亲哥。我爸走得早，留下的厂子一直是伯伯在管。我妈生前从不过问账目，每回我问，她只说：“你伯伯不会亏待咱们。”

可临终那一句，分明是亏待了。

办完丧事的第三天，伯伯来了。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我家沙发上喝我妈生前泡的普洱。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说厂子这几年经营不善，账面亏空，但念在兄弟情分上，他个人愿意补偿我三十万。

他把支票推过来，手指点在金额那一栏，笑容慈祥：“念念，你还年轻，拿着这笔钱好好过日子。”

我没接。我看着他的眼睛，想起了我妈合不上的眼皮。

“伯伯，”我说，“账本能让我看看吗？”

他笑容顿了一下，很快又恢复：“账本都在会计那儿，你要看，改天我让人送来。”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节哀，有事打电话。”

他走后，我反锁了门，从我妈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是她亲手锁的，钥匙串在她贴身戴了二十年的红绳上，殡仪馆的人摘下来递给我时，还带着她的体温。

铁盒子里没有账本，只有一张存折。

余额：672万。

户名是我，开户日期是我爸去世的第二年。每一笔存入的金额都不大，三五万，七八万，断断续续存了十几年。最后一笔是三年前，我妈刚查出病的时候，存进去二十万。

存折底下压着一张字条，我妈的字迹：“念念，这些钱是你爸厂子分红该得的。你伯伯不知道，别让他知道。”

我攥着存折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去了银行。

柜员告诉我，这笔钱如果一次性转出，会触发大额交易监控。我想了想，问她：“信托怎么做？”

三天后，672万全部进了家族信托。委托人是我，受益人是未来的我自己，以及——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的孩子。信托条款写得很死：任何人无权撤销，只有我活着的时候可以修改分配比例，但我死了之后，所有本金自动捐给儿童白血病基金会。

我签完最后一份文件，信托经理递给我一张卡：“李女士，以后每月从信托账户自动划拨生活费到这张卡上。大额支出需要您本人到柜台申请，审核期十五个工作日。”

我接过卡，揣进口袋。

半个月后，伯伯果然又来了。这回他带了账本，厚厚三册，封皮上落了灰。他坐在同一个位置，翻开账目给我看：“你看，真的亏了，我也很难做……”

我等他念完，给他续了杯茶。

“伯伯，”我说，“厂子的事我不懂，账我也不看了。”我笑了笑，“我妈留了话，说您这些年不容易，让我别跟您争。”

他脸上掠过一丝意外，随即舒展开来，拍了拍我的手背：“好孩子，你妈说得对。”

我送他出门，看他钻进那辆新换的奔驰，尾灯拐过街角，才慢慢关上门。

回到卧室，我坐在我妈的梳妆台前，镜子里的我像极了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我拉开抽屉，把那张信托凭证压进铁盒子最底下，跟存折放在一起。

提防你伯伯。

妈，我记住了。但比提防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永远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活着。

那672万，我没动过一分。信托账户每个月的生活费够我租房吃饭，剩下的我找了份文员的工作，朝九晚五，工资不高，但足够体面。伯伯后来又来过两回，拐弯抹角问我钱够不够花，想不想跟他做生意。我都笑着摇头：“够花，我妈留了钱。”

他从没问过那笔钱是多少，在哪儿。他大概以为，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能有什么心眼。

今年清明，我去给我妈扫墓。墓碑上的照片还是她生病前照的，笑得眉眼弯弯。我把玉兰花放在碑前，坐下来跟她说了会儿话。

临走的时候，我说：“妈，钱的事你放心。伯伯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风把花瓣吹起来，绕着我转了一圈。

我知道她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