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湖南酃县一处红军驻地，陈伯钧拿着一把刚修好的手枪，兴冲冲地去找吕赤。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原本带着几分少年得意的玩笑，竟会变成井冈山时期最令人痛惜的一场意外。
那时的红军，枪械极其匮乏。缴获一支步枪都值得高兴，更不用说一把手枪。陈伯钧在打扫战场时，从泥地里捡到一支锈迹斑斑的勃朗宁手枪，枪身破旧，零件残缺，怎么看都像一块废铁。
吕赤见了，半开玩笑地说：“这还能打吗？分明就是半斤铁。”
陈伯钧年纪不大，听不得这话，便回了一句：“你等着，我把它修好。”
这句话说完，他真动起了手。没有正规的修理工具，就用砂粒磨去枪身上的铁锈；零件坏了，便从其他废枪上拆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部件，就自己加工。经过一段时间折腾，那支几乎被判定报废的手枪，竟然重新恢复了击发能力。
有意思的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陈伯钧修好手枪后，拿去找吕赤验证。他举枪比划，想让老朋友看看自己的手艺，随后扣动了扳机。枪声突然响起，子弹击中吕赤要害。现场的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陈伯钧也僵在原地。
这不是战场上的牺牲，也不是敌人设下的埋伏，而是一支被误认为没有弹药的旧枪，夺走了一位年轻干部的生命。吕赤很快因伤势过重去世，陈伯钧则被战士们控制起来，等待处理。
吕赤并不是普通连队干部。原名吕希贤，四川人，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后改名“吕赤”，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1925年前后，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刘志丹等人成为同学，参加北伐时已经显露出较强的组织和军事能力。
大革命失败后，吕赤没有离开共产党队伍，而是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转入井冈山后，他继续承担重要工作。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吕赤担任大队长，陈伯钧担任副队长。
这所教导队规模并不大，条件也十分简陋，却承担着培养基层军事骨干的任务。许多干部没有系统受过军事教育，能否把战斗经验整理成操典，把零散的队伍训练成有纪律的部队，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站稳脚跟。吕赤被安排主持教导队，说明他在当时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信任。
陈伯钧与吕赤既是四川同乡，又有黄埔同学关系，还是秋收起义后的共事者。一个擅长组织训练，一个长于军事研究，平时经常讨论战术和部队建设。正因为关系密切，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意外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发生。
事发后，部队内部情绪十分激烈。按照当时的军纪，误杀同伴同样是严重问题，陈伯钧甚至一度面临被处决的危险。但毛泽东没有把这件事简单处理成“杀人偿命”，而是从部队实际出发，反复权衡。
吕赤已经无法挽回，如果再处决陈伯钧，红军就会同时失去两名难得的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陈伯钧并非蓄意行凶，枪械失修、误判弹药和轻率试枪共同造成了悲剧。毛泽东据此提出，既要追究责任，也要给犯错者留下改过立功的机会。
最后，陈伯钧被免除死刑，降职为副连长，并接受军纪惩罚。教导队成员负责执行打手心的处罚，打到二十多下时，手掌已经见血。执行者大多与他熟悉，担心继续下去会造成伤残，便采取了折算办法。这个细节后来被一些亲历者回忆下来，足以看出当时处理此案的严厉，也能看出部队对人才的珍惜。
陈伯钧没有因这场意外离开革命队伍。相反，这件事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无法抹去的警醒。此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部队指挥和军事训练上，逐渐成长为红军中的重要将领。
中央苏区时期，他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多次作战。1932年，他因支持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受到“左”倾路线影响，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入红军学校学习。到了1933年，他又重新回到部队，转任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相关职务，继续参与作战。
长征期间，红五军团承担了掩护主力、阻击追兵的任务，被称为“铁流后卫”。陈伯钧担任参谋长，协助董振堂组织部队行动。后来的部队调整中，他又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任参谋长，并因抵制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而受到影响，转到红军大学任教。
这段经历很特别。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他都曾在其中任职；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关键阶段，也留下了他的足迹。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出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毛泽东还曾致信勉励，称赞他是红军得到的“干才”。
吕赤没有等到革命胜利，也没有等到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那一天。他的生命停在了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阶段，留下的不是战场冲锋记录，而是一场由旧枪和疏忽造成的悲剧。
陈伯钧则用此后的几十年军旅生涯承担了代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死于误伤的年轻干部，和一个背负终身愧疚的幸存者，就这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留在了人民军队早期发展的历史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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