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8月，盛京皇宫，皇太极突然去世，六岁的福临还在宫中。大清最高权力没有留下明确接班人，继承问题立刻变成八旗诸王之间的较量。两黄旗支持豪格，两白旗拥立多尔衮，议政王大臣会议一度剑拔弩张。
清朝皇位传承，并不完全遵循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旧规矩。努尔哈赤时期看重军功与威望，入关以后又常在皇子品行、才干和政治势力之间反复权衡。雍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表面上减少了公开争斗，实际上这些接近皇位的人，仍各有一段复杂的权力故事。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也是大妃所生。长子褚英被处死后，代善一度成为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他掌握正红旗、镶红旗，褚英之子杜度后来也归入其阵营，实力在诸贝勒中相当突出。
但代善并非没有短处。努尔哈赤晚年，对他与继妃阿巴亥之间的关系颇为不满，又因代善苛待儿子，对其产生疑虑。加上其他贝勒从中离间，代善最终失去核心继承资格。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代善仍拥有足够实力，却主动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那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一次十分清醒的政治取舍。
皇太极死后，豪格的机会比代善更直接。他是皇太极长子，手握正蓝旗，战功也不弱。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明确拥护他，甚至准备以武力阻止多尔衮夺位。
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关键时刻表现得过于谦让。议论继承人时，他曾以“福少德薄”为由推辞，随后离开议政场所。多尔衮见双方僵持不下，便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豪格没有登上皇位，却在政治角力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胤礽则是清代唯一由康熙正式公开册立的皇太子。1674年，胤礽出生后不久，其生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去世，康熙对这个嫡长子寄予厚望。1675年，胤礽被册立为太子，名分远比早期贝勒之间的“储位”更加正式。
问题在于，太子名分越明确，皇权压力越集中。随着索额图一派势力扩大，胤礽与康熙之间逐渐出现猜忌。1708年，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来又因诸皇子争储和朝局平衡，于1709年复立胤礽。可惜胤礽旧病难改，1712年再次被废，此后再没有正式太子出现。
乾隆的次子永琏，离皇位也极近。他的生母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乾隆对其格外宠爱。“永琏”二字，被认为含有承继宗器之意。雍正以来实行秘密立储，乾隆已经将永琏的名字写入密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遗憾的是，永琏没有等到公开继位。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他因病去世，年仅九岁。乾隆悲痛之下，追封他为皇太子。后来嘉庆帝即位，乾隆还特意要求其到永琏墓前行皇子礼，因为在乾隆心中，永琏早已是名分确定的储君。
奕䜣面对的是另一种竞争。道光帝晚年，在皇四子奕詝与皇六子奕䜣之间难以取舍。奕詝以仁厚谨慎见长，奕䜣则才华出众、反应敏捷。传说两位皇子的师傅分别设计应对道光帝的考察，杜受田让奕詝突出孝道和仁厚，最终使道光更看重他的品性。
1850年，道光帝去世，遗诏确定奕詝继位，即咸丰帝，同时封奕䜣为恭亲王。这份遗诏罕见地同时写下两个皇子的名字，也说明道光对六子并非没有期待。奕䜣后来成为恭亲王，并在洋务与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却始终没有跨过皇位那道门槛。
溥儁的情况更特殊。他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试图废黜光绪帝，另立宗室子弟。1899年，溥儁被过继给同治帝，封为“大阿哥”，实际上已被当作潜在继承人培养。
但列强并不承认这项安排，清廷内部也未能真正完成改立。庚子事变后，慈禧被迫继续保留光绪帝名义，溥儁的“大阿哥”身份随即失去政治基础。这个年轻宗室距离皇位很近，却连正式登基的程序都没有走完。
多尔衮与其他人不同，他并非没有坐上皇位的机会，而是在皇位之外掌握了近似皇帝的权力。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帝年幼，多尔衮先后担任摄政王、叔父摄政王，军政大权几乎集中于一身。顺治帝称他为“皇父摄政王”，这份称呼本身就显示出他的特殊地位。
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曾追封其为“义皇帝”，这是清代极其罕见的礼遇。然而仅过数月，多尔衮便被追究罪状，帝号、亲王爵位和宗室身份一并削除。直到1778年，乾隆帝才为其平反，恢复睿亲王爵位，并准其配享太庙。多尔衮的一生，正好落在皇位与权力之间那条最危险的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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