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坛上有一幕，荒诞得几乎不像真的。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曾经权倾天下的宰相，被一贬再贬，终于到了雷州。朝廷不给贬官安排住处，他只能硬着头皮向当地百姓租房。百姓看着他，说了一句话：“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这里需要先纠正一个流传中常见的误记：当年被章惇以“强夺民居”罪名追治的，不是苏轼，是苏辙。苏辙贬雷州，不许住官舍，只好租民房住。章惇得知后，下令州府追查胆敢把房子租给“管制分子”的百姓，幸亏租约写得明明白白，才算没有治罪。但不管被追害的是苏辙还是苏轼，命运的回旋镖落点没有变：章惇用过的招数，最后原封不动地飞回来，砸在了自己身上。
这个老人叫章惇。他的一生像一把刀，极其锋利，极其好用，最后却捅进了自己的掌心。
章惇的“狠”，不是当了宰相才长出来的。
嘉祐二年，他和苏轼同榜考中进士，那一榜后来被称为“龙虎榜”，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都在其中。但状元不是他，而是他的族侄章衡。章惇的反应是：把录取通知扔了，不去了。他觉得名次排在侄子后面，是耻辱。再考，又中了。这种近乎偏执的好胜，后来贯穿了他一生。
还有一则被宋人笔记反复记载的轶事。两人早年同游南山，到仙游潭，潭下是万丈绝壁，只有一根横木相通。章惇让苏轼下潭题字，苏轼不敢。章惇面不改色地走过去，用绳子系在树上，攀着悬崖下去，用漆墨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之后，神色如常。苏轼拍了拍他的背，说了一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 “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连自己的命都舍得出去的人，杀起别人来，不会有犹豫。这话未必是苏轼的原话原样，但它确实概括了章惇一生的逻辑：狠，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盲区。
但章惇这个人，如果只拿“狠”来写，就把他写扁了。他的能臣那一面，是实打实的，不能一笔带过。
熙宁五年，他受命经制荆湖北路，开梅山，打败势力最大的梅山瑶族苏氏，把这片“化外之地”纳入了朝廷的州县体系。神宗下诏“授冠带、画田亩、列乡里”，籍民户，以其地建新化县，后又分置安化县，原来的峒民变成了国家的编户省民。他在湘西三年，招降少数民族首领数十人，设四十余州、四府，又修道路、置堡垒，东起宁乡，西抵邵阳，北界益阳。这不是靠杀人堆出来的功绩，是实打实的治理。后来对西夏，他执政时停止岁赐，修筑城寨，以强硬姿态应对。元符元年平夏城一战，西夏数十万大军猛攻不下，战后“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王夫之后来在《宋论》里替他说话：“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耶？”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因为他后来被扣了“奸臣”的帽子，就把做过的事一笔抹掉。
他也不贪，不徇私。三司失火，他带着役兵拼命救火，神宗在御楼上看见，第二天就任命他为三司使。后来荆南叛乱，朝廷想起的最佳人选还是他，他“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照样往前赶。他当宰相时不肯以官爵私授亲属，四个儿子全部靠自己考中进士，没有一个靠父亲的权力显赫于朝堂。一个能干、敢干、不贪、不要命的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难得的能臣。问题在于，他把同样的“不要命”用在了整人上。
章惇和苏轼的关系，之所以让人反复咀嚼，正是因为它不是一条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线。
乌台诗案那会儿，苏轼下狱，满朝没人敢吭声。宰相王珪拿苏轼诗里的“蛰龙”两个字做文章，想置苏轼于死地。章惇站了出来，当面驳斥。退朝后还追着王珪骂：“相公想让苏轼灭族吗？”王珪面红耳赤地推脱：“这不是我说的，是舒亶说的。”章惇听了更怒，反唇相讥： “舒亶的口水，你这位宰相也要吃吗？” 那一刻的章惇，对得起“朋友”二字。他明知道苏轼是新党要清算的人，还是把王珪骂得哑口无言。这份仗义，不是装出来的。
但后来事情变了。元祐年间旧党执政，章惇被赶出权力中心。苏辙上了一道《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措辞激烈，有些地方近乎欲加之罪。这笔账，章惇记下了。等到绍圣年间他大权在握，对苏轼的贬谪，没有留手。
苏轼贬到惠州，没有终日以泪洗面。他吃荔枝，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话当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但更深的意味是：苏轼在认真地考虑，就在这片“绝境”里把日子过下去。 他后来真的在惠州白鹤峰下买地盖房，准备终老。章惇受不了这个。一个被你推进深渊的人，居然在深渊里安了家，还写诗说“不辞长作”，这等于宣告：你的惩罚，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摧毁效果。
后来苏轼又写了一首《纵笔》，其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宋人笔记记载，这首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后说了一句： “苏子瞻尚尔快活！” 一纸令下，苏轼从惠州再贬海南儋州。在宋代，贬到海南几乎仅次于死刑。到了儋州，地方官张中仰慕苏轼，把他安顿在官舍里住。章惇得知后，派人过海追查，张中被革职，苏轼父子被从官舍里撵了出去。一个宰相，隔着一道海峡，连一个地方小官给贬官借了一间漏雨的旧房子，都不肯放过。这不是政治清算了，这是私人化的、不肯松手的追猎。
章惇的跌落，始于元符三年那个正月。
宋哲宗驾崩，无子。向太后召辅臣议立新君。章惇主张立哲宗同母弟简王，或按长幼立申王。太后属意端王赵佶。章惇脱口而出：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二十多年后，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佶正是那个把江山玩丢了的皇帝。章惇的判断精准得可怕。
但精准救不了他。更致命的是当场叱责他的那个人。曾布，当时是知枢密院事，和章惇同属新党阵营，是多年共事的政治盟友。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曾布站了出来，说了一句：“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附和。章惇孤身一人，败局已定。曾布用章惇的“孤”，换了自己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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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即位后，清算来得很快。罢相，贬越州；再贬潭州；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再移睦州、湖州。从权倾天下的宰相，一路贬到从八品的团练副使。走完这条路时，他已经七十一岁。而在章惇被贬的同时，蔡京——当年章惇引为同道的“自己人”——把章惇反对立储的言论当作投名状献给徽宗，又把章惇执政时期的政策全部定性为“酷虐之罪”，自己坐上了宰相的位置。后来蔡京炮制“元祐党人碑”，把章惇的名字也刻了进去。新党不认他，旧党恨他，章惇在生前身后，都成了一座孤岛。
最凄凉的一幕，回到雷州那间租不到的房子。
而在这时候，苏轼正在遇赦北归的路上。章惇的儿子章援，元祐三年进士第一，那一科的主考官正是苏轼，按当时的习惯，章援是苏轼名副其实的门生。章援写信替父亲求情，怕苏轼报复。苏轼当时已经病重，还是抱病回了信。信里称章惇为“丞相”，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还特地附上了一个治瘴疠的药方，详细写明产地、炮制、服用方法，让章援带回去。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苏轼到死都认这份交情。而章惇用尽后半生去追杀的，恰恰是这个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否定过他的人。
章惇死在崇宁四年，湖州贬所。他死后的待遇像一场闹剧。北宋大观年间，恢复特进、申国公爵位；北宋政和年间，追赠观文殿大学士、太师，追封魏国公。到了南宋绍兴五年，宋高宗又追贬他为昭化军节度副使，规定子孙永远不得在朝廷出仕。元朝修《宋史》，把他放进《奸臣传》，和蔡京、秦桧排在一起，用了“穷凶稔恶”四个字。
但历史没有永远沉默。王夫之肯定他拓边之功“终不可以为罪”。后世更有论者推许他为北宋一流的改革家与战略家。他不贪，不徇私，能干，敢干，精准地预见了北宋的灭亡，却为此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章惇的悲剧，不在能力。他太相信对的事就该狠着去做，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政治是把人聚起来的事，不是把人推出去的事。 他对政敌狠，对朋友绝，对盟友不留余地。所以他贬雷州时，百姓不租房给他；他死后，旧党骂他，新党不认他，连亲手扶上位的皇帝都把他刻进了党人碑。
苏轼晚年那封回信，是他凄凉晚景里仅存的一点温度。而这份温度，来自一个被他一路追杀到天涯海角的人，不是来自任何一个被他善待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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