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工地视察，看到一民工很熟悉，说：抬起头来|军法处|副官|参谋长|司令员|民工|铁道兵

一九五四年十月的清晨，江南秋雾刚散，京沪铁路苏南段工地一片忙碌。机车的汽笛声掺杂着钢轨碰撞的清脆响动，像是在为新中国的脉搏伴奏。此时的王震已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几个月，他决定不打招呼直接下到一线，看看战友们的干劲，也听听民工的真心话。

同行的参谋长劝他：“首长，现场尘土飞扬，您在指挥部远程调度就行。”王震摆手：“修铁路不是写报告，得踩在枕木上才能知道缺啥。”一句话，大家只能快步跟上。曾征战千山万水的老将军，如今穿着简单粗棉布军装，鞋底沾着湿泥，检视着每段钢轨的牢固程度。

队伍走到枕木码堆旁，工人们排成两行，眼里难掩兴奋。可在最末尾，偏偏有人低着头，用草帽遮脸，动作僵硬得像木桩。王震余光一扫，愣了一下，心中升起一丝疑窦。他停住脚步，指着那人：“同志，抬起头来！”人群刷地让开，那名瘦削的中年汉子僵硬抬头，目光游移。王震眼神一凛：“刘玉良，原来是你。”身边警卫闻声上前，那人却双腿发软，几乎跪倒。

众人不明就里，只有王震最清楚。二十多年前，湘鄂边区的迷雾山里，年仅二十八岁的王震正带着部队转战。一次剿匪行动中，解救了一批被逼债的佃农，领头恶霸正是刘家父子。其父被贫协公审后处决，刘玉良侥幸逃生。王震记得很清楚，当年这小子在审问时仍纵声咒骂穷苦百姓，挥舞马鞭。后来国共斗争激烈，刘玉良干脆投靠国民党保安团，多次给根据地运情报，害死不少地下交通员，连王震身边的警卫员小黄也是在一次突围里给他的人堵死了去路。那笔血账，王震记了一辈子。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央下发通缉令，这人却像蒸发一样。谁也想不到，他会躲到工地化名当了小工。若不是王震亲自来到现场，这条漏网之鱼说不定就这样混过去。短短几句对话，几十年恩怨浮现。工友们这才知晓眼前这位灰头土脸的民工来历不光彩，议论声低低传开。

王震沉着脸吩咐警卫将其押往军法处，转头却让现场工头把所有劳务台账拿来。他一项项翻看，发现招用民工的把关机制里漏洞不少，混入投机分子易如反掌。“修铁路是国本，绝不能让害民之辈趁机钻缝。”王震的语气斩钉截铁。当天傍晚，工地传达了新规定：所有参加施工的人员须重新登记，籍贯、来历、证明一一核实；凡曾有劣迹者，严禁留用。第二天，一支由铁道兵连队改编的流动审查小组成立，马不停蹄穿梭在沿线各工点。

回到指挥所，王震却没显露半分得意。他坐在煤油灯下，把当天记下的笔记逐条复盘：原料储备不足、救护站药品匮乏、护路民兵缺编……满页密密麻麻的批注。身旁参谋默默看着，想起几个月来这位司令员的作风：宿营地就扎在工地旁边，铺张草席，头枕背包；水泥短缺，他亲自跑到地方水泥厂求调剂；山体塌方，他抡起十字镐不让士兵“单干”。王震常说：“别把我当上将，我也是工人出身，出力流汗心里才踏实。”

顺着时间脉络再往前推，能看出他为何对筑路情有独钟。一九二三年，他还是个十九岁的浏阳小伙，在粤汉铁路长沙工段做工。那会儿军阀拉壮丁抓得狠，铁路工人却能凭手艺混口饭吃，可日资列强控制下的车站更像一座牢笼。血汗工钱被层层盘剥，稍有不满便棍棒侍候。正是在那段经历里，他接触到早期党组织的工人运动，“要想翻身，只有革命”这句话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他。再后来，他毅然投身红军，从扛撬杠的火夫，变成端枪的战士。

战争年代里，王震的“铁路情结”并没淡去。他带359旅入陕北，最缺的就是粮食和弹药，硬是靠“南泥湾大生产”让部队吃上自己种的粮，也在荒沟里开出了简易公路，把驮马变火车。“山要低头，河要让路。”这是他给部队立的口号。战争结束后，国家百废俱兴，他自然成了修路的最佳人选。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铁道兵先后投入京包、成渝、鹰厦等十余条干线施工，万人夜以继日。有人算过一笔账：靠着土办法和人海战，铁道兵节省外汇近千万美元，硬生生把一条条钢铁长龙铺到了最需要它的地方。京沪复线更是重中之重，牵动华东经济命脉，工期紧，技术难，王震几乎把自己“钉”在现场。那张在泥浆里穿解放鞋、袖口染满油污的照片，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真实剪影。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黎湛铁路。三百多公里，大半穿山越岭，山体岩层硬得吓人。爆破手一天不知要点燃多少炸药，隧道工常在黑暗里钻五六个小时，点一根蜡烛就算“照明”。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两百七十多天，技术人员比一比工期，民间甚至流传“王震速度”这个词。有人问秘诀，他回答得干脆：“不是我快，是大家记得过去的苦日子，都想让火车早点开过去。”这话听来简单，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的集体情怀。

令人唏嘘的是，刘玉良被押送北平军法处后，经过审讯确凿，法律给出公正裁决。王震批示文件时神情平静，没有一句私怨。案卷封口那晚，他对副官提了一句：“罪有应得，但要让家属留条生路，田地按政策处理。”副官点头，只记得灯光替老将军的侧脸拉出深深的皱纹。铁血与仁心往往并存，这或许正是革命者最硬朗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