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中国何以上海？|上海|太平军|李秀成

1843年，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埠。

但在这个里程碑式时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似乎都没有因此改变太多，除了多出一块不许华人随意迁入的租界之外，整体还是昔日江南小县城的模样，日子平静而悠闲。无法想象，短短三四十年后，它竟成了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

是战争，以最残酷、粗暴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上海提供了海量人口、资金、劳动力，点燃了上海加速起飞的强力引擎。

一

油画：清军和太平军战斗

1860年，湘军自武昌沿江而下，水陆并进围攻安庆，这是太平天国天京上游的最重要屏障。面对天京上游主战场的巨大压力，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建议忠王李秀成东征苏南浙北，先拿下上海，然后再沿长江上取。

上海的战略价值显而易见：这个长江水系汇合点的天京近邻城市，连接着可支撑整个长三角广大地区的粮饷，其控制权更关乎对天京包围的形成或解除，太平天国江海通道的阻断或留取，上海口岸还是获取新式武器装备的重要渠道。

于是，李秀成东征苏南浙北，建立苏福省。

战事一起，苏州、杭州、无锡等江南重镇先遭重创。

1860年5月，太平军攻入无锡，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城市，民众死伤近20万人。其中荣氏家族世居的荣巷几乎烧光，荣家11岁男孩荣熙泰，因为正在上海某铁店当学徒而幸免于难，但他失去了几乎所有直系亲属：祖父、祖母、父母、两位伯父、伯母、堂兄，还有年仅3岁的弟弟。

1860年6月2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在太平军逼近之前，城中许多富绅就已则纷纷携巨资逃往上海。城破时，巡抚徐有壬战死，苏州城中最繁华的商业区金门、阊门一带，连同几百年升平岁月积累下的万千财富，都在烈焰中化为乌有。后来成为上海租界士绅领军人物的翰林冯桂芬，也在协助官府募兵对抗太平军失败后去了上海。

杭州孤山文澜阁

杭州被太平军围困近一年，城中米尽粮绝，有人亲眼目睹了人吃人的惨剧。1861年12月太平军破城，孤山文澜阁又遭焚毁，存放其中的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纸页四散，流落到包子铺里成了包馒头的废纸。

战争把无数江南民众驱离了故土、抛向了未知的流离，无论贫富，不问官民。在1853年，上海租界还只有500华人原住民。但到1860年底，上海租界华人总数已经激增到了30万：不受战火波及的上海租界，是此时难民潮唯一的归处。

二

油画：拜上帝教

太平军原本早有机会占领上海。1853年上海小刀会举事时，曾向太平天国请求援助。但是天国高层认为小刀会是天地会分支，没有接受“拜上帝教”，因此直至小刀会最后败亡也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支持。

此间，李秀成部太平军几次兵临上海城下，一度占领嘉定、青浦等周边县城，甚至把指挥部设于徐家汇，但始终没能攻下上海。

这很大程度上和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飘忽态度有关。他们极为不满清政府的颟顸、愚昧、守旧、低效；同时他们又视太平军为叛军、破坏者，担心自身在上海的经济利益受损。

1859年6月，僧格林沁伏击了北上换约的英法舰队，击沉3舰，重创3舰，打死448名士兵。这一度使得英国政府和太平天国前所未有地靠近。

洪仁玕当即他宣布天京欢迎所有的外国人，称他们是“洋兄弟”，严令太平军对洋人笑脸相迎，并反复强调太平天国与西人信仰相同、观念接近。

但英国政府与太平天国接触后很是失望，他们发现，天京城里其实并没有上帝，“拜上帝教”只是披了层“上帝”的外衣，真正的教主就是天王洪秀全一人。

英国驻华领事巴夏礼很不喜欢清朝，他曾被僧格林沁扣押、虐待，使团26人死亡17人。但他去过一次天京后就明白，天国和清廷没什么两样：天王洪秀全坚持要他行跪拜礼；并且，在当时等待的房间中，他看到了一张“世界地图”，图上中国面积惊人之大，而英国、法国被挤在角落里，只是两座小岛。

1860年，李秀成部首次接近上海时，遭到租界军队炮火袭击，损失3000人。此时上海防备空虚，李秀成大军完全有机会拿下上海，但为了“顾全大局”，他退让了，还回信表示绝不会伤害“洋兄弟”。

英国人的态度显然已经变了。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开放了更多口岸，并以关税作为担保支付巨额战争赔偿，这意外地将英国与清政府绑定在一起——要想拿到赔偿金，就要保证关税。这时，英国政府更不能再坐视太平军攻击上海了。

（洋枪队）

相反地，英国政府决定援助清政府彻底消灭太平天国，他们派出军官戈登来统领此前以雇佣军名义存在的“洋枪队”，并将之改编为“常胜军”，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公开站在了清政府这边。

不过，英国人和清政府的关系也不佳。不久，戈登就因李鸿章背信弃义的苏州杀降行为辞职，还有英国人李泰国、阿思本，天真地组织了一支英国舰队来帮清朝作战，却被清政府拒之门外。

1862年5月间，李秀成大军第二次进攻上海，连战连捷一度已经进抵上海城下，但这时天京战事告急，洪秀全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回军救援，于是李秀成功败垂成无奈放弃上海。

（淮军进入上海）

此次战事大大震动了租界中的上海士绅。战事危急时，他们公推冯桂芬致书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大为震惊。四五月间，派李鸿章率6500名淮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几个月后，李鸿章在这个太平军重重包围的孤岛城市中就任江苏巡抚。

太平天国高层只是看到了上海的战略价值，限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明了上海巨大的时代价值和潜力。

上海完全不同于北京、南京这样的古老帝都，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都市。1840年代英法等国获得上海海关管理权后，设立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准许华洋杂居，向逃难入租界者开征税捐款，使得上海租界日趋兴盛。上海的崛起模式，迥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它打破了中国历来以帝都为中心的历史、城市格局。所以，后来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时代新风尚、新思潮，源头都在上海。

曾国藩、李鸿章的眼光，还是胜过天国高层。曾国藩在接到上海士绅的求援时，深知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他把机会给了弟弟曾国荃。可惜曾国荃醉心于攻克天京的不世功勋，全然没有领会兄长的苦心。此时，李鸿章主动请缨，曾国藩只好把机会给了李鸿章，果然，上海成就了李鸿章。

依托上海的财赋和英法的支持，淮军实力迅速扩张，上海真正成了天京东面清军的战路反攻基地，太平军希望用口岸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军队的想法，倒是被淮军实现了。以致于洪仁玕后来不无遗憾地说，进攻上海未果，反而促成列强和清军联合对抗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败亡的关键原因之一。

三

1860年上海城郊河畔

1862年农历八月初四清晨，江苏吴江乡绅柳兆薰刚到上海落脚第一天，就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他得知，是太平军在进攻新闸。

史载，当时太平军慕王谭绍光部在北新泾击败淮军，连克法华、静安寺、大场、新闸，重围上海县城。这一次上海之役，太平军最终敌不过“常胜军”和获得了新式武器装备的淮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撤退了。

此战之后，太平军再没有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了。

柳兆薰世居吴江汾湖镇大胜港村，是家有三四千亩田产的大地主。此前，柳兆薰已经在太平天国治下的苏福省安逸了生活了两年，是1862年下半年以来不断传来的亲友遇难、死亡的噩耗，最后促使他决心离开老家前往上海。

江苏吴江汾湖镇大胜港村的乡绅柳兆薰，就是在这时全家避难去了上海。这年农历七月初三，他匆匆打包了行李及部分能带走的家当，抛下祖宅和田产，第二天一早便举家乘船去了上海。

柳家的客船一路走走停停，不时还要躲避趁机打劫的流民土匪，农历七月十二出发，八月初三才到上海，一大家子安顿在新北门外新开河一带法租界内，两进平屋、五间楼房。

柳兆薰到来的这一年，上海租界华人总数已经达到50万。他来到上海的时刻，正是苏南浙北激战方酣、士绅民众纷纷逃亡，上海却因形势稳定、海量人口资金流入，而初步显现区域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发展节点上。

老上海里弄石库门

战争是外力，却是上海快速发展最简单粗暴、却又是最快捷迅速的外力。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即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650万银元来自富庶江南的华人资本，随数十万难民流入租界。这就是上海租界开发的第一批启动资金。

数十万难民中，富有的士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贫民，成了上海发展所需的高性价比劳动力大军。他们要在上海生存下来，就必须找活干。这又上海快速发展提供了不枯竭的人力资源。

巨量人口涌入也制造了庞大的消费需求，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衣食住行是海量刚需，上海典型的民居形式石库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成片开发的。

当时，租界的房地产商们，将原来的简易木板房拆除，翻造兴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这就是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在1870年以后，石库门在上海以每年上万栋的速度增长。

四

（墨西哥鹰洋）

避难者们改变着上海的同时，也被上海改变。

初到上海租界，柳兆薰首先面临的困难是货币不通行，“本洋”，也就是“中国制式银元”在租界不能用，为此他不得不贱卖了手中部分“本洋”换成“英洋”——当时在租界通用的墨西哥银元。

然后，虽然他在租界里还是继续着在吴江时的生活方式：絮谈、读书、迎来送往、棋画花鸟吃局……但实际上在交往对象、生活重心、核心事务等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

日本明清史专家稻田和一，对《柳兆薰日记》作了定量分析。他发现，乡居时，《柳兆薰日记》的事项记录中，“田租”是核心事务，出现比率为24.3%；而在城居生活中，从得知“本洋”不可用、被迫贱卖以兑换“英洋”开始，“英洋”这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词，在其日记中出现了23次。

事实是，柳兆薰到上海后不久，便注意到了“本洋”与“英洋”的汇率差价，并涉足银元投机买卖、赚取汇率差价。在近两年的城居生活中，柳兆薰每每在日记中详尽记录“本洋”与“英洋”的最新兑换价格。

而原本就已经“很了解中外大势、中西差别”的冯桂芬，寓居上海期间曾由王韬导游，多次游租界、参观洋行，他特别注意到，租界里卖的很多生活用具，都相当实用精美，而且洋店员们服务特别殷勤周到。冯桂芬还买了一把剪刀、一把菜刀回家，大赞其锋利好用。

上海广方言馆旧景

在思想上走得时代前列的冯桂芬、王韬等人，被称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浸润着传统文化的气质，但比普通士绅更具近代眼光。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冯桂芬，出身榜眼，为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与魏源交好，又受林则徐赏识，1850年代就曾到过北京、上海，参观租界、接触学人，他的学生管嗣复还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外国人译书。

因此，当一般人才刚刚“开眼看世界”时，冯桂芬已经认识到，中国根本不是什么世界中心，因为“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占十五分之一。”在上海居留期间，他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多中人所不及。”

冯桂芬另一件被铭刻史册的功绩，是推动创办了广方言馆。他在1859年（咸丰九年）就有了建一所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习机构的想法，只是因为没有前例，没有获得政府支持。

到1862年夏天，当柳兆薰正在上海的寓所中谋算英洋、本洋汇率时，冯桂芬却关注着千里外京师刚开张的京师同文馆，随后以幕僚身份，代李鸿章撰写了《奏请设立上海学馆》折，希望藉此培养、储备通晓西学的人才，以便应对中国面临的大变局。

“冯桂芬关于西方的知识较多是从上海获得的，上海造就了冯桂芬。”——熊月之《冯桂芬评传》）

不仅仅是冯桂芬。王韬、李善兰、华蘅芳等从苏南浙北农村来到上海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感受着上海租界的“西风”，然后在墨海书馆的海量西学著作中，切身体验到了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感奋、焦虑、痛苦。

1866年，墨海书馆移入江南制造局，与其翻译馆合并，改名广方言馆。

从墨海书馆到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冯桂芬们“师夷长技”的思路很清晰：先学习西方语言、培养翻译人才，然后翻译西方科技文献、培养本国科技人才，然后再建立本国工业，上海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发祥地，与“江南鱼米乡”的传统农耕富庶模式渐行渐远。

五

（1864年，清军收复天京。1869-1870年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来到南京，很多“被毁坏的街

与此同时，江南传统中心城市苏州，却在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作为明清江南传统文化的极致，苏州的没落，首先是其社会经济支柱——传统手工业行会组织及工场、作坊的毁灭，然后官绅逃亡，民众流离。

带着从上海投机银元生意赚来的财富，柳兆薫在1863年冬回到了老家。那时，吴江已经回到了大清王朝治下，而他的许多亲友都已在战乱中死去。

冯桂芬也在1864年的秋天回到了苏州新桥巷故里。老宅久无人居住，庭院里苔痕满阶，野蒿满地，家具还是旧时模样，然而四年避乱流离中，四个孙子死了两个，妻子黄氏也在客居上海时去世了。

到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完全结束时，洋枪队第二任首领、美国人白齐文发现苏州“乡间可爱的花园，像蜂群似的忙碌着的居民”都不见了；苏州和南京之间“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苏州和无锡之间更是“遍地荒芜，荆草漫生……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常州、丹阳等苏南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战后统计人口，苏州府九县一厅的实际人口，已从1831年的340余万，锐减到了128万左右。战争对杭州的摧毁同样惨烈，战后杭州城市人口从八十余万骤减至二十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清末老上海码头乌篷船

战争只是加速了苏杭的没落。事实是，早在上海开埠之初，江南区域龙头地位的转换就已有端倪：无锡、常州一直是从属于苏州的米布转运码头，上海开埠以后，它们与苏州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与上海的联系却是不断加强，进口商品及南北货，经由上海采购的，占了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

此外，1853年太平军封锁大运河，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被切断，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海上运输，杭州从此丧失了在大运河商业网络终端的战略地位。而新发展的海上运输之路，恰恰是以上海为中转枢纽。

随着经济重心转换，明清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传统城镇布局终于改变，呈现出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城镇体系。

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是上海的江南。

到1870年代以后，松江府属各市镇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增加了3倍。这样一批市镇的兴起，以及城镇空间的重新布局，被一位外国学者称之为“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

南浔“四象”之首刘墉和他的小莲庄

另一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时代性。许多士绅商人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拿出一部分闲置钱款重返乡下，购置那些因为抛荒而严重贬值的田产，比如，经营庆丰纱厂等企业的无锡唐保谦家族，有土地六千余亩；无锡礼社薛姓地主（薛福成），将近邻田庄收买一空，再向远处发展；无锡丝业资本家周舜卿，曾借旱灾之机在无锡东北部一次性购买土地1000亩……

这些资本家还以在条约口岸学到的经营理念进行市场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工商地主”。如19世纪后期的湖州南浔镇，出现了一大批以买卖蚕丝起家的巨商，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荣熙泰与荣德生荣宗敬兄弟

而1860年那个因不在家才躲过战乱虐杀的11岁男孩荣熙泰，坊间传说他到上海原本是个意外，他和小伙伴玩躲猫猫，躲到了荣巷西浜码头的信船里，竟然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走出船舱，船已开到半程。几天后，父亲赶到上海，要带他回无锡。他却死活不肯。父亲只好托人将他送进上海某铁店当学徒。

人生的幸运或不幸确实很难一言以概之，失去了亲人却躲过了死劫的荣熙泰，成年后利用他在上海大码头积累的见识和少量资本，在1896年以1500元银洋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来实践他“散财为益”的思想。可惜荣熙泰年仅48岁便英年早逝，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荣德生、荣宗敬，继承父亲遗志，后来成了中国面粉大王，荣家也随之成了“中国民族资本第一家”。

尾声

灯塔

时代先行者总有且歌且哭的过去和未来。

上海成就的冯桂芬、荣熙泰们，

有着难以回望的身后：

战火肆虐过江南沃土，

他们曾经的富庶家园遍地烽火尸骸累累。

如果说，苏州是古典江南的灯塔，

那么这座曾经照亮着他们整个人生和世界的灯塔，

确实已经熄灭倒塌。

所幸，他们匆匆奔走的前方，

黄浦江畔的上海新灯塔已然渐渐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