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史料才知道：陈诚和杜聿明能骂李维恭，为何不敢骂文强吴敬中？|军统|吴敬中|李维恭|杜聿明|胡宗南|陈诚

电视剧《渗透》中有个军统东北督察处中将处长（督查室主任）李维恭，被手下五个学生玩儿得团团转，又被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只好“以死相拼”：写了一封举报总务科上校科长许忠义的遗书，企图拉着自己的学生同归于尽，最后还是没算计过齐公子齐思远和店小二许忠义，那封遗书转了一圈被付之一炬，他算是白死了。

李维恭是被学生气死的，也是被陈诚骂死的，通过李维恭之死，我们就可以断定《特赦》中的刘安国和《渗透》中的李维恭，历史原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陈诚和杜聿明可以骂李维恭，但绝不会骂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更不会骂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要笑了：说东北的军统（保密局）特务，怎么扯到战犯管理所和保密局天津站了？

大家笑是对的，因为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我们细看特务回忆录，就会发现刘安国（文强）、吴敬中（吴敬中）和李维恭在东北期间，有过密切合作，甚至还是“正副手”的关系，但是陈诚和杜聿明可以骂李维恭，却绝不会骂文强和吴景中，更不会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尽管文和吴在当时确实负责情报工作，也绝不会成为背锅者和替罪羊。

按照军统（保密局）的建制，局本部之外，有大区和特区，大区和特区之下，是名义上归大区和特区管辖，但基本都是跟局本部直接联系的省站，比如云南站站长沈醉、贵州站站长陈世贤，根本就不服从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督查室主任周养浩的指挥，徐周二人也很识趣地不过问这两个省站的具体工作。

李维恭管不了沈阳站少将站长陈明，这个情节是符合史实的，陈明的历史原型，应该就是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陈旭东——读者诸君从陈明和陈旭东这两个名字中，一定能看出奥妙。

《渗透》中的陈明生死不明，小说原著是这样写的：“在激烈地枪炮声中，一个步履蹒跚的男人，正向机场没命地奔去。他手捂着腹部，一道殷红的血迹溢出指缝，润湿了整条衣衫。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他顾不得擦去嘴角泥沙，迅速爬起身，顶着呼啸而过的子弹，继续向前艰难地跋涉。”

如果陈明的历史原型就是陈旭东，那么他就一定没有死，而是活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与他同一批特赦的周养浩去了美国，在申请出国的名单中，我们没有看到陈旭东的名字，所以他应该留下来在某个省的政协当了文史专员，成为政协委员也有可能——跟陈旭东身份相同而没有出国的，大都会有这个待遇。

陈旭东当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期间，正区长就是我们熟悉的伪吴敬中——其人原名吴景中，在调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前，就是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

并不是所有的大区、特区都有督查室或督察处，因为有的地方，督察之责另有人承担，比如《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就是军统东北区的“创始人”，当时叫“军统东北办事处”，吴敬中担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后，东北办事处任务完成，文强就转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于是有人说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也是李维恭的历史原型。

说文强也是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有几分依据，却并不正确：文强确实是“军统中将”，那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荐、戴笠极力促成的正式晋升。

文强是正式的军统中将，李维恭也是，两人都是军统在东北搞督察的，这是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也是仅有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了：文强跟陈诚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关系极好，平时是可以称兄道弟的，陈诚和杜聿明绝不会像叱骂李维恭一样给文强脸色看——杜聿明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还费了很大力气把文强调去给自己当副总参谋长，有此可见他对文强的重视和信任。

文强当然也培训过特务，但那是在“中美合作所”而非“临澧特训班”，许忠义也不可能“留级”连读青浦班、临澧班、息训班——这三个特训班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学员也没有“留级”之说：期满后不管成绩如何，统统分配工作：优秀的留在局本部，良好的派往各省站，一般的就派去当潜伏者，“投胎率”基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像余则成、李涯那样的，原本都是“上面没人”。

从《文强口述自传》和沈醉的系列回忆录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文强绝不是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文强跟陈旭东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特赦之后，文强当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民革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比李维恭的结局要好上千万倍。

我们可以确定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也可以去确定李维恭的历史原型不是文强，于是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了：陈诚和杜聿明为何只会骂李维恭而不会骂文强和吴敬中？

文强的“人脉”有多广，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且不说他在南昌起义时就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也不必说他曾任管理二十三个县根据地的川东特委书记，就是仅看他转换阵营后老蒋和戴笠对他的态度，不管是陈诚还是杜聿明，都得给他三分面子——文强不但跟我方高层有亲友关系，跟老蒋的儿子经国、纬国，也是一辈子称兄道弟。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文强跟蒋建丰的关系也不一般，当年文强不想继续当属于军统特务系统的“督察处长”而要去长沙绥署当办公室主任，蒋建丰极力邀请他给自己当助手——老蒋召见文强的时候，“宋师母”每次都在场，这也可以说明两家的关系不一般。

陈诚是老蒋的干女婿，文强是老蒋喜欢的“学生”，两个人只会越走越近，而不会互相甩锅——只有李维恭那样跟老蒋说不上话的特务，才会被军方大佬臭骂，这就是当年官场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