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长春的雪下得正紧。军区一场内部战例复盘会上，轮到陆房突围。会场里有人压低声音嘀咕：“陈光当年可是先跑了。”坐在后排的老参谋放下茶缸，轻声回了句：“谁跑谁没跑，档案里都写得清楚。”短短两句话，把一桩流传已久的传闻又拉回了众人眼前。
时间拨回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旬。115师在山东鲁西南歼灭战后，代师长陈光率主力向汶水一带机动，日军两个旅团合围而至。汶河两岸火光连成一线，山沟里的夜风裹着焦土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房突围发生了。
谣言其实不只一个版本。一说陈光“瞎指挥”误把部队带进火口；另一说他把指挥权扔给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黄励，自己带着骑兵连先冲出去。两条说法相互打架——如果黄励指挥得力，那就不存在“瞎指挥”；若真瞎指挥，也谈不上陈光把权力拱手相让。矛盾本身就暴露了问题。
翻看战后军事记录，115师作战序列表明：当日指挥链为陈光—王秉璋—各团团长。黄励留在政工阵地负责鼓动士气，并未握全局指挥棒。这一点，时任师侦察科长李某在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里说得直白：“黄副主任做了许多政治动员，可战术部署由师部参谋处执行。”
那句最刺耳的“陈光扔下部队逃跑”同样站不住脚。八路军当时的纪律是谁都清楚：临阵脱逃，少不了军法。更何况陈光此后仍在山东军政委员会露面，又在一九四四年通过中央组织部严格考察，被评价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若真逃跑，别说后续提拔，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更具体的现场细节也能印证。突围头一天黄昏，陈光自汶河北岸侦察归来，对参谋处长王秉璋交代：“电话线通到686团，晚上我盯前沿。”王秉璋留守师部，临时掌控全局火力联络。当电话接通，陈光已下到二线预备队。这里并没有突然失联或“单独跑路”，而是把控制枢纽交给留守指挥所——符合当时野战司令部常规做法。
午夜后，日军收缩整理阵形，意图翌晨总攻。陈光抓住山谷里短暂的静默，前出断崖，点名先头连携一部骑兵搜索出口。骑兵本来就用于侦察与断后，这不是带着私人卫队逃命，而是开路。档案记载，零点二十分起步，零点五十七分先头分队穿出封锁线；一点三十分，全师主力依次跟进。箭头要有人去撞，错到“临阵脱逃”的逻辑里，未免牵强。
有人质疑：为何夜里不南渡汶河反而北返？原因也写在作战要图上。南岸封锁线火堆绵延，双方距离不足四百米，且地势平坦，光影易暴露；北侧大峰山区沟壑纵横，可依地形设阻。陈光衡量利弊，选择北山，结果证明这一判断至少将部队留在了可撑一天的地形上，为夜突创造了可能。
突围结束后，115师付出约四百余人伤亡，击退日军反冲十余次，拔掉十座炮楼。对照敌方战报，“国崎支队损失千余，未获战果”。论战役目标，115师保存建制并顺势西进，目的达成。若存在“扔下部队”的荒唐事，怎会留下如此整齐的番号和完整的干部链？
再说“指挥权旁落”一节。黄励的确年轻有为，可当时师部缺少的是参谋长，真正补位的是王秉璋。王自一九三一年参军，多年担任作战科长，理论与实战兼备，却因资历暂时无法担任师参谋长。所以李侦察科长后来写道：“协助陈光当场组织突围的是王秉璋，而不是黄励。”
战后总结电报，朱德与彭德怀提到三点不足：侦察不深、机动不足、分合不够灵活。这几条弱点恰是当时115师缺乏反合围经验的集中体现。可是，同一封电报同样指出：“在夜间突围与正面阻击的时机把握上，尚属得当。”功过并陈，评价并不含糊。
六十年代起，网络尚未诞生，民间却已出现“陈光先跑”版本。究其缘由，多与个人恩怨或口述偏差有关。口头一传十，十传百，情节就容易被戏剧化。档案、战报、亲历者回忆三方对照后，谣言自然失去了落脚点。
历史并不怕被质疑，怕的是断章取义。陆房突围究竟谁指挥、谁冲在前、谁殿后，纸面与证词已给出清晰答案。陈光有过急躁，也难免失误，却从未丢下部队独自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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