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解说张小帅

古时没有测谎仪，审案如何测谎呢
意大利罗马有一个著名的大理石雕刻，是中世纪时期的雕刻作品，名为“真理之口”。这个雕塑因其独特的造型，人们相信若将手放入人面雕塑的口中，说谎者的手会被其咬断，堪称是古代的测谎仪。这一大理石雕刻作为特别的景观，出现在很多影视中，尤其在影片《罗马假日》中的片段最令人记忆犹新。古时没有测谎仪，官员审案时遇到撒谎的人，应当如何揭穿谎言，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小故事吧。宋人测谎摸钟辩盗北宋时期，陈襄（1017年—1080年）在福建浦城做知县时，有一年在他的辖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虽然官差抓到了几个嫌疑犯，但没人肯认罪，都说自己是无辜的。究竟谁在撒谎，谁才是真正的窃贼，官府一时难断。陈襄想了想，心生一条妙计。他对外声称，庙里的那口钟非常灵验，对鉴别窃贼，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凡是盗贼触摸了它，钟便立刻发出轰鸣声，似乎是对外报警一样。陈知县派人把那口大钟安置在官署后面，召唤来一干嫌疑人，对他们说道：“如果不是盗贼，即使触摸它，它也不会发生声响；倘若是盗贼，一碰它就会发出声响。” 陈知县说罢这番话后，亲自带着县里的大小官吏衙役，郑重地对着大钟祝祷了一番。祭祀之后，他命人用帐幔将钟围住。他让嫌犯逐一把手伸到账幔中去摸钟。当嫌犯都摸完大钟后，陈知县命他们把手伸出来。每人手上都有墨迹，只有一人手无墨迹。原来，陈知县事先让衙役将墨涂在钟上。真正的盗贼因害怕钟响，根本不敢触碰那口钟，自然手上没有墨迹。陈襄以钟为道具，以智破除了盗窃案，找出了真正的窃贼。比对状纸揭穿谎言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无道，导致民愤激荡，群雄举义。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当时李靖和卫文升是隋朝官员，负责留守长安。李渊平定关中，先诛杀了卫文升，其次将杀李靖。李靖厉声急言：“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李渊你费时费力，兴师动众地平定了关中，只为了狭报私仇吗？倘若你想得到天下，就不能杀掉我李靖。李渊一听很有道理，加之李世民也从旁为李靖求情，李渊就赦免了他，还安排他做岐州刺史。后来有人密告，说李靖谋反。李渊就派了一位御史去审查此事。御史奉旨来到岐州，接见了那位告状人，并带着他一起走过了几个驿站。或许从种种迹象，御史知道了有人故意诬告李靖。他心里质疑告密者，但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揭穿对方的谎言。御史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佯装诉状遗失，露出惊恐害怕的表情，故意痛加责骂并鞭打下属。御史祈求告密者再写一份诉状。于是，告密者又写了一份诉状给御史。御史抽出先前的诉状，进行比对后，发现二份状词中有不少漏洞，因此查到了告密者在撒谎，故意诬告李靖。御史回到长安后，如实禀报，李渊也大吃一惊。唐朝御史比对状纸，揭穿了告事者的谎言，还李靖以清白。聊家常定谳结案受古装剧影响，不少人以为中国古代审讯嫌疑犯，肯定都是大刑伺侯，棍棒威吓。清朝乾嘉年间张船山问案测谎，通过比对聊天记录，终将棘手的案子定谳。张船山以翰林身份到山东莱州担任知府。由于他恃才傲物，对山东巡抚白大人很无礼。白大人心里颇为怨愤，说张船山是一介书生，怎堪大任。地方长官说：“张守虽书生，尚不误民事。”别看这小子狂傲，但他有真才实学，不会耽误百姓的事。巡抚不信，就把一件棘手的案子交给张船山，要是审好了这个案子，就让他赴任，否则就别去。这是一桩盗窃案，莱州府抓获了一个江洋大盗，但此人非常狡诈，屡次撒谎，屡次翻供，导致审判官查不出实情，也就无法定谳。张船山来到臬署审讯盗贼，众人问他需要什么刑具？他说，刑具等需要时再说，现在最紧要的是，需要一大盘金华肉干，绍兴佳酿一大瓮。酒肉备好后，张船山叫二个书童暖酒倒酒，一名书吏做记录。唤来嫌疑犯后，张本人左手把杯，右手翻案牍，一边喝酒吃肉干，一边和嫌疑人聊家常。张船山提的问题很简单，譬如，你叫什么，多大年纪，家庭情况等。张船山聊家常时，地方长官和廉访使就坐在屏风后听审。就这样聊了三天家常，书吏做了三天的聊天记录。第三天日哺时分（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张船山正色危坐，一改上午聊天的语气，严厉地说：“我和你闲聊了三天，都是家常琐事，这三天你所答之事，前后都不相符。小事尚且反复，何况正案呢？”他提醒犯人，若能从实相招，还不愧是条好汉，若再胡编乱造，狡诈强辩，即使处死也不为过。盗贼赶紧叩头求饶，愿意如实相招，发誓不敢再翻供。就这样，一桩棘手的案子顺利定谳结案了。非常感谢您的阅读，喜欢的请给个赞或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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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台湾矿工的奋斗史
珍贵的历史见证 80年代的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煤矿就是原动力，没有它一切都动不了。朱健炫当年带着他个人独到的敏锐与观察力，穿梭在矿区里，用胶卷摄影记录下生活在煤乡的男人女人与他们的孩子们……为台湾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朱健炫在新竹煤矿 80年代的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煤矿就像今天的石油，没有它一切都动不了。那时候北台湾的基隆、瑞芳、平溪区、土城、新竹、苗栗一代都在挖煤，他们几乎供应着全台湾的原动力，从轮船、火车、发电厂……尤其平溪一带的煤矿：菁桐、十分、东势格，从日据时代就延续下来的矿场持续运转，直到80年代末期封坑。这段台湾历史与社会变迁，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日出日落生活在煤乡的男人女人与他们的孩子们，又有什么比现场目击用胶卷摄影记录下来更直接真实？而朱健炫先生当年带着他个人独到的敏锐与观察力穿梭在这些矿区里，为台湾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听说中研院有位研究员看到那张当年贴在矿场公告栏、矿工们Ｘ光检查密密麻麻普遍得尘肺病者的名单，感叹道：“这是一张历史见证。” 就这样，朱健炫在北台湾的矿区里游走近十年，蹲点记录，一共拍了200卷胶卷7000多张照片。在昏暗的矿区里，当时的底片最高感光只有400，因此他不得不自己进暗房冲洗。那是个底片的时代啊！《矿工讴歌》收录了朱先生三、四十年前上百祯的黑白照片。有在坑道2000公尺以下挖煤的工人，全身覆盖着煤尘，分辨不出他们的五官的肖像；也有出坑坐着歇息时叼根烟的自在。他们很多是来自原住民的壮丁，友善的笑容、刻苦耐劳的精神都一一被朱先生的相机捕捉下来。生活在矿区工寮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腼腆的笑容、投入矿场劳动的妇女群像、收坑后被废弃的工具，与荒凉、矿区的山水环境四季的变化——对这些人、事、物，对这里的一切，朱先生似乎充满情感，总是相伴相随，这是真正的纪实摄影。相较埃文斯镜头下的矿工、巴拿马的农民，朱先生的这些肖像似乎更有尊严与温度。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共同的记忆，即使有这么多心酸的故事。大概十年前吧，一个偶发的机会，朱健炫想到他应该把这些照片公诸于世，展示出来。然而办展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恰巧，曾经是矿区“首府”的菁桐此时已成立了生活馆，而菁桐煤矿、石底大斜坑也是当年他常进出的矿场。展出之后，就这样大家发现了宝，原来有人曾经在默默记录着这段历史。矿工的宿命朱健炫说，10个矿工11个有矽肺病，轻重而已，没有一个躲得掉。“我居然拍到这一张，当年贴在矿场公告栏，矿工们Ｘ光检查密密麻麻普遍得尘肺病者的名单。” 矿工的女人 “后来我再访谈那些罹难者的家属或遗孀，那才真的揪心啊。你可以知道一个男人走了，对一个女人的打击是多么多么大。尤其对一个很弱势的家庭来讲，他整个就失去依靠了。她们就这么一句话，‘要做还是不做’。做，就是要进坑，搞不好太危险了，那么死一个人而已；不做呢，死一家。意思就是，要做死一个，不做的话，他们整个家庭就没饭吃了。” 矿区长大的孩子 “在矿区长大的孩子，特别他们都是工寮出来的，整个生活方式跟眷村可以说非常类似。那段生活让他们从很底层的贫困的环境里头，锻炼出坚韧的意志。有时候，他们在升学上还不是很优裕，就是成绩非常好，很优秀。他们在生活的过程里面比较容易承受压力，他们认为这是矿场、矿工家庭带给他们的一个力量。我发现很多还算满成功的。” ”这些小孩子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怀念，拍他们的眼神真的是一大乐趣，太棒了，尤其那炯炯有神的眼光看着你的镜头时……” 历史纪实的人文情怀《矿工讴歌》是一本记录黑金岁月的影像书，不论是从摄影美学还是纪实都是高水平的。他最动人的地方是作者的人文关怀，温润的视角与心灵。呈现出来的是对生活在底层劳苦大众的尊重与讴歌。非常感谢您的阅读，喜欢的请给个赞或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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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那些你可能还不清楚的民俗、故事起源
哎~一年容易，仲秋又至。祭月赏月，登高玩月，还有中秋节月饼处处飘香，月亮传说故事勾起我们深深浅浅的记忆。先有中秋节，还是先有拜月礼？月下祭月是中秋节的经典印象之一，月下祭月古称“夕月”。实际上呢，还未有“中秋节”这个节日就有“夕月”之礼了。【古书中的记载】我们从《大戴礼记》中可以看到上古时代就有秋天祭月大典。《周礼注疏》：“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古人的“中秋”是指秋分这一天，秋分是处于节气中秋天的中点，所以称“中秋”。 “中秋节”是从什么朝代开始的？比起上古的祭月礼，“中秋节”的出现可要晚多了。【古书中的记载】唐代《开元天宝遗事》中提到二次八月十五时，唐玄宗在宫中玩月赏月的事，一次与文学士，一次是与杨贵妃。书中是以“八月十五”记下那时宫中玩月风尚，不是用“中秋节”，在唐代《通典》记载的正式节假中也还没有“中秋节”。《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饰”。中秋节这一天京都的大道旁店家都重新粉饰妆点门面高高的彩楼、树起高高的画竿，结彩绳饰锦花画酒仙，酒旗儿招摇。入夜，赏月玩月就是重头戏，富贵之家和一般民家各自据高赏月。南宋也是一样热闹庆中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中秋节”赏月：“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 ‘中秋’。”这一天杭州人登上楼台赏月玩月，夜市游人婆娑，至晚不绝。由以上的古书和文献记载来看，“中秋节”这节日名称是在晚唐到宋代出现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吃“中秋月饼”？两宋过中秋节热闹空前，但是还没有“中秋月饼”。南宋时，都城钱唐（杭州）的市场整年中都能见到一种蒸笼点心“月饼”，在周密风土记《武林旧事》里把它和大包子、豆沙馅、荷叶饼等等并列。这时香香酥酥的“中秋月饼”还没上市。那么，“中秋月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古书中的记载】大家常听这样的传说：元末以月饼夹传“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但是并未见于正史中。明代时中秋节又称为“团圆节”，刘侗《帝京景物略》说：“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那时，中秋月饼是亲朋间互相馈赠的好礼，代表“月圆、饼圆、人团圆”的祝福。明代诗人夏日《中秋日恭述》说“月饼黄金似”，描写的中秋月饼有着黄金色。和今天的中秋月饼色是不是很像呢？清代的中秋节习俗延续了明风。顾禄《清嘉录》说“吴县志：中秋卖饼谓之月饼”；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月饼》记载，到处都以月饼拜月，大的“月饼”直径一尺多，饼面上画着月宫、蟾蜍和玉兔这些传说角色儿的形状。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药民间故事起源于何时？说到中秋节，就想到明月、嫦娥、吴刚和玉兔这些人物、角色，和他们传世的故事。这些故事角色，都出现在唐代的“月宫镜”上，也就是说在唐代这些中秋节故事都已盛传民间。【古书的记载】嫦娥奔月古来负盛名！《文选注》说：“姮娥（＊嫦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归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这段注释记载《周易》、《归藏》古书中就有嫦娥吞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药而奔月为月精的传说。《归藏》是比《周易》更早的易经。也就是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已经很古老了，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伐桂的吴刚何许人呢？说到月中有桂树，最早的记载发现于西汉。《太平御览》引西汉《淮南子》记载：“月中有桂树”。晋代的著作中也有月中仙人桂树的传说，如晋代虞喜的《安天论》记载：“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焉。” 传说吴刚是汉代西河人，至于吴刚伐桂的故事，初见于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卷一〈天咫篇〉。篇中记录，月中有神奇月桂树，树高五百丈，有神奇的复原能力，树身上一有伤口立即复原愈合。据传有汉代西河人吴刚，修仙道犯了过被师父罚到月宫砍桂树。吴刚砍桂树，但是没能悟出在辛劳中修行、修心的道理，所以一直无法达成任务去复命。玉兔为何能升天？汉代的经籍中就有月中兔的说法，西汉刘向《五经通义体调番》说到“月中有免与蟾樵”。传说玉兔在月中捣药，晋代傅咸《拟〈天问〉》就是这么看：“月中何有？玉兔捣药。” 那么玉兔怎么升华到天上月中去的呢？唐代玄奘所译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兔子升天的情节。这只兔子生于劫初时的西域烈士池西林野中，与一只狐狸和一只猿猴为伴。这三只野兽虽然不是同类却情同手足，相处融洽。天帝为了考验他们，化身为一个又饥又乏的老人上门去乞食求助。三只动物出门去找食物，狐狸和猿猴都找到了，只有兔子找不到。老人说兔子并非狐狸和猿猴的真心同伴。听到这话伤心的兔子跳入了熊熊烈火中献身，以弥补自己的拙劣不足。天帝受到感动，就把玉兔送到月亮上，让玉兔的事迹传扬于后世。喜欢的给个赞或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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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才是大清的罪人不但害死皇帝还断了清朝龙脉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病逝驾崩，年仅20岁，是整个清朝最短命的皇帝。而对于同治帝的死因，清廷讳莫如深，而民间则有同治帝死于性病的说法。有人说，引起这一切的正是同治帝的叔伯弟弟载澂（chéng）。载澂是恭亲王奕(yì xīn)长子，而奕则是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胞弟。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yì zhǔ)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不决。最后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并写下遗诏，道光帝驾崩后，咸丰帝即位。载澂比同治帝小两岁，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同治元年（1862年）进封为贝勒，同治十二年（1873年）再加郡王衔。但载澂一点儿不争气，史书上给他的评价皆是“淫恶不法”“年少纵欲”“狂淫无度”之类。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清宫选秀，由于两宫皇太后在皇后人选上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听从皇帝的意见。同治帝按慈安的意愿，选了阿鲁特氏。这使慈禧太后十分火大，认为同治帝不遵从自己的意愿，于是她横加干预同治皇帝和皇后的生活。同治帝和皇后的生活受到慈禧太后的干预后，独宿乾清宫的同治帝就开始在内监和宠臣载澂引导下经常微服私行。同治帝和载澂经常穿一套浑身黑皱绸衣裤，上用白丝线绣满蜘蛛，游行於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及花巷寻花问柳。据《清代野记》记载：同治帝又不敢到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奕也曾多次劝同治帝，同治帝不但不听，还险些让奕丢掉脑袋。奕对自己的儿子并非一味放纵不管，当载澂出入宫中和同治帝交往最密的时候，曾将儿子囚禁在家中高墙内，“意在永禁”。只是后来奕的福晋病故，载澂向慈禧太后求情，称“当尽人子之礼，奔丧穿孝”，才奉特旨赦免放出高墙。以至于到后来父子情断义绝。而清宫为了不让大清国蒙羞，两宫太后对外宣称同治帝得了天花。于是，慈禧太后下令施以治天花的药物，同治帝死前曾对着母亲慈禧吼道：“朕根本没得天花，你存心置朕于死地！”御医们满腹狐疑，却不敢多言，只是照慈禧太后之命行事。同治帝驾崩时，仅20岁。因同治帝无后，慈禧即挑出咸丰七弟奕譞（xuān）之子载湉（tián）入嗣大宗为帝，即光绪帝，庙号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载澂患病，奕不忧反而大喜，整天盼望载澂早死。虽然表面上“延医吃药，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日久病重，家里人报告奕，奕说：“姑念父子一场，还是为他送终吧。”当奕走入载澂卧室时，看见载澂侧身而卧，气如游丝。浑身穿着黑皱绸衣裤，上面用白丝线绣满蜘蛛。奕不看则已，一看大怒，呵道：“就这一身匪衣，也该早死了！”说罢，掉头而去。载澂气绝身亡，年仅28岁。其实，载澂天资聪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喜读书吟诗，有《世泽堂遗稿》三册传世，署名多罗果敏。可惜，载澂虽有文才，却以放荡顽劣驰名，多行不义必自毙，早早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非常感谢您的阅读，喜欢的请给个赞或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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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可谓源远流长，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中华文化体量之大，非它文明可比，浩如烟海，繁若星空，且具诸多其它文明没有的特质。若要真正理解中华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先了解其文化特质。
在此，先确认两个被视为常识的问题。其一，“华夏”与“中国”是否同义？二者在思想文化层面具有怎样的意涵？其二，不间断的汉字文明与连续不断的记史状况，以及其意义。何为“华夏”？何谓“中国”？所谓“华夏”“中国”，古人是如何定义的呢？关于“华夏”之谓，《春秋左传正义》曰：“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又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中国人”是具有中华礼仪文化、文章之华、服章之美的人群、部族。《战国策》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古时，在具高度文明的中国周边，有许多部族，谓之“蛮夷戎狄”。东方为夷，又称东夷，其部族以渔猎为主；南方为蛮，又称南蛮，今湘江、珠江直至岭南广袤地区的部族；西方为戎，又名西戎，陕甘一代的游牧部族；北方为狄，又为北狄，今长城以北的游牧部族。这些“蛮夷戎狄”，即指中华周边诸国，又含未开化部族之意。这些部族向往中华礼乐文化，亲披王教，也融入了中华（中国）文化圈。《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换言之，具有或接受、实施华夏文化制度之人群、部族就是“中国人”。因此，国家、国人的定义，不是基于政治上的管辖归属，而是基于是否具有相同文化来判定的。概而言之，“华夏”即“中国”，只是表述不同，所描述角度相异，意涵上并无大别。另，从地理方位看，“中国”乃中央之国，天下之中央；从文明视角看，“中国”乃实施圣贤仁德教化、兴诗书礼乐、具异敏技艺、令蛮夷向往、效仿的文明之邦。另外，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5000多年。距今约3800—3500年的河南“二里头文明遗址”，证明了中国历史之悠久。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位于今伊拉克）始于公元前4000年，消失于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文明”始于公元前3300年，消失于公元前1300年；“古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100年，消失于公元前525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三个古文明，都因外族入侵等因素，出现了历史断层、文明断代，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唯有“华夏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断，发展至今。诚然，位于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以及位于秘鲁的“印加文明”虽亦颇为古老，但二者也都在文明进程中神秘消失。华夏（中华）文明至今一脉相传五千年。从因果论角度看，是何等原因导致这一结果？反之，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又何在？这个值得留意、值得追究的问题，留给我们日后探讨。坚实的文字详实的记史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自然带来诸多裨益，不间断的文字、历史记载便是其一。由于文明不曾间断，使得汉字得以承传；因而为记载中国历史提供了技术保障。因此，中华文明衍生的历史轨迹，被较完整地记录了下来。中国古文字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后，出现了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复杂的文字书写系统。汉字具有很多独特优点，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其功大焉。依现存史籍记载，中国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后，历史记载从未间断，且颇为详实、系统。中国的历史记载史料中，有正史、实录、地方志、谱牒等，且不同层次的记史文献赫然共存，可相互补遗，相互佐证。当然，除文献史料外，还有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在历史文献中，正史最重要、最权威，是史料的核心。正史由朝廷组织史官们编写而成，每当王朝更替，新朝建立后，都要组织史官编写前朝历史，谓之隔代修史。隔代修史的益处是，修史过程中可避免受各种权势、利益等影响，可保证记史的客观、公正；再者，前朝已过，一应史实既已确定，史官们可较清楚、较完整记述，时间上也保证了重要史料不被遗失。隔代修史，始于汉代，颇具睿智。二十四史中，很多是官修正史。由于中国自古有坚实的记史传统，使得古代史书浩如烟海，内容几乎包罗万象。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将史书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从《史记》、《汉书》，至《元史》、《明史》历时1,800多年，凡3,200多卷，4,7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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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保清官创盛世不爱钱官爱清官
清朝康熙年间“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先后涌现出了于成龙、汤斌、陆陇其、张伯行等著名的清官廉吏，究其原因，不得不归功于康熙皇帝对清官廉吏的关心和保护。 “八一巡抚”张伯行“廉惠宣猷” 张伯行（1651年－1725年）任山东济宁道时，正逢岁荒，便倾其家资购粮、制棉衣赈济灾民。布政使以其擅自动用“仓谷”上疏论劾，张伯行义正词严地说：“有旨治赈，不能算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张伯行还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大堤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水利工程，治理济宁运河，康熙赞其治河有方而有功，召见他并赐予其“布泽安流”匾额。张伯行任督抚时，曾作一《禁止馈送檄》，严禁属员馈送。檄文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应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此即张伯行修身之金绳铁矩，也是百姓称其为“八一巡抚”美誉的来历。张伯行是当时的名儒，以直声浩气名传天下，他一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未尝释卷”，以其身正为官一任，施惠一方，在江南任官数年，百姓称其“止饮吴江一杯水”。康熙称赞他说：“汝等皆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赐其“廉惠宣猷”匾额，表彰他是清廉仁惠的榜样。陈瑸“壁立千仞”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的张伯行，与被称为“壁立千仞”的清官陈瑸（1656年7月17日－1718年10月27日）在当时被颂为“泰华两峰，同标峻绝”。陈瑸是张伯行举荐的，赴任四川提学道时，仅一仆相随，衣被一如布衣平民，在任上“杜请托，一意甄拔人才”“清介公慎，杜绝苞苴”。陈瑸任台厦道时，将应得银三万两，全用于公事。陈瑸超擢为巡抚时，单骑赴任，其僚属竟不知来者是何人。到任即弹劾纵役扰民的知府知县，并上疏禁加耗、禁馈送、崇节俭、怜贫苦等数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下诏嘉勉，谕以“躬行实践，勿鹜虚名”。一次，陈瑸在畅春园觐见康熙，君臣在澹宁居谈话。陈瑸奏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 康熙听罢，非常感叹，问起陈瑸如何来京，陈瑸答：“蒙抚臣给臣盘缠赴任。又到衢州见总督，总督说汝到任后应请陛见，皇上必叫汝去看；若无盘缠，如何去得呢！臣得总督给的盘缠，方能来京。”康熙感叹地说：“汝竟是苦行老僧一样！” 一次，康熙对群臣说：“陈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又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允宜从优表异，以鼓励清操。”“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诚清廉中之卓绝者。” 清官彭鹏为官清廉者经常受到康熙的特殊眷顾。如彭鹏（1635年－1704年）秉公执法，为民作主，敢于伸张正义，其事迹被后人编成小说《彭公案》。康熙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帑银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 康熙保清官江宁巡抚慕天颜（1631年1月4日－1696年5月15日）则因为“自任巡抚以来，未闻有清廉之名”，被降级调用。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贪官、奸佞之徒常嫉恨、造谣或诽谤，因而常加以保护，他曾宣布“萧永藻、富宁安、张鹏翮、赵申乔、施世纶、殷泰、张伯行，此数人，皆清官，朕皆爱惜保全”，“朕保全清官”、“使为正人者，无所畏惧”。他明察是非曲直，从不听信谗言，使贪墨之徒没有市场。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人品和操守是最为重要的，“节操清廉，最为紧要”。康熙朝名臣皆有君子之风，都有非常动人的事迹，始终如一，位愈尊而操守愈厉，志节弥坚。康熙率领群臣创造出一代天朝盛世，后称“康乾之治”，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百姓安居乐业，各地五谷丰登，使传统文化中修己安民的理想得以实现，使恪守“天理良心”“仁爱”等道德理念得以彰显。史载：“时天子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擢者，先后踵相接”“久道化成，德洋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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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报告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严重而长期的疾病后于昨晚去世，享年92岁。
戈尔巴乔夫1985年至1991年领导苏联，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任苏联总统。 1991- -1993年，他与鲍里斯·叶利钦进行政治斗争，争取领导国家的权利并失去了领导权，之后他离开了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导致苏联精英内部发生大规模冲突，成为苏联直接解体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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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弼的死对清朝造成的影响
清朝末期，革命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各地爆发了旨在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慈禧在世时，凭借她极强的政治手腕，清朝的统治还能苦苦支撑。不过在慈禧和光绪去世后，年幼的溥仪被立为皇帝，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共同执掌朝政。但是这对组合的能力和慈禧相比相差甚远，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他们始终疲于应付。当时，清朝实力最强的军队，当时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但是，以载沣为首的皇族忌惮袁世凯的野心，将其打发回河南老家钓鱼。除了袁世凯以外，当时清朝内部也有一些能力出众的将领，其中就包括爱新觉罗·良弼。光绪年间，良弼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学成归来后入练兵处。和那些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相比，良弼刚正不阿，胸有大志，他改军制、练新军，试图振兴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1908年，他担任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也就是负责管理禁卫军。1910年，良弼随载涛前往西方列强考察陆军，回国后便组织秋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内部就是否起用袁世凯产生争执，良弼是坚决反对袁世凯复出。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良弼被剥夺统领禁卫军的实权。他和其他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并担任首领，反对革命，反对袁世凯南北议和，并拉拢一帮忠诚于大清王朝的八旗军，妄图对抗南方的革命军。在南北会谈期间，袁世凯用革命军作为筹码，强迫清廷给予他更多的权力，甚至有取清廷而代之的野心。但是，迫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的压力，袁世凯不敢太得寸进尺。1912年1月26日，一名叫彭家珍的革命青年行刺了良弼。良弼当场被炸断左腿，救治了两日便伤重而亡。在良弼临死前，他感叹道：“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良弼死后，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没有了逼宫清廷的最大阻碍。十余天后，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王朝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良弼这个人本身就非常有想法，而且他的思想也很先进。他早年的时候在日本留过学，经过深造，所以他学习到了很多日本变革救国的方法。在他回到国之后，他就决心要改变清朝的这种现状，所以他也参加了很多清朝的运动，想要挽救清朝的命运。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朝经不住历史的洪流。而且他这个人并不会随波逐流，比如说在革命党军队抢占邻地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应该派袁世凯去和革命党军的人抗衡，但是在良弼看来，袁世凯这个人不适合。所以他就和很多人为敌，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因为他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袁世凯想夺取军政大权，所以良弼一定会极力的反对这些人的主张。而且良弼对于大清朝他是非常的忠心，所以他才会在留学之后回到清朝，然后为清朝的振兴出谋划策。良弼是被同盟会的杀手彭家珍杀害的，在良弼通过一个胡同口的时候，彭家珍就扔出了一颗手榴弹，当时就把良弼双腿炸伤了。经过医治但他的病情并没有改变，而且在两天之后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十天之后，清朝皇帝就宣布了退位。为什么说他的死对于清朝垮台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回到清朝之后，所做所为都起到了拯救清朝的作用，而在他死后，这些人就没有了领袖，也就没有了之前的对清朝的那种忠心。与此同时，袁世凯就开始了逼宫清廷。良弼在临死的时候，还在想着大清朝的命运，他自己觉得如果没有他的出谋划策，那么清朝就快要灭亡，这样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有他个人对于清朝的意义，都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他的这句话也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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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质问家长为何给孩子穿汉服# 家长：中国人穿中国衣服怎么了。8月28日，江苏南京，小女孩在商场内穿汉服玩耍时，一位大爷上前质问女孩家长为什么给孩子穿汉服，并表示“太离奇了，都21世纪了”“（这样做）会影响下一代”。女孩母亲怒怼：中国人穿中国衣服有什么影响？
这位大爷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大爷的出发点，有可能是希望新时代的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抛弃旧思想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大爷可能也受到自己当年受教育局限性的影响，忽略了旧思想、旧文化中也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片面认为所有的旧思想文化都是封建迷信，都是糟粕。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是从黄帝到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相对于新时代文化而言，汉服是旧思想文化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被传承，而不应被认为是糟粕。大爷这样说是不对的，过于片面了。其实，面对旧思想文化，我们应该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和原则，全面客观分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真正的封建糟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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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伐三苗之战(公元前23～前21世纪)
公元前23世纪至前21世纪，中原华夏族与江汉三苗为争夺中原控制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大致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源出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圈)的妫姓族和源出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圈)的姒姓族等，在逐鹿中原的长期交往和战争中，逐渐融于华夏族(龙山文化圈)中。形成以晋南襄汾、永济为中心，以豫东上蔡、淮阳为中心和以豫中登封、禹州为中心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三个强大的部族联合体。当时正值自然灾害异常期，干旱、地震、严寒、洪水等灾害屡屡发生。特别是水灾，黄河频频改道造成的泛滥，加以海浸，尤为严重，同时还有三苗族的不断北犯，使中原各部族面临生存危机。在共同利害关系推动下，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走向华夏更大的联合，迈上政治一体化的道路。自陶唐氏首领尧任华夏大联合体的领袖以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水患，同时展开对三苗族的反击。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圈)的苗族就已有了以湘北澧县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五帝后期(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发展为以鄂中天门为中心的三苗族联合体。其势力已北扩至豫南淅川、内乡、南阳、桐柏等地。为解除三苗对华夏的威胁，尧率中原各族进攻三苗。在浙川、内乡以南的丹江之滨，大败三苗，将其驱逐至三危(渝鄂交界处山区)。豫南三苗各部大都归附，但仍时叛时服。有虞氏继为华夏联合体领袖后，江汉地区的三苗又与豫南各部联合向北扩展。舜率众将其击退后，为巩固战果，对豫南三苗实施政治争取，将其迁至汝州、禹州以北，郑州、洛阳以南地区，加强交流，变其习俗，使融于华夏族中；对江汉地区三苗，则进行武力打击。但终舜之世，亦未将三苗征服。夏后氏首领禹，在治水和攻苗中有功，继舜为华夏联合体领袖。为了安定南疆、统一江汉，对三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首先击败了汉水以北、实力最强的应城、天门一带的三苗；接着又击败了汉水以南荆门、江陵一带的三苗；最后再击败长江以南公安、石首及澧县一带的三苗。三苗中的一部，被并于华夏族中，大部退逃至湘、桂、川、滇地区。禹的威望大增，“四方归之，辟土为王”。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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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046年，在周灭商战争中，周武王率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歼灭商军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商王武乙(公元前1147年至前1113年)时，位于泾渭流域岐山一带、臣附于商的周族，在季历领导下，消灭了附近的戎族方国，势力渐强。商王方丁即位后，杀死季历。季历子姬昌(文王)继位后，任姜尚(太公)为太师，励精图治，积极作灭商准备。文王利用为商征服反商方国之机，大力扩充实力。在争取近邻芮(今陕西大荔东南)、虞(今山西平陆)亲附后，即以代商讨叛为名，行灭商之实。首先征服西方的犬戎(今陕西延安西)、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等国，以解后顾之忧。尔后东进攻占了莒(今山西晋城北)、耆(今山西长治西南)和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翦商右翼；接着又攻克商的亲信大国崇(今河南嵩县境)，基本上对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便于东进中原，又将周都迁至丰(今陕西西安西南)。随后文王病死，武王姬发继位，继承了灭商重任。公元前1048年，武王率军东进，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来会的诸侯结盟。当时诸侯多建议立即攻商，但武王认为灭商条件尚不具备，会盟后即各自返国待机。后得情报，知商朝内部已分崩离析，纣王处于众叛亲离境地。武王、姜尚等认为时机已到，于公元前1046年率其精锐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先行出发。至盟津与庸(今湖北竹山西南)、蜀(今四川成都)、羌(今甘肃卓尼一带)、卢(今甘肃平凉西南)、彭(今甘肃庆阳境)、濮(今重庆湖北交界处)、微(今陕西眉县西南)等盟军会合，不俟后续6师到达，即于二月二十一日渡过黄河，经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宁(今河南获嘉)、共(今河南辉县境)，于二十七日(甲子日)黎明到达牧野进行誓师：历数纣王罪行，强调作战纪律，要求战斗队形保持严整。纣王凑集商都附近商军约17万人，列阵迎战。决战开始时，姜尚亲乘战车在前挑战，由战车、虎贲组成的方阵主力随之冲锋。商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士无斗志，前锋反而倒戈降周。经半日战斗，商军即全部“瓦解而走，土崩而下”。纣王退至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朝歌后，四路分兵进攻亲商方国。至四月上旬，越戏方(今河南巩义西南)、陈(今河南淮阳)、卫(即韦、今河南滑县南)、(即历、今河南禹州境)、宣方(今山西垣曲东南)、蜀(今河南禹州东北)等均被征服。武王返回丰京，取代商建立了周王朝，并增建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