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九年二月,左宗棠挪到了乾州,随营粮台的账本一送过来,他摊开一看,陕西的人口册子,从一千三百九十五万掉到了七百七十二万,甘肃那边更别提,一千五百四十万的人就剩下四百一十万了,他看完在后面写了一句,说不全是杀的,跑了的,迁走的,藏起来的,占了十之六七,这算是战后头一份官方的人口记录,直接就说了,不是传言里讲的都杀光了,很多人是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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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那边更头疼,省档案局里现在还有本《甘结册》,上面记着,一八六九年全省报上来的“没主的荒地”有一千七百三十万亩,差不多是打仗前耕地的一半,左宗棠在兰州开了个“劝垦局”,说谁来开荒,种满三年这地就永远是你的,给你发执照,可第一批来领照的也就七千八百户,开了八十三万亩地,一家也就一百亩出头,不是老百姓懒,是真没牛,没种子,连住的房子都没了,想种也种不了。

人跟地得重新连上,左宗棠就想了个“迁回安插”的法子,把打完仗还散在山沟里的陕西回民,迁到平凉,会宁那些“荒得没人要”的地方,跟汉人的村子得隔开二十里以上,怕再闹起来,一八七零年的《安插回民告示》里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给五亩地,官府借你一石种子,一头牛,牛算十二两银子,分三年还清就行,平凉县的档案里还留着那年的名册,总共安顿了一万零二百个陕西回民,分着住在大岔沟,曹家庄这些二十多个堡子里,堡子的墙,渠口,仓库,都是楚军的工程营帮忙盖的,钱还是从福建的协饷里挤出来的。

这“安插”也不是单方面的事,一八七一年,河州马占鳌那伙人降了,左宗棠也没把人赶走,把他们三万多人就地编成“抚回七旗”,地就分在洮河两边,三年不收税,还跟地方官说,以后回民汉民打官司,都按一个规矩来,不许分谁是谁,这法子让河州后面十来年都没再出过大事,后来的人管这叫“以地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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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也得恢复,兰州的黄河镇远浮桥,打仗前一天能过三百多条装盐,装茶,装烟的船,到一八六九年就剩三十条了,船家都说,回汉互相抢,这河路走不通,左宗棠就让总兵沈玉遂派了六艘水师哨船,在河上来回护航,每条商船收一两银子的保护费,半年不到,过往的船就回到了一百八十艘,他又从上海关税里拨了五万两银子,在河口,西宁,宁夏开了几个“官茶分栈”,把厘金降了三分之一,把山西,陕西的商人都给吸引回来了。

人口,土地,生意这些能稳住只是第一步,一八七三年,左宗棠在兰州搞了个“机器局”,从广州弄来蒸汽机,车床,还招了六十个浙江福建的工匠,学着造法国人的步枪子弹,一天能造三千颗,又开了个“织呢总局”,用甘肃的羊毛试着做呢绒,一天能出二十丈,虽然离军队用还差得远,可总算让西北这地方的乡绅们,头一回见着“洋机器”是咋转的,他觉得,只有让边疆自己能造东西,才能少花内地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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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仗第七年,朝廷让各个省报一下荒地开垦了多少,陕甘两省加起来报了四百二十万亩,也就占了打仗前的三成,人还是少了一大半,不过在兰州,平凉,泾阳这些集市上,已经能看到“麦子堆成山,布匹捆成垛”的景象了,左宗棠在自己写的家信里也认了,西北这场大乱,没三十年恢复不过来,现在能恢复一半,也算对得起皇上了,他没把功劳都算自己头上,说能恢复一半,靠的是“移民实边,减厘通商,兴学劝工”这三件事,还提醒后面接手的人,别觉得打下来就完事了,让老百姓好好过日子才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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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要是去平凉的四十里铺,还能看到当年“抚回”修的堡墙,黄土墙里头还夹着碎瓦片,断了的犁头,墙外面就是一片青黄相间的麦田,堡门上头的石头刻着“同登衽席”四个字,风吹雨淋的已经看不太清了,可这恰恰是一个时代最实在的记号,一场大乱之后,让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块地上重新活下去,这比啥口号都难,也比啥史诗都真。